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一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刚刚开始使用。但是就在一个短时期中，这个词的用法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政治的内涵转变为经济的内涵。在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的“冷战”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之间划出了一条严格分明的界限。从外交上营垒分明的意义上说，所有的国家不站在这一边，就得站在那一边。大多数国家的确如此，但仍有少数还在坚守着不稳定的中立立场，其中有铁托的南斯拉夫、纳赛尔的埃及、尼赫鲁的印度、恩克鲁玛的加纳和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这些自行其是的国家渐渐被统称为第三世界，以区别于西方集团的第一世界和苏联集团的第二世界。随着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解冻，“第三世界”一词失去了其政治含义的理论基础，逐渐被赋予经济的内涵，并用于称呼世界上那些欠发达的地区，以区别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如美国、日本、西欧和前大英帝国的诸自治领地）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如苏联和东欧）。这一意义上的转变使“第三世界”成为一个含义更为广泛的范畴，包括了一百多个国家，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特别是今天，第三世界囊括世界上以下各个地区：整个拉丁美洲，除南非以外的整个非洲和除日本、以色列以外的整个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被划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那时用来修饰这些殖民地的形容词是“落后的”，而不像今天这样带有外交辞令的术语——“欠发达的”，尽管这个用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通过研究，人们开始认识到，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和第一世界的发达并非两个孤立而无联系的现象，二者在机体和功能上是互相联系的。欠发达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于追随以西方国家为先驱的工业化进程而追赶不上（的结果）。第三世界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冷战初期区分敌友的政治阶段，呼吁朋友们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冷战后期区分发达与欠发达的经济阶段，强调东西方展开对话与合作；三是随着“依附理论”兴起的新政治经济阶段，同时展开政治批判、外交斡旋、经济协调。
第三世界的崛起的确意味着传统殖民主义世界的终结。“一战”削弱了宗主国的实力。“二战”为民族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人赶走了在东南亚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并在撤离之前将大量武器留给当地民族主义武装组织）。1944年叙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此后的25年间，63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先后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一般认为，这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的先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大量遗留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第一，民族冲突。“宁要带有危险的自治，也不要平静的奴役。”这是非洲加纳民族主义运动领袖恩克鲁玛的口号。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民族冲突。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之一。印度学者布塔里亚·乌瓦什在《沉默的另一面》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次灾难。几个月中，1200万人在新成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迁徙，“估计死亡人数在20万（当时英国的数据）到200万（事后印度的估计）之间……到处都有性暴力行为：约有7万5千妇女遭到不同信仰的男人的劫持和强奸……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家园被毁……”。20世纪90年代以前，真正的对抗并不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是在美苏两个超级集团之间。“冷战”时期，在美苏两个超级集团之间排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工作。在大国集团的军事和经济绝对优势的垄断下，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表面上对抗，实际上依附。
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实现，而是落后的农业国度率先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是，在发展问题上，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碰到了新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组简单的数据，就能了解全球财富分配的状况。1960年，发达国家占67.3%；发展中国家占19.8%；苏联集团占12.9%。1970年分别是：72.2%、17.1%、10.7%。1994年分别是：78.7%、18%、3.3%。殖民地的终结不但没有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使其经济出现了繁荣的趋势。这使历史学家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葡萄牙因拒不放弃殖民地，所以一直处在其特有的贫困之中。因此，可以断定，发达国家的繁荣并不依赖于对海外不发达地区的征服——事实上，一切正相反。这一后期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完全改变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的趋势。”
