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梅里叶1664年出生于香槟省马泽尔尼村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他曾遵照父母之命走上了传教布道之路。1687年，他从里梅宗教学校毕业后，便开始担任教职，起初在马尔尼当神甫，1698年开始负责埃特列平低级教区的宗教事务。1729年5月自杀身亡。他从事宗教工作不久便发现，自己向教民所宣传的那套教义，全是欺骗人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这个生前默默无名的神甫，运用自己的智慧孜孜不倦地、秘密地从事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但他自己没有勇气站出来做公开的揭露，向人们承认自己在讲坛上传道时所说的谎话。因此，他痛苦万分，夜不能寐，他想，即使自己生前不敢揭露自己，也要在死后让人们认识自己，了解教会的真相。于是，这个忍受巨大精神折磨的神甫在自杀前，利用无数漫长的不眠之夜写下了自己心灵的独白——这就是他死后震惊世界的《遗书》。在这部洋洋70余万字的巨著里，梅里叶阐述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无情地戳穿了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愤怒揭露出封建专制制度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苦难。这位天主教神甫承认，世界是永恒而无限的物质，根本不存在什么“救世主”，一切宗教义务都是谎言与欺骗。他痛斥社会的不平等，他说，一部分人享受着人生的欢乐，残暴地统治着别人，而另一部分人则充当奴隶，受苦受难。他把教士、包税人、官吏和投机商统统斥之为富足的懒汉，而王权和封建主则是魔鬼与寄生虫。在《遗书》中，梅里叶还真实地描绘了自己的胆怯而又悔恨的矛盾心理，他写道：“当我被迫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内心是多么地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了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他真诚地希望人们赶快觉醒，奋起斗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暴君和僧侣贵族的统治，打碎精神枷锁，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梅里叶逝世之后，他的《遗书》手抄本开始在法国流行，1735年，伏尔泰从友人季里奥处得知了《遗书》的内容，他对梅里叶十分赞赏，认为他是像洛克一样伟大的哲学家。他请季里奥设法搞到了一份《遗书》的手抄本。
1762年，伏尔泰编辑了《遗书》的摘要本，在日内瓦匿名出版，题为《梅里叶号召教区人民反对腐朽透顶集团的呼吁书》，它仅仅是根据原书的第一部分选编的。伏尔泰最感兴趣的是书中评论基督教主要根源和批判基督教教义的部分。他根据“消灭败类”斗争的需要，对原书断章取义，把具有坚定的无神论信仰的梅里叶改变成了激烈谴责宗教迷信但却信仰上帝、害怕上帝发怒的自然神论者，他突出选编了梅里叶遗稿中揭露教士假仁假义、贪得无厌，对人民痛苦麻木不仁的内容，但却删除了梅里叶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论述。尽管如此，这个摘要本仍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欢迎，并连续再版了好多次。伏尔泰以天主教神甫的现身说法给专制政体和天主教会以致命的打击。
伏尔泰作为自然神论者，他不赞成梅里叶的无神论，不反对宗教，但是他反对天主教这种制度化的宗教。他拥护和赞扬梅里叶对基督教的揭露和控诉，他认为，“消灭败类”要坚决攻击超自然的宗教和基督教。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基督教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是真正宗教的敌人。基督教反复向人民灌输迷信，而迷信是引起宗教灾难的祸根。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写了大量反基督的小册子。
1762年发表的《五十个说教》是伏尔泰的宣战书。他认为《圣经》是最不确实、矛盾最多的书。书中有关奇迹的记述只不过是东方民族的民间传说，使面包和酒变成肉和血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说犹太人的上帝是专制、残酷、自私、爱报复和爱虚荣的，真正的上帝决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自然神论的“钟表匠”，是秩序和爱之神，是正义、善良和无限之神，是一切人的慈父。他的宗教思想也像他的政治学说一样，上帝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开明君主。
为了宣传自己“消灭败类”的主张，伏尔泰在发表《五十个说教》、出版梅里叶《遗书》摘要之后，还先后撰写了一大批著作。1763年发表《论宽容》，1764年出版《哲学辞典》，1767年发表《英国绅士博林布罗克的重要研究》，1770—1772年撰写了《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年出版《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等，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以“消灭败类”为主题的。除此之外，他还注意采用玩笑、对话、论辩等多种机智而风趣的形式，向人们反复灌输他矢志不移“消灭败类”的思想。
2卡拉的恩人
1762年3月中旬，也就是在伏尔泰公开发表反对基督教的第一部著作《五十个说教》约两个星期之后，一位到费尔内访问的法国人告诉了伏尔泰最近发生在图卢兹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案。正是这一事件，使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变成了与教会势力的直接对抗，使他对正义和法律抽象的要求变成了具体的行动。他终于走到了实际斗争的第一线。
