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时期，康熙帝和乾隆两位皇帝都曾六下江南，即所谓的南巡。此事不仅在当时的官方文献和野史中有很多记载，而且有关的传闻佚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帝王出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由来远久。
古代帝王的巡游，也称为“宸游”，或叫“巡幸”、“幸”、“巡狩”、“巡省”等。早在黄帝时，他就曾“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其巡游的足迹几乎遍及他所统辖的各个地区。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后，秦始皇继承并发展了天子“巡狩”的制度。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公元前220年，秦始皇西巡陇西、北地，登临鸡头山；公元前219年，又东巡齐鲁，封禅泰山；公元前218年，再出咸阳东巡；公元前215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公元前210年，南巡荆楚，“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五次巡游，耗时经年，行程三万里。临死，也没有回到咸阳，而是崩于巡游途中。
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武帝执政五十三年间，各种形式的巡幸、封禅、游历达三十多次。他西至雍县，抵于汾阴；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东巡齐鲁，封禅泰山，巡游渤海；南到南郡，巡游荆扬。汉武帝自己也曾自豪地说：“朕巡荆、扬，楫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增修封禅，其赦天下。”而古往今来真正把帝王巡游发展到极致的还是清代的康熙和乾隆。他们曾数幸东北，巡西北，下江南，塞外、陇西、中原、江南的许多名山大川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从秦皇、汉武，到康熙乾隆，历代帝王不惜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进行巡游，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他们往往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或安境靖边，或扬威显盛，或观风问俗等。而从帝王巡游活动的结果来看，他们巡游以观风问俗、安境靖边和扬威显盛为出发点，也确实起到加强政权稳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作用。比如历代帝王东封泰山，一方面安定了齐鲁地区，同时又借朝圣增进了地方长官与朝廷及地方官员之间的联系。而且每次封禅又都让部分蕃使和在京的少数民族首领随往，向他们展示了中华帝国的文治武功，起到了对少数民族威慑和团结的作用。
作为康熙朝的重要历史事件，康熙六下江南也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康熙南巡先后共六次，分别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初八日至三月十九日；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初三日至五月十七日；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初九日至闺四月二十八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8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二日。
康熙帝六次南巡，是他安邦治国的重要措施。他南巡的主要目的有三个：
一是为了视察河工。清朝自康熙帝开始全面治理黄河和运河。康熙二十三年，皇帝首次南巡，亲自来到治河前线宿迁，视察当时河道总督靳辅的治河成果。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视察河道后，康熙再次肯定了靳辅的治河成绩，总结了靳辅之后河臣失败的教训。康熙三十八年的第三次南巡，针对治河工程，康熙提出了自己治河的总设想，而且在张鹏翮担任河道总督期间得到比较彻底的贯彻和落实。
康熙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康熙实地检查了张鹏翮的治河成果，对所见情形十分满意。康熙四十四年和四十六年的两次南巡则主要对一些工程查缺补漏。康熙南巡在黄河的治理上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是其南巡成果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
康熙南巡的第二个目的是要体察民情，检查吏治，赈济灾民。注重调查下情是康熙为政自始至终的特点之一。康熙经常派钦差大臣前往地方，帮助自己了解地方上的情况，他晚年时，随着形势的需要甚至还利用密折获得地方上的信息。但这些都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要走出去，亲自到民间去获得最真实的信息。于是他模仿古人，离开京师到各地省方观民。根据白晋的记载：“这位看主经常去各省巡幸，以便了解那里的臣民所处的状况和官吏们的治理方式。他总是和颜悦色，充满慈祥的神态，甚至允许最卑微的手工匠和农民接近他，皇帝的温和谈吐使他们悦服。”对于南巡期间发现的不法官吏，康熙一般对其进行严处，如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发现漕运总督劭甘问题严重，将其撤职。出巡时，康熙经常听取民间反映，“在谈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总不免要询问他们对当地执政官员是否满意。倘使人们对某一官员有怨言，可以断定，他至少也得丢官；反之，倘使百姓对某个官员有所赞扬，就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他高升的了”，白晋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康熙对民间呼声和官员在百姓中口碑的重视。