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访的客人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启蒙思想家威安·巴勃罗·奥拉维德。1762年初，他在德利斯住了10天，深受主人的赞赏。伏尔泰像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很瞧不起西班牙人，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曾经指责西班牙人愚昧、野蛮、宗教迫害登峰造极。伏尔泰也经常对客人讲西班牙人的坏话，他认为那个国家是欧洲最为野蛮的地区，但是对奥拉维德他却抱有好感。后来，他还向巴黎的朋友极力推荐奥拉维德，说他是一个知道怎样更好地思维的西班牙人，肯定他不同于野蛮的同胞，勇于承认天主教和宗教审判所是有害的，伏尔泰夸张地说，如果马德里有100个他这样的人，它将成为另一个巴黎。奥拉维德是启蒙运动的殉道者，1778年被残酷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以火刑处死。狄德罗在《文学通信》中曾经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祭文，热情赞扬他保卫自由的英勇行为，无情地揭露了宗教当局的惨无人道。
到费尔内访问的客人之中，有一位小孩子很讨伏尔泰的欢心，这就是夏特莱夫人和伏尔泰在吕内维尔的朋友布弗莱尔侯爵的儿子德·布弗莱尔骑士，当时他年仅10岁。伏尔泰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对他非常爱护和体贴，关怀备至。布弗莱尔骑士也非常崇拜这位充满智慧的老人，他从费尔内给母亲写了许多信，称赞伏尔泰是仁慈家长的集中体现，认为他是其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父亲和国王，给生活在他周围的每一事物都带来幸福和快乐。布弗莱尔还以赞美的口吻说，伏尔泰是最伟大的诗人，他永远是他的著作的最好版本。他太伟大了，以至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度的限制，他是大自然给整个地球的礼物。
大概在同一时期，一位年轻漂亮、举止优雅的贵夫人也慕名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这就是后来成为女作家的德·让利夫人。1782年她发表了一部三卷本的有关教育的著作。她在其著作中记述说，老年的伏尔泰非常容易激动，他常对仆人大喊大叫，动不动就训斥园丁。他发脾气时，总是声嘶力竭地冲他们大吼。不过，脾气过后他仍是非常和善可亲的老人。由于经常是这样，仆人也了解他的为人，因此，并不介意。他还带让利夫人到费尔内散步，兴致勃勃地请她参观自己建造的房屋和创办的工厂。他希望自己晚年所从事的著书立说之外的工作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1763年夏天，正从威尼斯回国途中的奥地利王子查尔斯·约瑟夫特意绕道来到费尔内，向伏尔泰表示敬意。这位王子是在普鲁士长大的，童年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伏尔泰欣赏他的翩翩风度和良好的教养，他们促膝长谈，甚为愉快。当话题慢慢谈到小说《老实人》时，王子很抱歉地表示，他还没有读过这一大作。爱好虚荣的老人觉得很失面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竟然还没有引起这位王子的注意，他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王子是第一次见到伏尔泰，这位睿智老人的谈吐举止和贵族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对伏尔泰当时的穿着打扮还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伏尔泰喜欢穿灰布鞋和铁灰色长袜，身上一件凸纹条格平布的背心一直长过膝盖，头上盘缠着假发，戴着黑色天鹅绒的小帽。星期日由于来访的客人多，他的穿著更加讲究一些，一般是穿上精致的褐色平纹布外套、背心和短衫，背心的下摆很长，镶着金边。
1764年9月，伏尔泰接待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他们是大西洋彼岸费城医科学校的奠基人约翰·摩尔根和费城最后一任殖民统治的市长撒缪尔·鲍威尔。伏尔泰为两位贵客准备了欢迎晚宴，并邀请法国和瑞士一些名人作陪。老年的伏尔泰仍然十分机智、风趣。当宴会正在进行时，一只小狗来到了餐厅，在主人面前摇尾乞怜。伏尔泰突然问鲍威尔：“你认为这个小狗怎样，它有灵魂吗？英格兰人现在对灵魂怎么看？”鲍威尔不清楚这位尖刻哲人的真实意图，不敢贸然作答，他以外交辞令搪塞道，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伏尔泰不想这样收场，他开始赞扬博林布洛克勋爵的作品。鲍威尔以自己没有读过博林布洛克的书为借口，再次岔开了话题。伏尔泰仍然不停地谈论着英国人，他还说了一段使两位英国客人及后来许多人都难以忘怀的话：“如果我能死而复活，或者说能够第二次来到地球上，我祈求上帝让我降生在英格兰那块自由的土地上。我所景慕的有四件东西，它们都是英国人引为自豪的，即自由、财产所有权、牛顿和洛克。”摩尔根还谈起了著名科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杰出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伏尔泰很敬仰这位美国人，赞扬他是电的发现者和改进者，是功绩卓著的天才和伟大的、天生的哲学家。在起身送客时，伏尔泰当着他们的随从的面劝诫他们，应该仇恨虚伪，仇恨弥撒，仇恨僧侣。
狄德罗的好友、英国人约翰·威尔克斯1765年也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他是英国政治激进派的代表，对伏尔泰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伏尔泰在劝说人们实现普遍宽容、人道和仁爱上所做的工作，比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贡献还多。他在卡拉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比大多数圣人的整个一生还值得称赞。
