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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科设置中，“文学理论”是一个显赫而又怪异的学科，它伴随着中国大学的学术体制浮出历史的地表。现在回头一看，它过往的光荣与梦想都已如云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已然不再。如今，文学理论学科中那些干瘪、枯燥、毫无生气的范畴、命题、概念、判断如同鸡肋，嚼之无味，弃之不舍。文学理论的理论武器，面对当代文学实践与文化经验显得如此疲软乏力，人们或者强词夺理，或者弃甲而逃。这样一个处于弥留状态的“学科”，为了证明自己在科学上的合法性，还一直在顽强地、百折不挠地、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激起“学术高潮”，令人感动。
然而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它的学科基础究竟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或者换一个提问方式，它的最小研究单位是什么？我们知道，物理学的最小研究单位是原子、质子、粒子……数学的最小研究单位是“数”，“善——恶”是伦理学的地盘，“美——丑”是美学的领域，“真——假”是自然科学的判断，“主体——客体”是哲学的范畴，“词”是语言学的研究单位，“句子”和“篇章”是修辞学的研究单位。那么文学理论学科呢？狄尔泰认为，（包含文艺学在内的）人文科学或者精神科学的最小研究单位是“体验”。我们的疑问是，这种朦胧无边的“体验”或者“经验”究竟是什么？文学理论“学科”是否能够胜任对其进行研究的职能？心理学是不是更有资格？如果我们将“体验”细分，从中抽出“审美体验”这样一个特殊范畴归于文学理论，那么，它如何区别于哲学、美学、心理学学科？
我们再退一步来思考问题，设定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一种“审美体验”的可通约性；或者说“同情”、“怜悯”、“感动”这样一些个人体验（经验）及其表达方式，在不同个体、民族、社群之间的认同感。那么它是不是会变成古典语文学和修辞学？诺斯普洛·弗莱也认为，文学理论应该关注一种建立在神话和口传文学基础上的广义的“关怀神话”，通过对这种“神话”（过去——现在——未来）的叙述和讲述方式的研究，来舒缓生活在整体神话中的人的焦虑。但这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理论”吗？它更多地与神话学和民俗学相关，它不过是当代不断出现的“理论话语”中的一种而已，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理论”。在今天，“文学”的确在不断地刺激当代理论的生产，但“文学理论”依然是一个疑问。我们一直在采用“文学理论”这个说法，但仔细考察起来，其实根本就没有“文学理论”这种东西，而有的只是“文学”和“理论”，有的只是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文学和意义的阐释和研究，或者说“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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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研究“客体”的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中，文史哲不分家，“文学”包含在经史子集之中。而西方的文艺最早也属于“技术”、“技艺”的范畴。当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学”，从广义的古典文献学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它仍然留下了一丝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脐带，它与社会、政治、道德、科学、教育等现实领域的曲折关联，使它的独立自主更像是一种朦胧缥缈的审美幻象。因此，对于文学的理论言说不可能是自足的，它一开始就打上其他领域理论话语的母体胎记。最早的“文学理论”主要由这么几方面构成：1.关于诗歌、散文、艺术的哲学和伦理学思考，比如孔子论诗歌、音乐、绘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论等。2.从事文学创作的诗人、作家对文学的思考，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雪莱的《为诗辩护》。3.关于文学的鉴赏和批评性言论，包括各种诗话、词话、点评式的眉批等。因为对象本身与哲学和史学的混杂性，所有这些对文学的论述都是从属性的，是哲学或美学的派生物。与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相比，“文学理论”不是一种原发性的理论形态，而是一种继发性理论——它是人们从某种原发性理论立场出发去解释或操控文学实践的中间环节。相对于原发性母体理论来说，文学理论始终是一个“他者”，它通过租借其他理论来完成对于文学的评价。它连接着两端：一端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学现象，另一端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文艺学试图承担沟通二者的桥梁作用。从来没有纯粹的文学理论，它背后总有某种依托。作为“他者”的文学理论产生，源于文学经验阐释和意义解说的冲动，因此，文学理论实际上受制于两个因素：文学实践和母体理论资源。随着文学理论在20世纪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和研究的专门化机构，它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文学理论是一个自足的理论形态，它是一个自为的学科，它有自己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和表述体系。但既然文学理论只是一个“他者”，它就只能在旁人举起的铜镜中照见自己多变的怪脸，只能在理论的互涉和融合中完成自身形象的建构。同时，它必须随着变动不居的文学现象的步伐调整自身，必须不断吸纳其他学科领域的最新理论建树来自我完善，开放性和“互文性”是文学理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那种试图建立一种普遍有效、包治百病的宏大理论体系的努力显然是可疑的。