他在打击贪官时，对百姓交口称赞的清官也能大力扶植，如清官于成龙、靳辅、张伯行、陈鹏年、彭鹏等都得到过康熙的赞赏。康熙第四次南巡后，根据沿途的谘访，对各地督抚作了大概评述。康熙关心民生，爱护百姓，对蠲免赋税一向比较重视，他曾满怀感慨地说：“蠲租是古今第一仁政。”清初战争频繁，而江南为重要的财富之地，承担着主要的粮饷供应，因此这里的老百姓负担过重，往往拖欠。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免江苏、安徽所属旧欠，免山东二十七州县康熙三十六年未完地丁钱粮。康熙四十二年南巡时免所经过山东二十州县上年未完地丁钱粮。还对两淮、两浙增加盐引，减免这两个盐区的课赋。这些措施使百姓感戴皇帝的仁慈，对于争取民心，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康熙出巡的机会和时间毕竟有限，在此过程中他所能真正了解到的民间疾苦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南巡毕竟给了他直接接触民情的一个机会，在闭塞的封建时代还是非常难得的。
三是笼络江南，收拾民心，这是康熙南巡极为重要的一个目的。
满族入关后，清军南下，其“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高压政策，激发了江南上至官绅下至百姓的抗清斗争。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儒家文化的影响更是深运。
在汉族士大夫心中有着强烈的华夷之分，满族入主中原，被他们视为是“亡天下”的悲惨之事。江南知识分子的观念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很大，常常是江南舆论的先声和政治态度的代表。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倡导下，针对清朝的剃发令，江南掀起了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的斗争。
清朝统治者认为江南是最有敌意和需要警惕的地区，对其反抗进行了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惨烈镇压。表面上看反抗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民间的敌视情绪仍然存在。康熙亲政后，针对这一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
康熙自铲除鳌拜集团之后，逐渐较多的任用南人入值南书房，尤其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特开博学鸿儒科，钦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最后取中一、二等共五十名，都从优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翰林院官职，参加纂修《明史》。
有些在顺治十八年“奏销案”中，因逋粮被降黜的汉族士大夫，这次又通过博学鸿儒科被重新启用，如江苏长州人汪琬，无锡人秦松龄等。考取者不仅参与修史，还有一些被选任为日讲起居注官，或入值南书房。通过这些措施，康熙与江南士大夫的关系已较顺治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而在南巡治河过程中，又使彼此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平定“三藩”之后，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稳固，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另外，江南不但文人辈出，而且也是财赋重地，关系着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因此进一步镇抚江南，收拾人心，将其变为国家统治的坚固、稳定的后方基地，十分重要。
为了迎合汉民族心理，康熙乘南巡之际拜谒孔庙、禹陵，甚至祭祀明太祖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第一次南巡时，康熙专门绕道曲阜，举行了隆重盛大的祭孔典礼。康熙亲自对着孔子的木雕像行三跪九叩大礼。祭孔之后，在孔府举行经筵，听取孔氏子孙讲经，孔尚任就是在此次康熙南巡之际为皇帝讲经得到赞赏，此后才被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的。康熙在曲阜遍览先圣的遗像，题写“万世师表”的匾额，将南巡时所用曲柄黄盖黄伞留给孔府，最后又下令蠲免曲卑下一年的全部地丁钱粮。
对于那些被江南士人赞誉为先贤的人物，康熙也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他在江南等地向范仲淹、周敦颐、董仲舒等人题字赐匾。很明显，康熙此举是在努力标榜自己“崇儒重道”，为自己涂上一层尊孔崇儒的光环，以赢得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
康熙还认识到，仅向江南士人摆明崇儒重道的态度还不够，更要使他们切身得到实惠，他们才会真正的改变观念，忠心拥护朝廷。以此为出发点，康熙为江南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上进的机会，以表现他重视文化、优容文人的姿态。
康熙南巡过程，与致仕返乡的江南士大夫，互有往还，保持友情。召见还乡1日臣也是康熙南巡时优容文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康熙每次南巡，都要召见还乡大臣或亲临他们的府第，对他们不吝恩赏。四十四年和四十六年康熙南巡至淮安时，两次召见曾入值南书房、充任日讲起居注官的张英，赐他诗书银两，并应张英的请求在江南多逗留了些时日；在镇江又因致仕大学士张玉书的请求，多住了一天。康熙在南巡之际，三次接见理学名臣熊赐履，对其他受贬黜的大臣如徐乾学、高士奇等也一一召见。苏州人汪琬，博学鸿儒科试列一等，授翰林院编修，纂《明史》，因修史时与别人意见不一，仅在馆六十日即告病返乡。时间虽短，康熙并未忘怀，首次南巡驻无锡，特赐亲笔御书手卷一轴，令江苏巡抚汤斌遣人送去，并表彰说：“吴中缙绅汪琬，原系翰林，为人厚重，学问优通。且居乡安静，不预外事。”以此要求其他致仕缙绅，都安享清福，不干预地方政事。同邑尤侗，修史三年告归康熙南巡至苏州，主动献诗颂扬皇帝功德。康熙赐御书“鹤栖堂”额，迁侍讲，“天下羡其荣遇”。对致仕返乡的朱彝尊、邵远平等，也都赐御书额幅。邵远平，杭州人，因赐御书“蓬观”，故自号“蓬观子”，以示得意。这些都显示了康熙对告退大臣的依恋和尊重，透出了浓浓的人情味。