另一位英国人詹姆斯·鲍斯威尔大概是真正把伏尔泰看成旅馆老板的那种人。1764年圣诞节前夕，他来到伏尔泰家作客，饭后，他极力讨好德尼夫人，夸奖她的果酱饼做得特别好吃，然后请求她向伏尔泰说情，希望能留他住在费尔内。他称伏尔泰是杰出的房东。他对主人给自己安排的住宿不满，伏尔泰尽管对他的讨好卖乖、生活挑剔感到不快，但还是设法满足了他的要求。鲍斯威尔常常不知疲倦地听伏尔泰讲英语，背诵德莱登的诗，无事可干时，就一头钻进伏尔泰的图书室。这里有许多使他感兴趣的书，如宣传冉森主义的书《基督教的回忆》，伏尔泰重新装订后将其改名为《教会的愚蠢》，还有一本包括英国作品在内的剧作集《野蛮的悲剧》。鲍斯威尔在费尔内聆听哲人的教诲，观察一代大师的日常生活，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化巨人的丰富藏书，在这里，他免费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良好的教育。
许多来访者都注意到，在伏尔泰的家中生活着一位特殊的成员，这就是安多万·亚当神甫。他以前是耶稣会教士，耶稣会被法国驱逐后，伏尔泰收留了他。亚当神甫是一位性格温厚的老人，他穷困潦倒，但擅长下国际象棋，伏尔泰喜欢他的性格，常常与其切磋棋艺，也乐意利用他的好脾气，拿他开心。例如，他对客人讲，这个神甫姓亚当，但很可惜，他不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因而不能同夏娃共尝禁果。伏尔泰对耶稣会教士是很不客气的。有次，他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其中有两位耶稣会士，他询问了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强迫他们发誓做普通公民，如果会长或教皇的命令与国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服从国王。伏尔泰也同样询问过亚当神甫，亚当神甫是被迫作了肯定的表白之后，他才收容的。他一开始就向这位神甫表明，如果敢于和一位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甚至强烈痛恨宗教狂热的人一起生活，那就可以大胆地来到他的身边。
这位神甫虽然在宗教问题上并没有给伏尔泰带来麻烦，但却在生活上使得他很难堪。亚当神甫爱上了厨房女仆，有一天，他冷不防跪到女仆面前向她求爱，女仆大为感动。伏尔泰碰巧看到了这一戏剧性的场面，不过，他悄无声息地走开了。吃晚饭时，伏尔泰把他白天看到的又好气又好笑的情景编故事般地告诉了新来的一些客人。他说：“今天在别墅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亚当神甫冷不防地被人看到，……对，冷不防地被人看到他跪下……为我向上帝祈祷。”正恨不得地面有个洞快钻进去的亚当神甫，听到伏尔泰最后讥诮的嘲弄才慢慢松了一口气。从此，他再也不敢给主人留下任何口实。
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德利斯和费尔内成了欧洲进步思想的中心，达官贵人、文人骚客纷纷慕名拜访和登门求援者不计其数。据伏尔泰自己讲，他接待过的英国客人就远远超过200人。
5 启蒙运动的导师
启蒙运动是任何一个摆脱封建生活方式的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所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使自由发展个性的理想成为普遍原则。启蒙运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建立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激励人们的心灵，追求人人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甚至在他人面前的一律平等。
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同迷信、宗教狂热、宗教偏见以及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还要进一步推崇和宣传理性，用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行动来进一步擦亮人们的眼睛，使人们看清自己的弱点和使命，推动人们迈向通往真理的大道。
嬉笑怒骂是伏尔泰特有的锐利武器，尤其是讽刺和嘲笑已成为他反对迷信、狂热、不公正，宣传自己理想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揭露敌人，刺激敌人，挑逗敌人，向敌人无情地倾泻他的愤怒。伏尔泰认为，生活太短促了，人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大量的鸿篇巨著。在“消灭败类”、宣传启蒙思想的运动中，他喜欢用短小精悍的讽刺短诗、短文来说理论事，反驳政敌，提纲挈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它们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投枪，猛烈地向社会中一切不正义的联盟宣战，把教会和基督教信仰体系刺得体无完肤，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不安和惶恐。玛丽王后对他尤为恨之入骨，临死之前还请求路易十五惩办伏尔泰。可是对伏尔泰，国王现在已是鞭长莫及了，他无可奈何地对王后说：“你要我怎么办呢？倘若他在巴黎，我倒是会将他赶到费尔内去的。”1768年9月24日，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收缴伏尔泰挖苦嘲讽封建专制影响巨大的作品《有四十金币的人》，并当众烧毁，凡是出售此书的书商也一律处以枷刑。有的法官对这种处理方式仍觉不解恨，甚至在法庭上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我们烧掉这些书就算了吗？”
