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最热衷于集体活动。他们或者出于对安全感的寻求之外，还有一种集体性活动的感染作用。商业消费、追求时尚、战争、政治运动，都在不同层面上利用这种群众心理。除此之外，群众还有一种集体性活动，那就是语言活动。它不是政治舆论和知识传播，而是一种将摧毁性语言和娱乐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话语活动。其最终结果甚至可以达到战争或政治运动的效果。
1.群众摧毁群众
愤怒或者怨恨的大群众，试图用温和的形式将一个小群众剿灭，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用舌头，也就是语言。借助于舆论，大群众将积聚在心理之内的攻击性能量，“投射”到一群长有杂毛的“替罪羊”身上。不管这些“替罪羊”是犹太人还是吉卜赛人，是黄种人还是黑人，是上海人还是河南人，反正都一样。近几年来，在群众对群众的摧毁性攻击中，河南人群被中国人群逮个正着。我读了一些为河南人辩护的文章，有一本叫《河南人惹谁了》的书，近12万字的篇幅，写得正义凛然，但效果远不如一个关于河南人的小段子。那些辩护的声音，就像奖励的掌声一样，刺激着段子作者的灵感，激起了讲述者和倾听者的欲望。
群众是如何结集在一起的呢？河南人群（或者苏北人群）怎么会不幸地与一个庞大的人群相遇呢？他们怎么就遭遇到了将被分离出去的命运呢？这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就像好事的樵夫捅破了马蜂窝一样。其实，群众就是一群散漫的狩猎者，只有发现了猎物的时候才会纠集在一起。他们合伙猛地扑向猎物，目的是为了分享猎物。河南人（或者苏北人、犹太人）的精神近乎崩溃的时刻，正是狩猎者准备分享猎物——道德肥肉和皮毛——的时刻。所有的群众都在分享语言猎枪捕获的道德果实。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胜利的假相，猎物（河南人，苏北人、犹太人）本质上是根本不会被群众摧毁的，被摧毁的恰恰是那些跑得最快的、进攻得最猛烈的猎人。他们被群众重重压在底下而窒息身亡。于是，群众中的一部分就首先成了猎物，也就是成了“河南人”，“河南人”就在他们身上复活了。这就是群众摧毁群众的社会心理学悖论。
2.污名：群众的战略
群众假定自己是一个有共同朋友和敌人、共同好恶和趣味的社会整体，“道德乌托邦”就是这个群众整体的假定边界。遗憾的是，“群众整体”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他们无法靠自己来证明自身，他们唯一的“证题法”就是“合并同类项”，将另一个群体驱逐出假定的道德乌托邦的边界，将他们放逐出境，从而使自己假想的边界透明无比，社会学称之为“去道德化”，也就是否定另一群人的道德主体角色。非道德主体（他们），就是道德主体（咱们）的共同敌人。在这里，“污名法”（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作为微观社会学中的权力较量和攻击手段，就成了群众的战略，通过语言（舆论）传播，将非道德标记贴在另类人群的额头上，就像海斯特·白兰胸前的红字一样。
但是，如果这些标签的性质不够稳固，也就是标签的形式和内容不能恒久对称的话，“污名法”就跟谣言十分接近。为了让谣言变成真理，群众必须将另类人变成永恒的“非道德主体”，也就是将一小群人锁定在一个固定的“去道德化”的世界之中。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道德集中营”般的世界并不存在，或者说它的边界摇曳不定。唯一能够形成恒久“去道德化”世界的，只有语言，也就是符号世界。因此，编织语言符号边界的修辞术，就成了群众的战术，这个战术威力无比，所向披靡。比如，《圣经》将法利赛人去道德化（唯利是图），西方人将东方人去道德化（嗓门儿大，不讲环保），中国人将河南人去道德化（诈骗术），上海人将苏北人去道德化（职业和身份歧视），都得益于括号中那一个又一个故事和讲述时的修辞术。在一场没有被告的诉讼中，他们，河南人、苏北人、犹太人……就这样成了一个没有原告的罪人。
3.修辞：群众的战术
修辞术就是群众的战术，就像“污名法”是群众的战略一样。修辞术的本意原本是雄辩术，它十分讲究理性的逻辑推理，只是后来才堕落为纯粹的讲述技巧或者一种虚构的叙事。通过虚构叙事文本的符号结构，我们突然接近了一个我们并未接触过的、被典型化和“妖魔化”的特殊的客体（河南人、苏北人等）。对河南人、苏北人等的虚构叙事，目的不在于反映真实的现实，而是要将一种残缺的现实，融进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中，从而达到虚构作为“扭曲整体”的河南人的阅读效果。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关于河南人的“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呼喊声，犹如炸药包的爆炸声一样，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子里。在这里，叙事形式本身就变成了内容，借助于历史故事本身的稳固结构，达到了比炸药爆炸还要令人震惊的现场效果。故事的讲述和倾听现场，仿佛成了一个道德审判的现场，莫名其妙地将河南人群钉上了道德的十字架。这种虚构叙事的威力，这种现代修辞术的技巧，靠以刘震云、“马说”等河南精英的雄辩术，永远也无法化解。因为故事的讲述者，已经从根本上修改了历史故事的基因，一个新的“转基因故事原型”已然成型。我们这些被“转基因食品”养育出来的庞大群众，就认这个。
对河南人、苏北人、犹太人的虚构叙事文本或者修辞术（其中包含了诸多隐形的、残酷的话语暴力和地域歧视），就是通过语言的叙述，“囚禁”了一两个更小的群体，并在想象性的符号生产和消费（讲故事、听故事）中，将自己这个更大的群体轻而易举地“解放”了，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终于成功地驱逐了一个群体（河南人、苏北人等），就剩“咱们”自己了。毫无疑问，无论通过什么形式的“暴力”，都永远也不能接近“解放”的目标，他们将被自己的同类勒死。因为“解放”就是消除距离的结集，而撕咬就是群众的本质。
4.群众的重新融合
几乎就在河南人遭到攻击的同时，一位河南患者，扬言要到大城市里去向众人“喷射毒针”。我们还同时听到了诸多来自中原腹地的，跟来自其他地区一样令人惊奇的消息。我们发现，从外部攻击一个群体，不但不能使这个群体消亡，反而使他们更加强大和稳固。他们会采用各种保护措施，比如模仿别的群体、寻求欺骗的合法性（一种新的雄辩术）等等，让自己和自己的特征得以保存，并同心协力要抹去“集体污名”。
包括河南人在内的所有遭到攻击的群体，在一种带有道德歧视色彩的故事面前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保存自己的唯一方式，首先就是认可攻击者假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同时也认可自身的道德劣势。因此，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辩解，意思是说，我们也不喜欢你们说的那种“河南人”或者“苏北人”，但我们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河南人”或者“苏北人”。我们就是你们，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也是群众。
相反，在驱逐异类之后显得貌似纯洁的群众，已经感到百无聊赖，也感到焦虑不安。这种焦虑来自一种新的瓦解、新的驱逐、新的分类。他们也开始患上了河南人、苏北人、犹太人一样的地方病。他们最终被分裂为无数个小的群体。与此同时，“河南人”被迫伪装成大群众认可的那种群体的成员。北京人和上海人越来越像河南人和苏北人；河南人和苏北人也越来越像北京人和上海人。在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群众又重新融合在一起了。可见，群众摧毁群众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摧残，实际上就是语言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