康熙与长期在南书房任职的江南人士，感情尤为融洽。他喜欢高士奇才智敏捷，“好学能文”，吟诗、书画，无所不能，凡出巡、狩猎，令士奇随侍为多。士奇也确能领会意图，处事应对都能使皇帝倍感满意。康熙帝于二十三年九月第一次南巡，一路由高士奇扈从陪伴，登泰山，阅河工，考察风土人情，游览名胜古迹。二十四J，乘122沙船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次日登金山，游龙祥寺，居高远眺，纵目千里，“题‘江天一览’四字，并赋二诗”。据说康熙游至龙祥寺，寺僧求赐额，正考虑未定，士奇送上一纸，上书“江天一色”四字，康熙一见，启发灵感，便将“色”字，改为“览”。一字之差，更能体现帝王风度。蘸墨书写，因系触景生情之作，笔锋犹为刚劲有力。皇帝每天由士奇扈从游览，晚上亦由士奇陪同读书，形影不离。
据康熙亲笔所书《南巡笔记》载：“夜坐舟中，与侍臣高士奇探论古今兴废之迹，或读《尚书》、《左传》及先秦两汉文数篇，或谈（倜易》，或赋一诗。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为常。”第二次南巡是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当时士奇已因张淠行贿案的牵连被解任。康熙仍令扈从，并直达士奇原籍杭州，亲临其家西溪山庄，御书“竹窗”榜额赐之。
康熙第五、六次南巡，致仕大学士张英，从安徽桐城亲赴淮安、清河等地迎驾，然后随至江宁。康熙赐御书“谦益堂”、“葆静”、“世恩堂”等匾额，并赏赐许多其他物品，相待极为亲密。并且，因张英等老臣的恳切奏请，在江宁多逗留一两天，表示皇帝对张英等告退老臣的留恋和尊重。
对一些因科举作弊遭贬的士子，康熙在南巡时，也给予了相应的关怀。如常热孙承恩（顺治十五年状元）的弟弟孙畅，因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科场案中被谪戍辽东，后虽放还，因被革除士子，已与功名无缘。康熙于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到苏州，向在场官员询问孙畅的情况。孙畅得知感激涕零，赴康熙住处，拜谒献诗。另有苏州人吴廷桢经乡试中举，“以冒籍革”。得知孙畅受宠消息，趁康熙从杭州回程经苏州时，也试着向皇帝献诗。康熙览而称善，后又一再召见，命复还举人。后又参加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职。
江南人才汇集，康熙的侍读学士或南书房中的大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江浙人，如叶方霭、沈荃、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江南士人，都热衷于科举考试，都渴望通过科举之路实现他们“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怎奈“僧多粥少”，擅长诗文的江南竞争又十分激烈，因此即使在文人荟萃的江南，能够金榜题名的人相对来说还是少数。康熙对此深深洞悉，于是他对江南知识分子的安抚又反映到增加科举名额上。康熙首次南巡后，于当年十二月将江南、浙江两省学道改为学院，提高其规格，并增加科举录取名额。第二次南巡，在杭州，敕谕江南、浙江督抚，令增广入学名额。第三次南巡又在原增额基础上各增加五名，并专门举行一次入学考试。为了给江南士人提供更多的机会，第五次南巡，康熙以内廷缺少缮写典籍人员为由，在苏州传示有关大臣，通告江苏、安徽、浙江举贡监生，如有精于书法、愿意赴内廷抄写的人，都可报名参加选拔考试。虽然仅仅是选拔一些抄写人员，并非通常的科举，但因为选入京师是直接为皇帝服务，将来晋升的机会较多，所以对江南的读书人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因此，当时报名者十分踊跃，仅在苏州候考的就有五百多名。这次考试一共进行了三场，由康熙本人出题，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阅卷。共录取六十人。
康熙既是一位君主又是一名学者，十分注重学问，对有真才实学的文人也十分珍视。他在南巡期间还曾召见过一些官职卑微或是布衣百姓的学者。康熙三十八年，糜熙南巡至浙江嘉兴，召见了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毛献上所著《圣谕乐本解说》一书，得到康熙的褒奖。
后来南巡，康熙又多次召见他，并赐御书一幅。还有清初的大数学家梅文鼎，一生不曾入仕，苦研数学，著有缅学疑问》一书，此书被爱好数学的康熙阅读之后，对梅文鼎大加赞赏，南巡时康熙特命李光地将梅文鼎带到御舟中，和他当面研讨数学和天文问题。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多见。
康熙第二次南巡时，亲自从杭州渡钱塘江拜谒禹陵，对这个传说中治水的英雄人物，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康熙为了表达对大禹的敬仰之情，亲自祭奠禹陵，并且渝令祭文内书写他的御名，为大禹陵题字“地平天成”。此后南巡途中，凡遇著名忠臣、学者的祠庙学堂，也都题字、赐匾，予以表彰。这种对中华民族先贤的礼拜，表明康熙皇帝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了解和接受，是对汉族传统文化和文明的认同。
为弘扬忠节精神，南巡时特别宣扬忠于清朝的南人事迹，接见他们的后代，以示优宠。例如：江南上海人叶映榴，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任湖广粮储道、暂摄布政使时，遇武昌兵变，不屈自刎，赠工部侍郎。康熙二次南巡回銮至苏州，召见其子叶献，特谥“忠节”，并亲书“忠节”二字赐之，后又立祠武昌，书赐“丹心炳册”匾；子孙恤荫，各授以官。浙江遂安教谕邹儒与其子宏志，在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军陷城时，拒贼复城有功，但未得上报。康熙南巡时发现其事迹，特予表彰，命宏志入宋金元明四诗馆效力叙官，后授任山西岳阳知县。在杭州得知湖州知府陈一夔，系三藩时尽节的原温处道陈丹赤之子，便书“名重青史”匾额赐之，以表彰其父对朝廷的忠心，为江南士绅树立忠节的榜样。
最能显示康熙胸怀宽广、获取江南士人特别是那些明朝遗老遗少好感的，莫过于康熙亲自祭奠前明皇帝的陵寝。