伏尔泰晚年在德利斯和费尔内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这是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文人所不能奢望的。狄德罗和卢梭的生活都极度贫困，常常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四处奔波。而伏尔泰相当富有，仅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地租收入就已相当可观，他还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他每月给德尼夫人2400法郎，而可供自己支配的则高达6000法郎。富足而稳定的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全盘考虑启蒙运动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他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千奇百怪。
伏尔泰在他的费尔内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他特意用他的四个论敌的名字给它们起名，称它们为：佛勒龙、博麦尔、农诺特和蓬皮尼昂。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它们，当它们吃饱喝足之后，他常常再赏它们一顿拳脚，拧一下它们的耳朵，用针刺一下它们的鼻子，踩一下它们的尾巴，甚至还给他们带神甫的高筒帽，用最难以想像的卑劣方式来对待它们。他要用这种幽默狠毒的方式来发泄他对“败类”的仇恨。
耶稣会在法国的势力很大，倚仗罗马教皇的支持，有恃无恐地从事阴谋活动。耶稣会士骄横跋扈，作恶多端，不仅招致其他各修会的嫉妒与反感，而且也为世俗的政权所痛恨。法国高等法院同情高卢教会派和冉森派，憎恶耶稣会，一直在寻找机会清除这一国中之国。1761年，马赛一个由耶稣会士经营的商行破产，法官们以此为借口，宣布耶稣会的章程与国家的法律相抵触，并查封了一些耶稣会学校。虽然法国宫廷也倾向高卢教会，但是为了对抗胡格诺教派和冉森教派的信徒，谋求在对外战争中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宫廷一直对耶稣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给予保护和支持。耶稣会士忠于教皇，不服从法国国王，他们为所欲为严重影响宫廷的利益，并冒犯了国王的尊严。受启蒙思想家影响较大的舒瓦瑟尔掌握大权之后，在蓬巴杜夫人的支持下，于1762年下令解散耶稣会，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国。
百科全书派的兄弟们听到耶稣会士将要从这个国家被驱逐的消息后，欢欣鼓舞。达兰贝尔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杀死耶稣会士的不是冉森派教徒，而是哲人党，是《百科全书》杀死了上帝。他还乐观地估计说，耶稣会士受到致命的打击后，下一个该轮到冉森派教徒了，一个宽容建立、僧侣结婚、忏悔废除、败类灭绝、新教徒回国的美好明天即将到来。伏尔泰也认为，耶稣会士被驱逐是启蒙运动取得很大进步的迹象。但是，他没有达兰贝尔那样乐观，他清楚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看到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的敌人决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的教派，而是一股反动落后的势力，他形象地说，“如果把我交给狼的话，从狐狸手里被救出来又有什么好处呢？”
伏尔泰坚定地认为，17世纪是天才的世纪，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在17世纪中，文学天才是卓越超群的，而在18世纪哲学思想的进步则是以往的世纪所不能比拟的；启蒙世纪虽然在文学上稍逊于天才的世纪，是小人物的时代，但是如火如茶的启蒙运动比天才的时代对人们心灵、对社会风尚、对政治结构的影响要大得多。
法国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宫廷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教会凶狠残暴，法官草菅人命，百姓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恐怖、阴森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对启蒙运动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人在信中责问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主将：“这难道就是您所粉饰、您所教导的那个启蒙运动的时代吗？每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彼此一样，并将永远这样下去。”面对这种尖锐的指责，伏尔泰无言以对，他自己都一度对启蒙运动的前途感到悲观。1762年6月19日，他所尽情赞美的日内瓦政府居然也像法国当局一样公开谴责卢梭刚刚出版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他不赞同卢梭的思想和主张，但是他同情卢梭的不幸遭遇。他对一向以思想自由、政治环境宽松著称的日内瓦也失去了信心。他十分痛苦地发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矛盾的。他断言，由于穿着黑衣服的巫士在日内瓦不断活动，试图把人变成野兽，这个城市尚存的微弱理性火花也将熄灭。他甚至失望地预言，狂热战胜理性的时刻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