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登基时年仅八岁。顺治帝在遗诏中特地指定了上三旗（正黄、正白、镶黄）的四位亲信大臣为他辅政。这四位大臣分别是：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和鳌拜（镶黄旗）。
在中国皇朝历史上，当天子由于少年而无力掌控政权之时，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临时政体，其形式大概有四种：
一种是外戚势力掌权。如东汉时期的和帝刘肇，其名义上虽是太后临朝，但大权实为外戚权臣梁冀掌握。梁冀身任大将军，又为顺帝、桓帝两位皇后的兄长。他与皇太后定策禁中，操纵东汉三代皇帝的废立，专制朝权达二十余年。
另一种是太后临朝。比如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拓跋宏，他五岁登基，由冯太后临朝执政十余载；还有唐代时的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先后即位，也都是武则天临朝称制。
第三种是亲王辅政。这种摄政的形式早在西周初期就出现了，“周公代成王践履阼阶，摄王位而临天下。”被后人传为佳话。此后，殷商伊尹代太甲，春秋鲁隐公代太子轨等，都属于亲王摄政。清朝时的顺治帝福临六岁即位，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也是摄政王。
第四种形式是大臣辅政。设置辅政大臣，在古代王朝中也是屡见不鲜。如三国时期的蜀国，刘备病故后其子刘禅登基就由丞相诸葛亮辅政，以丞相身份，总理朝政。
这四种形式，各有利弊。顺治皇帝和孝庄太后汲取历史教训，权衡各种弊端，审时度势，最终采用了大臣辅政的形式，并决定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这四位异姓军功贵族辅政。
顺治帝之所以为儿皇选择这四位做辅政大臣，自有他的一番苦心。按清朝的传统旧制，年幼的皇帝应当从皇帝宗族的诸王中选人摄政。当年顺治帝六岁当皇帝时，就是由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皇叔共同摄政。由于这两位宗室亲王都各自握有相当的权力，平时又互不买账，因此，在共同摄政之后，就不免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当多尔衮当上了摄政王后，更是独揽朝政，打击异己。顺治帝为康熙选的这四位辅政大臣，除苏克萨哈外，都被多尔衮打击过，有的是被撤职，有的是被削爵，有的则是被没收家产等等，直到顺治帝亲政后，这些才一一纠正。顺治帝以他自己的经历权衡利弊，决心将宗室亲王摄政制，改为大臣辅政制。
此外，孝庄太后和顺治皇帝最终选择任用异姓贵族来辅政，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这同满洲八旗旗籍制度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立了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帜都为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建八旗制度，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旗帜除四个正色族外，黄、白、蓝都镶红，红则镶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努尔哈赤死后，八旗的旗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皇太极对旗制做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将自己领的两白旗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黄旗对换，亲领两黄旗。从此也就埋下了八旗之间矛盾的根源。天聪九年(1635年)十二月，皇太极治莽古尔泰的罪，兼并了正蓝旗，从此自领三旗。八旗的分治本是巩固皇权的重要举措。但多尔衮摄政之后，强化了自领的正白旗，成为满洲八旗的精锐之师。福临治其罪后，又收缴正白旗，连同两黄旗构成八旗的核心、体制最高贵的“上三旗”，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柱石。而“下五旗”则逐渐成为诸王、贝勒的宗藩封地，逐步地脱离了国家的军政和行政。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治，是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上三旗中的臣属自然成为皇帝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辅臣人选也必然出自上三旗，索尼为正黄旗，苏克萨哈系正白旗，遏必隆、鳌拜都是镶黄旗，并且他们又都是典掌侍卫亲军的内大臣。所以，他们四人中选，是八旗旗籍制度变化的必然结果。
其次，索尼等四人当年在拥戴福临及同多尔衮的抗争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站在了孝庄太后这边，深得她的赏识。这也是他们能出任辅臣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在皇位的继承上，立豪格出现阻碍之后，索尼主张皇子“必立其一”，这使多尔衮预谋夺位的企图受挫。