满清入关之初，清朝统治者对人们怀念明朝皇帝十分敏感，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以武力禁止人们怀念前朝。但是人的精神世界是最不容易压制的，清初的高压政策只能造成他们表面上的臣服祁内心默默对前明的眷恋以及对清朝的仇视。其实，清初统治者采取血腥的武力镇压，正反映了他们对能否坐稳江山和能否得到认同、赢得人心的不确定心理。康熙南巡之际，清朝历史相对于入主中原之初，已经大不一样。这时的清朝已经铲除了政权内部鳌拜这个不稳定因素，并且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国家达到空前的统一。治理黄河也初步取得了效果，清朝正在向大治迈进。以各种名目打着“反清复明”旗帜的反清活动，都遭到了惨败，事实向人们昭示着：明王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些遗老遗少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渐渐蜕去那层反对清朝的坚硬外壳，接受现实，做一个大清的子民。因此，清初的那种反清复明浪潮至康熙第一次南巡之际，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康熙帝毕竟是一位杰出的皇帝，他要的是人心，他要让江南士人，牢牢记住他这个心胸开阔、仁慈的君主，从而感恩戴德，为他效命。
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回銮途经江宁（今南京）时，他亲谒明太祖孝陵，行三跪九叩头大礼，并且御制《过金陵论》，表示“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以加强民族团结，巩固新兴王朝。此举对江南汉族官民心理影响极大，“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被誉为“古今未有之盛举”。二十八年，再谒明太祖陵，比前一次的规格更高，康熙不仅亲自在前殿行三跪九叩礼，而旦亲自到陵前下跪，以酒祭奠。康熙三十八年南巡，不顾大臣的劝阻，仍然亲自祭奠明太祖陵，为明孝陵题“治隆唐宋”碑。四十年，最后一次南巡，康熙年事已高，仍然亲自拜谒明太祖陵。康熙的这些举动有安抚明末遗民和笼络士人之心的双重功效。
康熙于南巡之际视察河工、体察民情吏治、安抚人心、笼络江南士人的确是用心良苦，这也是他六下江南的主要目的，但也免不了游山玩水，休闲娱乐。江南景色秀丽，与北方的景色相比，这里更为婉约，富有诗意。江南的山青水秀，不仅养育出许多才学之士，更不乏温婉秀丽、才貌俱佳的美女。康熙晚年，为其生育的不少是年纪很轻的汉族女子，这些汉族女子应该是他在南巡之际，从江南带回宫中的。
康熙主张出巡时尽量不扰民，出京前颁诏告谕，申明出巡所需物品均出自内府，或者由地方官衙门照市价购买，随从人员也减少至三百人左右。同时要求地方不许借机私派私征，给百姓增加过重的负担。虽然康熙主观上如此，但实际上，地方上不可能不大加破费，因为皇帝出巡毕竟是件大事，非同小可，就沿途供应车船夫役所用的银两和人力，数目就已经不小。再加上各地赶来的官员接待皇帝更要讲究排场，不能马虎。虽然皇帝口口声声要节俭，但如果真要简简单单从事，恐怕是皇帝心里也不乐意。陈鹏年就是因为招待皇帝过于简单，又不肯贿赂皇帝身边和手T的人，导致太子大怒要杀他，康熙心里也很有意见，只是后来听闻陈鹏年为官十分清廉，是百姓交口称赞的好官，才没有加罪于他。要招待好皇帝、打点好皇帝身边的人，都需要银两，而这些钱大都出自江南地方百姓的身上，加在老百姓身上的私征加派越来越多，给他们造成了沉重负担，以至于康熙末年，经常亏欠钱粮，这与皇帝频繁而劳师动众的南巡不无关系。
康熙四十余年间先后六次南巡，参加迎送的士绅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彼此情感越来越深厚。在江南士绅眼里，康熙已不是异族统治者，而是能向百姓施以“深仁厚泽”的天下明君。原来的抗清志士也出现某种变化。以黄宗羲为例，抗清失败返乡从事著述后，仍怀念“故国”，对清朝不服。但当他看到康熙所行各项政策胜于明代，思想逐渐变化，在康熙十九年及以后的著作中，对康熙“留心文治”、倡导纲常名教、优礼大臣、体察下情、虚怀纳谏等都表示赞许，称之为“圣天子”。其书中采用清朝年号，称“国朝”、“本朝”。康熙三十年后，黄已年逾八十，仍不顾年老多病，写出了阐发“先儒有所未尽”、“思复三代之治”的《破邪论》，“向康熙君臣陈述其治国之策”。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三月二十日。因年已十二岁的皇太子胤初即将出阁读书，康熙应延臣荐举，擢理学名臣、江宁巡抚汤斌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命其辅导太子。
汤斌（1627—1687年），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商丘市睢县人。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历任国史院检讨、潼关道副使、江西岭北道参政。十六年乞假归养。康熙五年（1666年），从学于著名的理学家孙奇逢，成为当时程朱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把朱128学理论讨诸于实践的倡导者。康熙十七年，康熙帝为了更有效地笼络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决定举办博学鸿词科。康熙十八年，汤斌应试得中，授翰林院侍讲，参修硼史。后来又主持过浙江乡试。康熙二十一年充任期囝总裁。二十三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这年，因江苏巡抚出缺，康熙帝因汤斌有操守，派他就任。汤斌上任后，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蠲免苛赋，建立义仓社学，宣传儒家经典，毁弃五通神淫祠等，从而受到康熙的宠任而被尊为“理学名臣”。
汤斌既任江宁巡抚，对苏、松重赋深有体会，因而进讲东宫时，便首先向太子讲了钛学》中“财聚民散”故事数则。以寓为君必须轻徭薄赋、固本宁邦之意。课后，太子入侍，皇帝问所学内容，闻“财聚民散”之说，大不以为然，说：那是“列国分疆”时的情况。
若“海内一统”，“民散”又能流向何处？并命以此质问汤斌。汤丝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具疏陈奏秦朝、隋朝建国不久即土崩瓦解的情形，以之证明，“一统而民散，祸更烈于分国时”。康熙早在这次争论之前已决定大力蠲免钱粮，说明他并非不考虑百姓的负担和情绪。
因此对汤斌的公然抗辩，只当作直谏忠言。实际上汤斌之言，对皇帝确有启迪作用。十余年后，财聚民散的危险果然就宾的出现。