“他者”的卑微身份，限定了文学理论没有能力单独为文学立法。虽然“立法”是理论最热衷的事情，但只要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做出某种判断，它就已经在向主人租借理论。它只能凭借经验的累积对文学现象进行某种阐释。然而，文学理论家们从来都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为文学立法，当然在某一特定的时候，他们也确实凭借某种外部力量（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发挥了立法的作用，但如果他们没有找到适当的原发性理论，这种立法显然是失效的（行政命令干涉除外）。当剔出了所依据的母体理论和文学经验之后，我们发现，文学理论就只是一个空壳。只要有足够多的文学经验加上一套理论依据，我们似乎就可以随意建构出一种文学理论。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西方文论流派纷呈，令人应接不暇的重要原因。当一种新的哲学思潮或者人类学研究方法或者社会学理论出台以后，只要把它用于文学解释，我们似乎就可以对其贴上一个某某文论的标签。我们看到了层出不穷的各种“理论”，唯独没有看到“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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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经世致用”传统的因袭和知识分子的“立法”冲动，兼之近百年来文学话语与社会生活之间频繁的相互卷入，文学理论的学术自律性追求几乎就是一个禁区，这就导致文学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纠结缠绕，将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变成了一种机械的文学社会学。早期国内文学理论界一直沿袭前苏联的马列文论体系，其崇高地位和主流话语的力量，无形中遮蔽了文学理论与生俱来的他者身份。文学理论凭借其与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密关系，登堂入室，俨然成为了中文学科的“正宫娘娘”，颇有“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气势。在新中国的学科建制内，文学理论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它具有鲜明的行政术语色彩和意识形态意味。文学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作用和影响比其他任何艺术形态都大，文学理论也因此成为整个文艺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在建国后历次政治文化运动中都充当了急先锋，为各种论辩、争鸣、反思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方法论热、西学热，到处可以见到它活跃的身影，它因此也成为了“新启蒙”的生力军。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艺学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话语空间。“他者”俨然成为了主流，子理论已然凌驾于母理论之上。这一反客为主的思想流程同时也是文艺学逐渐取得文学学科领导地位，获得立法权的过程：前三十年的文学实践在“文艺学”的引导下匍匐而行，不敢越雷池一步。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文论共同发扬了新启蒙的功能，文学对“文革”创伤记忆的巨大抚慰力量，使文学理论在80年代的精神谱系中实际上处于领袖地位。它借以生成的其他思想资源都要通过它才能向外发出更大的声音，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文学理论在中国被遮蔽的“他者”身份，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导致的，在主流话语对学术的引导力量减轻之后，在历史断裂处被掩盖的“他者”属性的真相才逐渐显露出来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退却到学院之中。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建构起来的文艺学体系，在传统意识形态表述机制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失去了中心化力量。但它自己当然不甘心“他者”的出身，试图借用西方新鲜的“后”理论来助威，各种理论就这样蜂拥而至，衍生成一个理论“巨无霸”式的庞然大物。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艺美学、马列文论、文化研究理论、媒体研究理论……分门别类又重复建设。然而奇怪的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子孙，正是文学理论“他者”血统的例证。随着现代西学学科建制的完善和细化，文艺学借以繁殖的原发性理论也极大丰富，导致文学理论就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长势。事实上，在理论过剩的背后却是理论的贫乏。所有的“主义”都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立足点，然而我们发现自己不能在任何一个立足点上停留，它们就像春天的冰面随时可能融化。面对日益艰深的现实，越来越学院化、体制化的理论话语与当下经验产生了回避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一方面，理论界自说自话，很少关注文学现状，对当下文学在生存方式上的急剧变化反应迟钝，对当下社会对文学的切身感受避而不谈，对传统文学空间的缩减以及文学向新兴文化空间拓展的趋势和可能性缺乏思考；另一方面，当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也自行其是，对理论界的话语喧哗充耳不闻。文学理论第一次尝到了被打入冷宫的滋味。因此，尽管专业化体制下理论话语不断膨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文学理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的确边缘化了。理论的“内爆”与“过剩”反而伴随着文艺学的危机，就像因商品过剩而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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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学科的边缘化，正是由“他者”身份这个胎记所带来的一种宿命。今天，时代和现实发生巨大变化，作为“他者”的文艺学的狐狸尾巴已经很难隐身了。与其说是社会变化让“文艺学”窘迫不已，不如说是社会变化揭开了它原本就具有的“他者”身份的真相。