承认自己的欠发达地位，利用发达国家的已有资源来改变自己的贫穷落后状况，是欠发达国家的基本心态。但知识界（特别是左翼）一直在质疑这件事。质疑的理由有两条：第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掠夺的结果。第二，“零博弈”理论告诉我们：你之所得就是他人之所失。这是“对抗”的理论依据。在第三世界国家，要“对抗”还是要“发展”（依附），一直是其内部的一个重大政治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就出现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裁军和经济合作问题之外，没有在实质性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在出席会议的29个国家中，谋求发展的亲西方国家和中立的国家就有20个。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平等发展状况的批判，并不能阻止发展中国家在依附发达国家的前提下谋求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将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投放到“自由市场”，以换取发展和进步。第三世界并没有结成一个统一的联合阵线。接下来，随着第三世界领导人（毛泽东、苏加诺、尼赫鲁、恩克鲁玛等）的逝世或下台，“第三世界”的声音也就渐渐趋于缄默。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实践的发达和理论的贫血。
几乎与“第三世界理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兴起的同时，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德国学者安德列·冈德·弗兰克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等著作的部分章节开始发表，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出版了《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规律》、《世界体系的形成》，“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这些学者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而且经常使用“第三世界”这一概念，但并不将这一概念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入手，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的史学方法，通过科学分析的手段，发现了世界体系内部的不平等关系，比如“依附论”的“中心——边缘”结构，“世界体系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第一世界”是指美国统治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世界”是指苏联统治的社会主义世界。“第三世界”是泛指在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非工业化国家。阿明、多斯桑托斯、詹姆逊等当代理论家，在涉及“第三世界”的问题时，也基本上持这种划分方法。美籍印裔学者艾贾兹·阿赫默德，在一篇批评詹姆逊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是根据生产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划分的，第三世界则完全是根据一种纯粹外来插入现象的“经验”来定义的。这在理论上不成立，也不能解释亚洲“起飞”国家和地区（印度、中国内地和港台、韩国、新加坡等）出现的现象，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而走向“市场化”道路。根据20世纪下半叶国际形势的变化，甚至有人提出“第四世界”的概念，特指原来“第三世界”内部的经济停滞型国家，比如非洲和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国家。第三世界集团内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尚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与第一世界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即“第四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另一部分半工业化的国家与第一世界的关系则变得越来越暧昧。半工业化国家已经自动地屈从于资本主义发展（或资本积累）的时间逻辑。
“时间”是变化、发展和一体化的概念。“空间”是结构、共存和对峙性的概念。原始资本主义通过扩大交换空间（地理大发现、跨国贸易、海外市场）的活动得以成型和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则将空间关系转化为市场活动中的时间关系（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进而将这种时间关系抽象为历史模式（社会发展进化阶段论）。“三个世界理论”的本意，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资本“时间逻辑”的抵制，并曲折地表达了一种追求文化“共存空间”的强烈愿望。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对“时间”（“现代化”）的诉求，来保存或巩固自身“空间地位”。就像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继续通过“空间”活动（跨国公司、全球金融体系、经济一体化等）来巩固自身的“时间优势”一样。
问题正出在这里。在“空间”（地缘政治和民族文化）上是对抗，在“时间”（“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上是依附。这种矛盾状态是第三世界国家心头的一个巨大阴影，其表现形式就是一种强烈的“时间焦虑症”。这种症状不但表现在国家的宏观决策中（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前赶），更深深地潜入了文化和民众的意识深层，进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以各种奇异的形态表达出来（最典型的就是拜金主义）。传统“第三世界理论”在缓解这种“焦虑症”方面显得简单、浮躁而软弱无力。因此，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安德列·冈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等人为代表的“依附理论”，是对传统的“第三世界理论”的重要补充。“依附理论”建立在理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上。它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将发达与不发达看作是一种结构性要素（中心——边缘）；将历史资本主义问题，转化为全球一体化经济中依附性压迫和剥削的现实问题。同时，欠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也带有浓郁的依附性，原因是外部因素（全球性的技术分工和跨国资本运作方式）在制约和操纵着内部因素。