清初自顺治年间，人民地丁银负担即比较重。清政府虽然宣布按明朝万历年间原额征收；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但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丁逃亡，土地荒芜，其实际数额已远远低于万历年间。例如，山东新泰县，据顺治九年(1652年)统汁：“原额，人丁一万五千有奇，地亩五千二百九十顷有奇。后人丁逃亡一万八百有奇，地亩荒芜三千七百顷有奇。实存人丁仅四千七百五十八寸，地亩仅一千五百五十五顷有奇。”人丁不及原额的三分之一了，地亩仅及五分之一，如果仍按原额缴纳丁银及地税，人民赋役负担至少加重二三倍。不仅如此，明末加派的辽饷五百二十万两，并未蠲免，而以其征收在万历年间，被当作“万历旧额”纳入僦役全书》，成了正额赋税。此外，清初因军饷急需，在地丁银的使用上。起解中央者大幅度增加，存留地方者日益减少。
康熙即位，情况并未迅速改善。催征较顺治时更加紧迫、严格。
原来拖欠参罚仅及知府以下官员，而辅政时期则规定：“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吏、户二部据此制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奏准实行。随后便发生了严惩欠粮绅衿的“奏销案”。强令补交多年积欠，即所谓：“官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人当风鹤之余，输将恐后。”至康熙十二年冬，新裁减的地方存留刚刚恢复，吴三桂等相继叛乱，军费陡增，十七年三月康熙又决定：“裁减驿站官俸、工食，及存留各项钱粮；改折漕白二粮、颜料各物；增添盐课、盐丁，田房税契，牙行杂税，宦户田地钱粮；奏销浮冒隐漏地亩，严行定例处分；用过军需，未经报部，不准销算。”其中，不论“增添”的税目，还是“裁减”、“改折”各项，都不可避免地落在劳动人民的身上。
由于赋役繁重，且分担不均，所以普遍隐瞒土地及人丁数，尤其人丁隐瞒更为严重。如：浙江石门县，顺治五年，编审户口为六万六千四百四十七丁口，至康熙五十年，仍是六万六千四百四十七丁口。
湖南茶陵州明万历二十年，有实在成丁八千二百九十五名，至康熙五十年，仍是八千二百九十五丁。福建汀州府，顺治九年，编审原额并新增共十九万八千一百一十九丁口，至康熙五十年，为十九万八千一百三十六丁口。近六十年间，仅增十七丁口。河南归德府鹿邑、宁陵、永城、虞城、夏邑等县，康熙五十年丁额，均与清初相同。另外，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有一些州县，康熙五十年丁额，甚至低于清初原额。其中，仅山东一地即达三十九州县。从全国统看，人丁增长也极为缓慢，顺治十八年为二千一百零六万，至康熙五十年是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五十年间，仅增三百五十余万。就是这三百五十余万也并非真正增加之数，其中大部分是靠垦田派丁或将三等九则丁银，一律折成下下丁而增加的。
130大量新增人口不入户籍，流向各地，国家无法控制和管理，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每遇天灾或官吏苛刻，流民迫于饥寒，难免为盗。流民主要是进入京师等大城市，或流向口外、边区及沿海。京师流民与旗下恶棍相勾结，“大为民害”，“劫掠时闻”。有的发展为带有政治色彩的暴动。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吴三桂反叛消息传来，京城一夕火警数起；杨起龙假称朱三太子，串连旗下家奴，酝酿起义。因有人告密，被镇压。康熙乃于翌年命设步军统领，提督九门事务，总管京师内城治安。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月，原属兵部管辖的外城巡捕三营，亦归步军统领管辖，换给“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印信，全面负责京城内外治安保卫工作，旗、民人等，包括诸王在内，亦在其严格控制之中，有如后世的军事管制。出任步军统领者，皆为亲密心腹，任期不限，最长者竞达十余年。直隶巡抚于成龙，遵循皇帝指授，以“弭盗为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在全省推行旗民合编保甲。设捕盗同知分驻要地，“旗下庄屯，悉归稽察”。长城口外盗贼，也随时派兵镇压，京畿一带，渐趋安静。但外省边远地区及东南沿海，小股强盗仍时有发生。
康熙的明智之处在于，除了武力剿灭外，深入砑究盗贼发生的原因，力求从根源上加以解决。他曾对大学士等说：“朕就根本处言之，若果家给人足，孰肯为盗？”认为盗案时有发生，都是小民“屡遭水旱，迫于衣食”，不得已而为之。因此，自听政以来，即时刻关心“吏治民生”，致力于鼓励垦荒、蠲赋赈灾、改革赋役制度等项工作，以求百姓温饱，社会安定。
顺治帝在位时，即曾一再发布谕令，鼓励垦荒，但成效不大。主要是产权不稳和起科太急所致。有些荒地开垦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官即断明，而资产荡然。再者，三年起科虽有定例，而开种之初，杂项差役便不能免。所以官员劝耕，民终裹足不前。针对此种情况，康熙主要以明确产权和延长起科年限为推动垦荒的两大重点。
关于产权问题。首先遇到的是为数不小的废藩田产。明代藩王庄田，包括皇庄及勋戚庄田，俱称废藩田产。垦种废藩地亩的百姓负担特别重，既要按藩产租额缴租，又要按民田额赋纳粮。康熙曾于二、三年陆续将部分地区“加增额赋”或“增租”蠲除。但因藩产名义犹存，一切蠲免只是临时性的。这样，不仅未开垦者无人间津，即使已经开垦者亦有重新被撂荒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康熙决定永远革除“废藩名色”，改变废藩田产所有权，归耕种者所有。其变更方法，先是于康熙七年（1668年）十月，根据户部题请，“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后因“以地易价，复征额赋，重为民累”，又于次年三月决定：“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现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至于无人承种之余田，经户部议复，“召民开垦”。农民“开垦耕地，永准为业”，“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这种奉旨免其易价、改入民户之废藩田产，名日“更名田”。“更名田”分布在直隶（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此外，地主多年抛荒之地，也许农民开垦。康熙明文规定：