多尔衮摄政后，在与索尼“誓辅幼主”的六人中，谭泰、巩阿岱、锡翰先后违背盟约，归附摄政王，于是逼使鳌拜等人悔弃前誓。“公（索尼）终不附睿亲王（多尔衰），于政事多以理争，王由是恶之”。
以至索尼、鳌拜都被问罪降革，且将索尼远发于盛京。苏克萨哈原为多尔衮的近侍，是正白旗的骨干之臣。多尔衮死后，还未出三个月，他就与詹岱、穆济伦供出多尔衮私备“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阴谋篡逆”。苏克萨哈凭借此举投靠孝庄，立即就被提拔为护军统领。遏必隆和鳌拜都屡建殊勋，鳌拜攻讦谭泰附睿亲王营私揽政等罪状。此时，对多尔衮的态度则成为孝庄考察官僚的试金石。福临亲政之后，将索尼等人官复原职，委以重任。索尼等更是感恩戴德，仰报皇上。在孝庄圈定的四辅臣就职誓词上有“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不受其馈遗，不结党羽”等语，对四大臣加以种种限制。这样，在中央就形成了一个以孝庄文皇后为主，四位异姓大臣为辅的统治核心。同时，任用异姓大臣掌权，也迫使爱新觉罗宗室子孙不得干预朝政，保障了皇权的稳定与持久。
此外，大臣辅政制与摄政王执政相比，也更有利于幼主皇位的稳定。其一，两者的政治地位差别较大。摄政王都是宗室近亲，是皇帝的叔伯长辈，又为一旗之主，其军政地位极其特殊。而辅政大臣，一般都是异姓臣子，与皇帝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八旗中还有严格的主仆名分。由于摄政王和辅臣同皇帝的关系不一样，摄政王权势大，容易独揽朝政，而辅政大臣会受到太皇太后和诸王的双层制约，因此不敢轻视太皇太后和幼主。
其二，大臣辅政制与摄政王执政相比，两者权限各异。所谓摄政，也就是替君主执政，是代行皇权。摄政王能独自处理军国大政，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谕旨，体现自己的意愿。而辅政大臣的职能仅为佐理政务，要受到皇太后的制约。四辅政大臣不得擅自决定朝政，必须共同协商，呈请皇太后的恩准后，再以皇帝谕旨或太后懿旨发布，这样一来，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太后和皇帝的旨意。
总之，摄政诸王位高权重，极易排斥皇太后和幼主，而辅政大臣则可以维护皇权，有效地防止叔王干政。可见，四大臣辅政体制取代亲王摄政，这是孝庄文皇后的殚精毕智之举。
清世祖福临驾崩后，索尼等四大辅政之臣手奉遗诏，跪告诸王、贝勒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务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及贝勒等答道：“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政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勿让。”于是，索尼等四位辅政大臣奏知孝庄文皇后，一起在福临的神位前宣读誓词：
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力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讳斯誓，上天亟罚，夺算凶诛。
自此，他们开始了八年的辅政生涯。
康熙帝在辅政初期，他的主要任务和当务之急就是学习。这个时期，他所学习的内容已经不再是那些童话故事、启蒙读物，而是《大学》《中庸》僦语》艋子等儒家经典，这些书籍都是历代君王的必修之课。
康熙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特别重视骑射的学习。他虚心向身边的侍卫学习，其学习态度和读书一样严谨认真。他不仅自己从不轻视身边的这些“粗鄙之夫”，而且还告诫子孙：“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朕生性好问，虽极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于此等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之善也。”此外，康熙在此期间还要聆听祖母的教诲，参加辅臣议政，学习执政的经验。康熙参加辅臣议政，虽然年龄不大，有时也会提问或者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主张，当然最后都需要请祖母来决断。
鳌拜出身将门，精通骑射，从青年时代起就效力军中，可谓出生入死，转战南北，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功臣。顺治亲政后，对鳌拜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顺治驾崩后，鳌拜作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曾经在顺治灵前盟誓，表示要同心同德辅佐小皇帝玄烨。但事实证明四大臣并不能抱成一团，忠心辅主。尤其是在康熙已经亲政之后，鳌拜仍然把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