首先，文学理论的阐释对象已经发生剧变。消费社会中文学文本的泛化就是其典型症候。在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大量涌现的“文学文本”，割断了传统的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意义联系，从而将生活实践、器物等实用文本“文学化”。消费社会文学文本的形态——大众传媒、广义的行为艺术、器物以及网络事件、生活事件、体育赛事、明星等等，将某种实用文本隐喻化。一切行为在被挪移了原位并且被当作某种“体验”读本的时候，就似乎成了“艺术”。只要我们处在一个改变了的语境之中，我们就会在别人的日常生活里看到“故事”、“新闻”或“现场直播”……这就是后现代的审美文本：审美性在大众消费生活中无处不在。在联结着摄影镜头的屏幕一端，别人的生活现场成为一个高度写实的审美文本。在大众传媒时代，只需要找到特定时空范围内别人还不知道的事件，把它投放到日常生活中，让每个人以此表达人生在世的种种关切和愿望，表达缠绕在人们起居之间的人生情绪——一个审美文本的诞生和阅读便告完成。文学文本的泛化，导致了以经典审美文本为言说对象的文艺学的失语。面对形态万千的、本质上是消费品的“文学文本”，依靠其他理论对文学的阐释而组合起来的文学理论，已经捉襟见肘了。我们再次看到德里达的宣言：“文学大概就处于一切的边缘，几乎超越一切，包括其自身……它永远不会属于科学的，哲学的，会话的。然而，如果不是对所有这些话语开放，如果不是对这些话语中任何一种开放，它也就不会成为文学。”第二，日益复杂的文化经验要求全新的阐释，而原来作为依凭的各种原发性理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也常常是可疑的，都面临着裂变、重构、自我否定。文艺学“寄主”的困境，几乎要斩断附生其上的“他者”（寄生蟹）的生路。让我们以美学为例。生活的审美化与艺术的生活化，使艺术的自律性边界被取消（一同被取消的是“文学性”的边界）。文艺不再是一种有完整结构和自律性边界的精神实体，而是以解体的、分化的形式全面地渗入生活之中，去营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术”情调和氛围，并构成文化消费的直接内容。现实转化为影像，“形象”直接就成了商品。美学的乌托邦精神消失了，批判的激情被消费的激情所取代，美学无法实现自身对现实的超越，审美、艺术、裂变了的美学自身，都已经完全吸入商品世界的超级空间。乌托邦的沉落决定了美学的理论系统解体的必然性。美学的内在精神垮掉了，它丧失了支撑其庞大理论建筑的内在支持力。而审美问题恰是文学理论中的基础性问题，美学是传统文艺学的重要话语资源，新时期文学理论很大程度上采取把美学的观点及其方法直接移植过来的话语组合策略。传统美学概念和“美”的解体，进一步加速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失效。
第三，启蒙的尴尬和焦虑。在席勒那里，文艺本身就是一个中介和工具，是权力和理性之外的第三个王国，也就是文学艺术（审美）的“游戏王国”和“虚构王国”。他认为这种游戏式的创造性冲动，能够使人摆脱权力和蒙昧的枷锁。文学（审美）因此成了一个重要的“中介”，通过它，最终指向的是社会和政治自由。文学（审美）就是“自由”的先头部队，或者说“审美理想”是“社会理想”的先头部队。因此，文学理论就是一种讨论审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中介理论或者“寄生理论”。而今天，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在一种虚假自由的消费社会的消失，导致了启蒙计划的崩溃。消费社会或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撤走了让英雄的巨大身形得以展现的广场，真正的中心或神圣价值的表述者，现在是隐退到看不见的市场处。市场体制和这一体制赖以为生的宪法——货币——已经体面地表达了启蒙英雄们试图用语言和身体加以表述的正义和真理。启蒙的终结意味着理论“立法”任务的退场，文艺学再也不可能凭借启蒙的外衣掩饰住“他者”的烙印而扮成时代的精神导师。在后现代社会，多样的语言游戏和地方主义正在取代宏大叙事和普遍主义。高雅文化、形而上学的表述传统（这正是传统文学理论的言说方式）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启蒙叙事已经被收藏品化。生活到处在哄堂大笑——这正是让大多数文学评论者和后现代文艺理论家们感到无所适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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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诗学理论，处理的是人在自然面前的焦虑体验（整体性还在，因此英雄是有效的）。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处理的是人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焦虑体验（其基础是社会理性及其整体性乌托邦）。当代的文学理论，应该处理因人与物之间的“物化”关系产生的焦虑体验（它隐含着对破碎经验进行整合的冲动）。因此，它自身并不自足，它必须租借广义的“理论”资源，来阐释不断出现的新的叙事文本及其意义生产模式。文艺学不要试图为文艺创作提供方法论，也不要试图总结文艺的标准规律，它应该与“思想史”结为一个整体，以缓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就像经济学缓解物质困境一样。它不过是缓解社会总体神话中的焦虑的方式之一。它应该回归到孔子时代，亚里士多德时代，通过文艺这一学科，促成更多人彼此之间的经验认同。
我们发现，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他者”的地位，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因此，现在再去大谈一种作为“学科”存在的文学理论学科，无疑是抱残守缺的。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理论充斥的行尸走肉的学科，失去的是激发思想的源头活水。现在需要的是各种理论对于文学的开放性和“互文性”提供支持，或者说是对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经验可通约性的期待。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文艺理论”，而是真正有效的“理论”。除了阐释能力之外，“理论”应当培养我们敏锐的感受力和人文气质，这就需要文学理论向“文”的回归——一个激活汉语思想资源的过程。所谓“文”，下面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在《金楼子·立言》篇中，萧绎写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虎炳豹郁，彬彬君子。”“文”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它预示着“审美之维”不再是学科化的，而是生活化的，它的观照对象和资源异常广大。现在正是一个感性极度发达，“审美”触角四处延伸播撒的时代。思想资源与生活经验的有效对接，是对文艺理论的严峻挑战，或者说是它能否与当代思想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一次考验。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或许就是传统文论突破自身局限的一次演练。
（《作为“他者”的文学理论》一文系与徐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