“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蔬，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农民获得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对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一大促进。
关于起科年限问题。康熙于十年（1671年）采纳官员们的建议，决定放宽起科年限，令新垦荒地，“三年后再宽一年”，即四年起科。
次年，又宽延到六年。后虽一度宽至十年起科，但因“三逆”叛乱，筹饷紧迫，各项放宽起科年限的规定都很难认真执行。平叛之后，虽然有些地区恢复三年起科之制，但在闽浙沿海、贵州、甘肃、湖广等地，仍是五年、六年之后起科，甚至永免升科。随着国家经济状况日见好转，已开垦而未升科的土地越来越多。康熙对这些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他态度很明确：“朕意国用已足，不事加征”，让民间分享一些垦荒的实惠。康熙朝对土地从未进行大规模丈量，所谓清查132也不严格，全靠自报。如业主隐瞒土地，后来自首，则按惯例，自出首之年起科。总的精神是放宽对新垦土地的起科年限，从而调动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有些地方官员为了捞取高升的资本，往往虚报垦荒成绩，回头又让农民承担虚报土地的赋税。为杜绝这类弊病，康熙修改考成条例，惩治虚报垦荒的官员，规定：擅将“荒地捏报垦熟者，原报督抚降二级，罚俸一年，道府降四级调用，州县卫所官革职”。要求各级官员报垦荒地，必俟起科完结，取具里老无包赔荒田甘结，才能报部核明，按等议叙。为防止督抚与州县官通同作弊，康熙八年，“停止督抚垦荒加级记录之例”。平定“三逆”叛乱之后，康熙令清查各省隐占田亩，特别谕令督抚，防止“州县有司，或利其升叙，虚报田粮，摊派民间”。根据上述规定，陆续豁免一批因捏报垦荒而出现的“旷土虚粮”，并处罚一批因捏报功绩而骗得议叙的官员，使垦荒得以正常进行。
康熙年间，大力垦荒，加以政治形势渐趋稳定，因而收效较大。
据《清会典》记载的全国民田总数：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五百四十九万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增至六百万余顷，雍正二年(1724年)，则达到六百八十三万余顷。这里尚未包括将近四十万顷的军漕电田、十七万顷的内务府官庄和八旗庄田，以及各省的“在官地亩”、“学田”等等。此外，从康熙中期起，不少人在山区荒岛从事开垦，更有大批农民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到内蒙及东北地区开垦荒地。因此，康熙后期，全国田土总数实际上已达到甚至超过明代万历初年的水平。耕地面积迅速增加，流移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使残破的小农经济结构得到恢复。在垦荒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土地归垦种者所有，更加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农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由于清代土地、人丁数字极为混乱，不便用降低每亩、每丁单位税额的办法减轻赋役剥削，于是蠲免钱粮便成为康熙推行轻徭薄赋政策的主要措施。据记载，他在位六十一年，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税粮、丁银、逋赋达五百四十五次（重要的有三十多次）。
这些蠲免措施，大致可分灾荒蠲免、逋欠蠲免及大规模普遍蠲免三类，简称灾蠲、逋蠲和大蠲。
灾蠲是清朝赈灾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凡地方遭遇风、火、水、旱、虫、雹、霜、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除给予赈济之外，还根据受灾程度，分等蠲免田赋。在顺治年间，一般受灾“八分至十分者，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者，免十之二；四分者，免十之一”。
康熙朝最低蠲免分数为“十之三”，曾规定：凡被灾州县，先将本年钱粮“暂行停征十分之三，候题明分数，照例蠲免”。不久又定例：
“被灾九分、十分者，全蠲本年额赋，被灾七分、八分者，于应蠲外，加免二分”，即三分加二分，共免五分。对于受灾过重，田地暂时不能耕种者，免赋时间延长。凡水冲沙压及坍江地额赋，均永远免除。
康熙还积极采纳臣下建议，令将受灾地方的丁银及田租也相应予以蠲免。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具体规定：“嗣后直隶各省，遇有恩旨蠲免钱粮之处，七分蠲免业户，以三分蠲免佃种之民。”使各阶级都能从蠲免钱粮中得到程度不等的利益。为了防止州县官在蠲免钱粮过程蒙上剥下，借机侵欺，为此还定有处分条例，一旦发现，“州县各官，俱以违旨侵欺论罪。如上司不行稽察，道府俱降三级调用，督、抚、布政司俱降一级调用。”蠲免逋欠，也就是蠲免多年积欠的赋税。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因急需军饷，对应征及逋欠的蠲免都十分谨慎。但到战争后期，即康熙十七年(1678年)以后，对新收复的关键地区，曾大力蠲免积欠，以安定民心，招民复业。如康熙十八年(1679年)二月，免江西在康熙十六年以前旧欠的钱粮；十月，免湖广、湖北在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近贼地方额赋。平定“三藩”及抗俄胜利之后，蠲免逋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免各省康熙十七年以前漕项1日欠。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在第二次南巡过程中，再将134江南全省积年民欠约二百二十余万两，“概与蠲除”。同年七月，南巡回京已经数月，一路所见民间疾苦仍记心怀，邳州（江苏邳县）田地多被水淹，耕耘既无所施，赋税于何取办？因而下令蠲免被淹地方地丁及漕项钱粮，并历年逋欠。
