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行了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战略转变，即从“一条线”战略到实行真正的独立自主。我们知道，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始，由于苏联霸权主义恶性膨胀，中苏关系日益恶化。苏联领导人以“老子党”地位自居，企图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还企图将中国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同中国一起建立巡弋于中国海岸的“共同潜艇舰队”。这些有损中国独立主权的荒谬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严正拒绝。当时苏联十分霸道，不仅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各种合同，撤回了驻中国的专家，逼中国偿还债务，而且还以军事侵略相威胁，向中国施加压力。1969年3月，苏联公然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从而爆发了一场中国反击苏联入侵的武装冲突。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更为嚣张，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制造安哥拉内乱，插手南也门政变，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干预阿富汗内政以至直接出兵阿富汗，等等。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狂妄野心和侵略行径，毛泽东指出，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也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并推行了“一条线”的战略路线，即从日本到美国到欧洲乃至在世界范围内努力建立一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应该说，我国采取“一条线”的战略，这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战略形势下是有其客观理由的，也是正确的。它对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行径，扞卫我国的主权和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到了7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和战略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大规模世界战争有可能推迟或避免。当时苏联对我国战争威胁也趋向减轻。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邓小平审时度势，在198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及时地提出改变“一条线”战略，实行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在论述“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之后，谈到了我国对外政策必须实行战略性转变。他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说，我国坚持同所有国家（不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加强来往；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1990年邓小平重申：“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我国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不树敌，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也不与某些大国建立战略关系，广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较之过去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
3．我国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也不参加任何集团，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国际事务
我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国际事务。我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也不参加任何集团，既不屈从任何人的压力，也不受任何人的摆布。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他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他还说：“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这就是说，我国不屈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邓小平的论述，深刻地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对外关系的经验和教训，使建国以来就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出更加鲜明的特点。
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在国家关系尤其是同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上坚持不打牌，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就是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同它们结盟和建立战略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主的立场和政策，决不仰人鼻息、受制于人，也决不看人家的脸色行事。邓小平说得好：“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之所以坚决主张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坚决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一个拥有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这支力量无论加到哪个力量一边，无论同哪一个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会使世界政治军事天平发生倾斜，都会引起世界军事格局的重大变动，使国际局势激化。第二，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需要维护。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严重存在，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的事比比皆是。经验告诉我们，依附任何一个大国，都可能以牺牲或损害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代价，成为大国的附庸，不得不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第三，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军事斗争中有自己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问题。中国坚定地站在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中国不称霸，也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总之，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有利于我们大胆地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正是根据邓小平的对外战略思想，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的一切对外活动，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压力，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同任何大国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不迁就于一时的事变，不拿原则作交易。一些国家以种种方式向我国施加压力，我们泰然处之，沉着应付，不受他们挑动。80年代以来，我们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既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苏联解体后，我们同独联体各国的关系也很好）。我们还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广交朋友，即不论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传统、战略地位如何，均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好相处、平等往来、以诚相见。这样，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我们一直处于有利地位。
三、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际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政权机关为维护本阶级利益服务，把本阶级利益作为国家利益。这就是说，国家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必然是在国家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国家利益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价值取向与需求，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权力消长和利益得失。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及处理国际事务中，都要体现和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涵盖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地理等诸多领域。就对外政策而言，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根本目的。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和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提出了着眼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来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强调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所以，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除了必须以国际环境为基本依据之外，国家利益也是确定外交战略的根本依据。
1．维护国家利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国家利益通常主要包括：一是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的安全；二是国家政治制度和优良文化传统的保持；三是国家经济繁荣和科学技术发展；四是国家荣誉的维护和国家影响力的发挥。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立的主权国家，上述国家利益都需要维护，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在诸多的国家利益中，什么是最重要、第一位的呢？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而在国家主权中，特别重要的是领土主权的完整。领土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载体，主权国家的领土，包括领陆、领海和领空，在任何场合，我们都要旗帜鲜明地扞卫国家的主权和国家的安全。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放在第一位，这是由它们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决定的。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构成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根本标志。它是指一国对其领土范围内一切事务有管辖权和在国际社会中不受他国干涉的权力。依据主权原则，每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有权独立自主地决定和处理本国一切内政外交事务。在国际社会中不受他国干涉，享有国际社会平等权力，拥有独立的国际法人地位。国家安全是指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领土、主权等不受侵犯，保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不受损害和侵犯。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基础。没有国家主权与安全，也就没有独立的国家利益，其他一切也无从谈起。因此，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安全利益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国家利益中处在首要地位。
基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先决地位，邓小平认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绝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判时，针对英方提出的历史上条约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保留对香港的部分主权，并享有对香港治理权的主张，他严正而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在中国政府坚定的立场面前，号称“铁腕女人”的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退却，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2．维护国家利益，要着眼于国家的发展利益，特别要着眼于国家的最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维护国家利益，除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加以着重维护外，还要着眼于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的发展利益主要表现在“民族能力”和“民族、国家兴旺发达”等方面。“民族能力”是指一个民族征服自然或不被其他民族所征服的整体力量，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和民族的教育、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国防实力上。“民族、国家兴旺发达”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否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国际地位是否得到提高。所以，邓小平将发展国家经济和教育、科技实力作为国家发展利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标志来看待。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事实也正是这样。观察一个国家是否兴旺发达，确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其基本标志之一就是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教育、科技实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在世界各国中居于何种水平。因而，我们在学习领会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时，就要懂得维护国家利益，要着眼于国家的发展利益，要紧紧抓住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教育、科技发展不放。
维护国家利益，着眼于国家的发展利益，应该始终以国家的最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其实，国家的最根本利益也就是长远利益。什么是我们国家的最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呢？邓小平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最根本利益。邓小平经常对党的高级干部讲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他说：“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邓小平讲的“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实际上是讲要从战略的高度着眼于国家的最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就是要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经济科技发展起来。当国家的长远利益需要牺牲眼前的一些局部利益时，应当舍得付出一些代价，不怕吃亏，敢于牺牲一些局部利益或暂时利益，以换取长远的重大利益、根本利益。
3．意识形态利益仅仅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