萨米尔·阿明指出，商业依附并不是因为欠发达国家只会生产和出口基础产品，而是因为他们只能是基础产品的生产者，因为他们无法形成一种“自主中心的工业结构”。金融依附是因为欠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生产性资金来源于跨国资本，而剩余利润的主要部分是朝向中心国家回流的。这也就是沃勒斯坦所说的受世界市场机制和国家机器支配的“剩余转移”。结果是，中心国家的货币汇率完全控制着欠发达国家的货币体系，阻碍着欠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它还左右着这些国家内部的工资体系。欠发达国家的工人必须承受双重剥削：在全球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受制于本地买办，接受资本原始积累的剩余价值规律。在非正常状况下，他们又要承担全球资本周期性波动的后果，以保证“剩余转移”不受损害。技术依附主要是指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中，通过特殊设备和零部件、售后服务、专利等方式的垄断。“依附理论”通过这种结构分析，展示了中心国家与外围依附国家之间的根本矛盾，达到批判资本主义的全球垄断的目的。“依附理论”认为，对方（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就是边缘国家“时间焦虑”这一病症的根源。这种空间上的对峙状态，似乎是缓解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时间焦虑症”合乎逻辑的表现，其特点是将“焦虑症”部分地转嫁给空间中的另一方。
“时间焦虑症”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焦虑症”。缓解“历史焦虑症”的方法，是将时间长度（历史跨度）加大，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对短暂的历史事件（革命、战争）的执迷上离开。这种缓解“时间焦虑症”方法的代表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的三个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就是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另两个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理论和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三种类型：1.短时段，即事件，今天大众传播所热衷的东西。这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极具欺骗性的时间形式。2.中时段，即局势，比如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研究（价格波动、人口增长、生产增减等），时间跨度是20年到50年不等。3.长时段，即结构，重视对日常物质生活的结构研究，时间跨度是500年乃至5000年，在时间的静止状态下，发现历史的稳定结构。当目光愈拉愈长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欧洲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过是1600年之后才形成的（通过地理大发现、资源掠夺兼及跨国贸易），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经济世界”，也因此变成了“世界经济”的代名词。在此之前出现过各种其他类型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和阿明特别提到以中国和埃及等古老国家为代表的“朝贡体系”。这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体系。
“朝贡体系”是否是一个“经济世界”、“经济体”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中华帝国一直对国际贸易兴趣不大，这已经是常识。亚当·斯密通过传教士和旅行家的介绍也间接地了解到这一点，“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中华帝国无论是接受“朝贡”还是“出使”，都是“耀威德”的特殊方式，本意并不在获取利润和积累货币资本。大手大脚的“耀威德”的方式，吸引着“朝贡体系”边缘的众多国家，使朝贡者越来越多，并夹杂着大量的私人商业交换和海上走私行为。朝贡，已经不再是对“高高在上”的中华帝国的仰慕，而是一种商人牟利的重要手段。中华帝国对内鄙弃商人阶层，对外又要保持礼仪之邦的风度，使得他们无法应酬这种“跨国贸易”的不断入侵。其结果造成了“朝贡体系”内部的“生产剩余”，不断地向海外转移。这就是明清海禁的原因之一。清朝政府开始对朝贡贸易进行诸多的控制。比如，严格规定朝贡的船只和人员数量，对各国朝贡的频率也有规定，比如，规定荷兰朝贡者“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海禁与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海外市场的欲望是格格不入的。于是，西方国家用枪炮（鸦片），打开了“朝贡体系”的大门，并宣布：“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才是世界的中心，你们不过是一个落后的边缘国家。这就是“洋务运动”的起源。
本来，这种“焦虑症”在“朝贡体系”内部是不存在的。长期以来，中国人通过对中华帝国日常生活结构的“长时段”观察和总结，发现了一种分合循环的历史时间。中国的朝代更替，短则几年十几年，长则几百年，规律都相似：初期的“休养生息”——中期的积极进取——后期的强权统治三阶段，最后通过暴力改朝换代。它在“兴起—发展—衰落”的波动周期中周而复始，延续了几千年（生产方式没有太大变化）。“朝贡体系”内部的波动周期，对中心之外的边缘朝贡国家并不适用。直到晚清，边缘国家才以武力的方式进入。就中华帝国“朝贡体系”的局部范围而言，“历史分合论”（循环时间）的宿命色彩，既消解了因朝代更替和权力控制过程中的残暴而导致的道德焦虑，也是消除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焦虑症”的一剂良药。当范围扩大到“世界体系”的时候，它顿时失去了药效。它被迫进入了另一个时间体系，并且被边缘化。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随着“朝贡体系”的瓦解，今天的世界只有一个体系，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形成“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边缘、半边缘国家受体系中心国家的支配，其强弱程度是一个动态概念，与他们同中心国家的距离成正比。通过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经济波动周期（发展—膨胀—停滞）的分析，他们认为，当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国家处于停滞阶段（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边缘国家应该趁机发展，直到“需求大于供给”。这种观点尽管可以解释一些“起飞”国家（比如亚洲“四小龙”），但对大多数落后的第三世界边缘国家并不适用。“世界体系论”不一定能够缓解第三世界的“时间（历史）焦虑症”。就目前的整体局势而言，第三世界国家将要在焦虑中走过更加漫长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