大规模普遍蠲免。在平定“三藩”之后即着手酝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月，首先免直隶全省八府去年未完地丁钱粮约六十余万及当年额赋三分之一约五十余万，共约一百一十万两。同年十一月，又以河南、湖北两省人民，转输供亿，劳费繁多，特蠲康熙二十五年应征地丁各项钱粮之半及康熙二十四年未完地丁钱粮。同时，免直隶、江南、山东的部分受灾州县，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项钱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九月至十二月，以直隶畿辅重地，天下根本，湖南、福建、四川、贵州，昔年为贼所踞，民遭苦累，蠲免直隶顺、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贵州两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应征地丁各项钱粮及康熙二十五年未完钱粮；
免湖南、福建两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项钱粮及二十五年未完钱粮；免直隶真、顺、广、太四府康熙二十六年地丁各项钱粮。次年十一月，以江苏所属各郡为财赋重地，供亿惟勤；映西人民在用兵之际，转输馈饷，出力甚多，特蠲康熙二十七年应征地丁各项钱粮及二十六年未完钱粮，共六百万两有余。最初臣下以数量太大，未敢遽议。康熙说：“朕念切民生，即多蠲亦所不惜。”轮流蠲免进展迅速，“三载之内，布惠一周，后来普免之典，实肇于此。”此后，几乎每年都有大项蠲免，且有轮免漕粮、数省并蠲及一地连蠲之举。
康熙体恤小民完纳漕粮困苦，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十二月，提议“特赐蠲征”。经与臣下反复商讨，最后决定：除河南省明岁漕粮已颁谕免征外，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应输漕米，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三十二年（1693年）
八月，康熙谕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康熙三十三年应征地丁银米。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又于五月、十月分两批蠲免全国各省在康熙四十三年以前的旧欠，共银三百八十九万余两，粮十一万余石。
康熙晚年，继续普免天下钱粮。他曾拟于康熙五十年一年之内，将天下应征钱粮一概蠲免。后经户部尚书希福纳、张鹏翮建议，改为从康熙五十年起，三年之内通免一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决定，蠲免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九省，康熙五十年应征地丁银及历年旧欠共九百五十六万两；五十年（1711年）十月又决定，蠲免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等六省，康熙五十一年应征地丁银及历年旧欠共一千零一十五万余两；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宣布，蠲免江苏、安徽、山东、江西四省，康熙五十二年应征地丁银及历年旧欠共一千二百三十四万余两。以上三年间，轮流蠲免十九省区全年地丁银及历年旧欠共计三千二百零六万余两。当时全国每年总收入，除地丁银两之外，还有额征盐课及关差银六百万两，加地丁银二千七百八十五万余两，共为三千三百八十五万余两。这次普免地丁银加历年旧欠，其总数几近于全国一年的总收入。
此后每年仍有蠲免，其中大项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午)的蠲免带征银两。这年各地丰收，无灾可免，康熙想到只有带征一项尚为民累，便对户部说：“近者民力虽已稍纾，然念分年带征银两，若不格外优免，则小民一岁之所获，分纳二年之赋，以其赢余，养赡室家，断难充足。”因而决定，免征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广、西安、甘肃等八处带征地丁屯卫银二百三十九万余两，概免征收。安徽、江苏所属带征漕项银四十九万余两，米麦豆一百一十四万余石，“免征各半”。
清代地丁钱粮，系从上至下摊派征收，为减轻百姓负担，只有通过蠲免一途。尤其是大规模轮流普蠲，更能防止官吏中饱，是新形势下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因此有人认为：“惟蠲免钱粮，136率土均沾实惠。”康熙对赈灾极为重视。他牢记明朝末年官员匿灾不救，以致民饥为乱的历史教训，首先要求及时报告灾情，而最痛恨地方官员匿灾，认为“自古弊端，匿灾为甚”。因此定例，凡报灾迟延者都要受到处罚。而一旦接到灾情报告，必须采取蠲免或赈济措施，尤其对直隶、淮扬、陕西等地更为关注。
康熙晚年针对阶级矛盾渐趋尖锐、各地相继出现抢粮风潮的形势，想到明末李自成起义军专攻地方粮仓，并以开仓济贫集聚饥民，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开仓济贫的必要，而是采取减价粜米、平抑米价的办法，作为救济灾荒的良策。所谓粜米平价，就是在米贵时卖出，贱时买入；从丰收之地采购，运到欠收之地粜卖。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三月，直隶青黄不接，米价上涨，总督赵弘燮经奏准，将常平仓的米减价粜卖三分之一，秋后买谷还仓；实在无力买食的穷苦百姓，免息借给，也于秋后催交还项。但地方所贮粮食有限，常平仓大多流于形式，所以长期大量的平粜方式仍是截留漕粮及动支京师附近通州国家粮仓的积谷子粜。例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康熙因江南米价上涨，盗案增加，令漕运总督将湖广、江西起运本年漕米内截留四十万石，分拨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川六府，交贤能官员减价平粜。各粮店得知朝廷有平粜之举，凡有积贮预先争卖，二月米价每石即比正月下降一钱有余。康熙四十九年，福建欠收，米价上涨，康熙立拨十五万石米运至漳州、泉州、福州等地，入仓议粜，使米价渐平，民生乐业。五十一年(1712年)，广东欠收，翌年春季以来米价昂贵，每石骤涨至三两二钱不等，康熙立即拨三十万石积谷，并派钦差大臣前往干粜，每石以一两五钱发卖，百姓争相购买。五十三年（1714年）台湾欠收，亦曾拨米平粜，使米价渐平。
康熙晚年的赈灾，基本上是粜赈结合，以平粜为主。平粜本身是出售，也是赈济，既使灾民有饭吃，又平抑米价，稳定社会生活，并可更新仓米。
