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儒学，就不能不谈孔子。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其前瞻性与博大精深的文化理念，有着人们穷其一生也探究不尽的无穷奥妙。孔子在《礼记》中所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之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
秦汉以后，随着政治大一统格局的形成，由孔子创立的原初儒学在孟荀等后生诸子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不断的调整修缮，最终成型为一个系统而完备的思想文化体系，既儒学。儒学在经历了秦皇焚书坑儒，西汉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这样两个大的起落后，其思想价值才逐渐为统治阶级所认识并接纳。于汉武，儒学取代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堂而皇之地入主为官方文化。自此儒学便以文化旗手的身份，走上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舞台，正式成为了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言人，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意识形态的主导。
儒学最早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学的开山鼻祖是鲁国人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的发展也各有建树，史上称孔子、孟子、荀子为三圣人。对于儒学，有人如是说：没有哪个人、哪一本书对中国人的影响能超越孔子和《论语》，就像西方没有一个人、一本书能超越耶稣和他的《圣经》。可见孔子的这一部《论语》在国民性格及国家价值体系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精髓早已经根植到民族的骨子里，并渗透进国民灵魂的深处。其所述一些生活实用智慧及常识道德具有普世性，而当这种普世性的行为价值和道德规范对社会稳定和谐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被统治者所正视，并借助国家机器被推送到宗教高度时，它就成为了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儒学。
由于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这种荣辱观的长期宣教濡染，国民逐步形成了圆滑、中庸、仁和这样的处世观，也正是基于这一国民性格，才足足维护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余年的封建霸权。宋代赵普针对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孔子的《论语》在其后封建统治中的地位及在历史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宽容，也是善，这一普世的道德观并不是说放在任何朝代都适用的，儒学的仁爱主张只能用于治平而不制乱。至少在孔子有生到秦统一六国期间这些战乱年代里就行不通。在列国纷争的情势下，对以兼并占有为目的，以残酷杀戮为手段的战争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意图以儒家的仁爱之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则无异于佛家所言“割肉饲虎”，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儒家学说真正成为国家道学被传承下来，是在大汉一统时期。汉武帝即位后，从政治经济上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在这种情势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学思想已不能满足其专制的需要，因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及君臣理念就顺时因势地取代了黄老思想。汉武帝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式，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在其政治统治中的正统与霸主地位，也意味着儒学“大一统”思想从此成为了封建意识形态的主流。正因为儒学对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王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因而受到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从儒学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学其原本是无意服从与服务政治的，而是儒学与家与国的前瞻性思想理念恰恰暗合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被搬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其两千余年阶级统治的工具。儒学之成为帝学，虽是偶然，却也是必然。对此，我只想说：不是儒学要附会政治，更不是儒学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儒学，甚至是绑架了儒学。
儒学按照其发生与发展的大致脉络，学术界有四个阶段儒学之说：1.先秦原始儒学。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和对应于这个理想社会的理想人格，并规定了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体现为道德行为准则。2.汉唐儒学。汉唐儒学在理论上吸收了先秦时期其他一些学派的思想，特别是阴阳五行学的思想，在内容上得到了极大丰富，是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宗教化过程。3.宋明儒学。儒学吸收佛道思想，开始理论化，并形成形而上的哲学体系。4.现代新儒学。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一些进步理论，来解释儒家的思想。源头应从康有为算起。康有为把儒学与当时传入的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同时力图把儒学宗教化。当下，对于儒学的争论，已经出现了德政分论的说法。
先秦原始儒学，即孔子、孟子、荀子时期的原初儒学。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在春秋末年，这一时期，周王室已渐衰微，而其下的诸侯国实力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他们纷纷脱离周天子的控制，呈现出各自称霸称王的政治混乱局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诸侯割据。作为周公后人的孔子，眼见得这种情形，很替国家前途命运担忧。他在《论语》里这样写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中的“八佾”这种规格的舞蹈，本该是天子独享的待遇，而诸侯以其身份只能“六佾舞于庭”。可是随着诸侯国力的加强，他们不再把那个有名无实的周天子放在眼里，便出现了等级礼仪被随意颠倒和僭越等诸多不正常现象。对此，孔子在其《论语》中提出了“克己复礼”一说，他要求人们安分守己，恪守自己所属等级的礼仪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仁者要“恭、宽、信、敏、惠”。
孔子后又有孟子与荀子，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主要思想，并在其原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推陈出新，使儒家思想又有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孟子重王道，他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王道的社会、一个仁政的社会。他认为仁政为王道，则至少应该做到“养生丧死无憾”。主张以义行仁，笃信“仁为人之安宅，义为人之正路”。孟子的王道仁政论，在现今看来，是颇具民主精神的。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是带有浓厚理想主义成分的，他们更多地寄希望于人本性的自觉。
荀子跟孔子、孟子又有所不同，荀子的思想里带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成分。荀子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在礼的问题上，荀子强调礼仪应该顺应人心，随时而变。提出：“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策论，在当时情况下，对于定国、富民、安邦具有着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孔子、孟子、荀子这一时期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原初儒学，是一种合于时，安于世的一般性学说，与其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有所不同，却为后期儒学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汉唐儒学。这个时期的儒学吸收了先秦时期道家、法家等其他一些学派的思想，特别阴阳五行学的思想，内容得到了极大丰富。汉唐儒学在儒家思想制度化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儒家的治国理念，以及儒家的最根本的道德准则都得到了确立。从这以后，可以说中国历代的治国理念、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都是根据儒家学说来制定的。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性。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无论自觉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宋明儒学，又称宋明理学。这个时期的一些儒学家借鉴佛道心性形而上学理论，发掘儒学形而上的东西，并把一些佛道用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据此建立起儒学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儒家许多具体的解释，提高到了理论的层次。理学家强调天理，强调礼教，即所谓的“三纲五常”。到宋明以后，儒学又增加了天理、良心的内容。宋明理学所侧重的主要是伦理道德、人的身心修养。这一时期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它的兴起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
近现代的新儒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也走向了衰落。其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一些经济、政治、文化也被带进了中国，那些相对先进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证明了传统儒学中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已不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一些有为之士，他们积极呼吁除弊兴利，呼吁改革变法。其中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他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解释和发挥孔孟之道，他希望把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制。此后，不断地有学者针对这个论题进行研究，希望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起于齐鲁文化中的儒学，两千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对于如何评价儒学，有学者提出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弘扬，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是人本思想，孔子宣扬“泛爱众”，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荀子也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人本思想在当代有着重要意义。其次是自强自立意识。《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确立了儒家的入世品格。同时，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仅指自身的修养，而且还包括推己及人，对群体的关怀，对天地万物的关怀，这种博大的胸怀是自强的精髓。第三，忧患意识。像孔子这样的“士”是忧国忧民的，中国的士大夫历来就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即忧患意识。第四，力行精神。儒家主张“笃行”，反对空谈，这一点很有现实意义。
最近，还有人提出，儒学应该与政治剥离开来，恢复其没有成为政治制度时期的儒家思想，使其在人的精神层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想，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里，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于修复世道人心或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