康熙虽然关心贫民，但也反对用强制手段刻剥富民。他在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在批评著名清官张伯行时说：“张伯行为（江苏）巡抚时，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积米粟，张伯行必勒行贱卖，否则治罪。此事，虽穷民一时感激，要非正道，亦只为米价翔贵，欲自掩饰耳。地方多殷实之家，是最好事。彼家赀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婪所致，何必刻剥之，以取悦穷民乎？况小民无知，贪得无厌。近闻陕西有方耕种，即挟制州县报荒者，此等刁风，亦不可长。
又赈荒一事，苟非地方官实心奉行，往往生事。盖聚饥寒之人于一乡，势必争夺。明时流贼，亦以散粮而起，此不可不慎也。”即使对少数为富不仁、囤积居奇的奸商、富户，也主张用劝谕粜卖等温和方式解决。这里反映了康熙袒护富民、戒备穷民的偏见，但也有利用供求规律调节粮价及保护商人合法权益的意向。
康熙的另一项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是于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九日，宣布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制。他对大学士、九卿等说：“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己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教，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增钱粮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全国丁银总额基本固定，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得随意增加，使广大农民的负担相对稳定，减少了逃亡，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施之后，各州县每年申报“滋生丁”，使国家掌握的人丁户口有所增加，据统计，康熙六十一年全国人丁约为二千五百三十万丁，逐渐接近实在人丁数。此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最大意义，在于推动了全国统一赋役制度——“摊丁入亩”的实行。因为经过丁银数额的基本固定，使之更易于摊入土地，即所谓“自续生之（丁）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
138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所以必须发展到摊丁入亩，是因为永不加赋与保持丁银总额存在矛盾。滋生丁不加赋，同时死亡人丁也不免赋。
丁有死亡，由各家补充。而额丁子孙多寡不同，多者，至数十百丁承纳一丁的丁银；少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之役；亡丁无后者，找同族或同甲之人抵补。补丁之余，才是“永不加赋”的“滋生丁”。如此转移除补，很难公平合理。人们为逃避补寸丁，仍隐漏户口，不如实申报。所以要想真正做到既保持原有丁银总额，又使新生人丁不再补丁加赋，必须实行摊丁入亩。
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给事中甄淑即请行摊丁入亩，但并未被采纳。清代则不仅采纳，而且予以推广。清代最早摊入地亩的是盐钞银和匠班银。康熙十一年（1672年），即以浙江盐钞银均入地亩。
匠班银沿自明代，历年已久，只存户籍，或派民户代完，或有司自行赔补，康熙中期，陆续摊入地亩。最早将匠班银摊入地亩的是江西。
接着，浙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将实征匠班银七千余两，奉命均派于通省地丁下带办。此后，湖北于三十九年（1700年）、山东于四十一年（1702年），均照浙江例，各将该省匠班银归入地亩。匠班银摊入地亩，废除匠籍，有利于推动手工业生产发展。吏家认力：
“嗣后丁随地起之例，实肇于此。”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云南道御史董之燧总结各省部分州县实行摊丁入亩的经验，疏请统计丁粮，按亩均派。户部议复，以“不便更张”为由，予以拒绝。“然舍此别无良法。故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二月，董之燧鉴于农民失去土地，而丁银尤存，贻累无穷，又上疏建议：“嗣后民间买卖地亩，其丁随地输课。”经户部议复，康熙批准实行，此后所买卖之地，丁随地输。
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制，陆续通行全国各省。
摊丁入亩的推行，从总的方面说，并没有减轻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因为地主能将摊入地亩之丁银负担，以提高地租的办法转嫁给佃农。但剥夺绅衿富户免役特权，不分等则，一律纳丁银，地多的多缴，地少的少缴，无地的不缴，给人一种公平合理的感觉，对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同时，因解除无地农民的丁银负担，便于吸引流民附籍，减少了户口隐漏，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取消原有的人丁编审制度之后，封建国家又利用无孔不入的保甲法来控制所有各类城乡居民，但无地农民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的情况还是有所缓解，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可以流入外乡，或佣工、或租佃、或从事其他各种手工业，对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有利。同时，减轻对人身的束缚和控制，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
康熙帝发展农业生产，改革赋役制度的各项措施，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增强了国家实力，从而，有力地支援了统一及保卫大清帝国的边疆国土，并为“康乾盛世”的降临，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