在图卢兹著名的维尔饭店附近，有一条小有名气的菲拉蒂埃大街，这条街道虽然拥挤狭窄，但却每天都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是图卢兹的商业中心。在这条街道的16号内住着一位绸布店主，他专门为贵夫人做衣服和装饰布而印制鲜艳的平纹花布。他就是在当地以善于经营小本生意而闻名的约翰·卡拉。
卡拉是胡格诺教徒，为人和善，待人宽容，老实朴素。他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已成年。1761年夏末秋初，图卢兹气候反常，仍然酷热难当，许多人还在卡罗那谷地或比利牛斯山下度暑。卡拉不愿耽误良好的生意，一直坚持正常营业。当时，他把两个女儿送到了乡下，三儿子路易在外地经商，四儿子多纳也在尼姆给一个商人当学徒，家里只剩下老俩口、大儿子马克·安东尼和二儿子皮埃尔。
马克·安东尼·卡拉这年已29岁了，他一直性格抑郁、落落寡欢，总有怀才不遇的感觉。由于他是新教徒，故不能进大学学习法科，走从政之路。他又不愿像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们一样，经商混日子。他喜欢古典作品，尤其是塞涅卡和普罗塔支的作品，他也喜欢读蒙台涅和莎士比亚的著作，哈姆莱特有关生与死的独白使他尤其着迷。他常常爱发奇思异想，对一些论自杀的戏词也津津乐道。
1761年10月13日，皮埃尔的一位名叫高培尔·拉瓦依斯的朋友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劝说皮埃尔和马克·安东尼放弃胡格诺教，改信天主教。不过这天他不是为这事而来的，他的家人都到乡下度假去了，他是来这里散散心的。卡拉夫妇热情招待儿子的朋友，并留他一起吃晚饭。卡拉在店铺关门后便陪客人吃饭，女仆让娜仍在厨房里忙于做菜。饭桌上话题沉闷，缺少朋友光临的欢乐气氛。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卡拉试图把话题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上，他提到了维尔饭店最近改建的一些趣闻。坐在饭桌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马克·安东尼听到提起维尔饭店，便马上来了热情，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一些他自鸣得意的见解。他的弟弟皮埃尔很看不惯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嘲笑他是不懂装懂，故弄玄虚。马克·安东尼颇感不快，当女仆让娜为客人端上甜点心时，他借故离开了餐桌。
因有客人在家，卡拉夫妇没有介意大儿子的不快。再说他们也了解这位儿子的古怪脾气，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吃完饭后，他们和皮埃尔继续陪客人喝咖啡，晚上9点多钟，客人拉瓦依斯起身告辞了，女主人要皮埃尔送客人下楼。皮埃尔走到楼下，吃惊地发现店铺的大门洞开，他以为屋里进了小偷，赶紧走进柜台内点上蜡烛，烛光下的景象使他惊呆了：哥哥马克·安东尼居然吊在折门框上！他慌忙地尖叫起来，卡拉夫妇和拉瓦依斯也应声而来，他们一边割断绳子把马克·安东尼放下来，一边喊来医生进行紧急抢救，但由于为时太晚，谁也不能使马克·安东尼起死回生了。
开始，约翰·卡拉还以为他的儿子是被人谋杀的，当他确信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是自杀时，他恳求皮埃尔及其朋友为了自己家庭和死者的名誉不要向外人透露事情真相，因为天主教的法律是严禁自杀的。他一心只考虑到活着儿女的前途，却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厄运正在向自己扑来。
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们挤满了他的店铺，这时，有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乘机造谣中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诬蔑说，马克·安东尼肯定是被他的亲生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是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允许他改教的。他们立即请来警察，逮捕了卡拉一家和拉瓦依斯。
其实，胡格诺教从来就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狂热的天主教分子的指控完全是空穴来风，蓄意为人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了解卡拉一家的人都向当局证明，约翰·卡拉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父亲，对子女的宗教信仰并不加以干涉，他的那个名叫路易的儿子，不久以前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而改信天主教，卡拉并没有责怪他，甚至连这个爱管闲事的女仆也没有更换。笃信天主教的让娜也极力为她的胡格诺教的主人辩护，她说，一个60多岁的老人决不可能把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人缢死，况且，在这所房子里还有她和拉瓦依斯两个天主教徒在场，他们不可能帮助主人杀死他们的嫡亲骨肉。
宗教狂热分子的无稽之谈，竟然被教会当局当作真凭实据。这个本来就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身亡的人被教会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他的尸体被抬到教堂里，教会当局欺骗盲从的教徒们说，他的尸体将因神灵而复活。教会还装模作样地为马克·安东尼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祭，图卢兹大部分居民都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中张着白幔，挂着一幅从外科医生处借来的骷髅，作为马克·安东尼的化身，它一手握着棕榈叶，作为殉道的标志，一手握着一张大书“弃绝异端”的纸条，作为安东尼因改信天主教而被谋杀的证据。一时间，图卢兹笼罩在狂热的气氛之下，宗教狂热分子和盲目的民众都把马克·安东尼视为圣人，虔诚地对其顶礼膜拜，有人为他祝福，有人向他祈祷，求他作出奇迹。许多人甚至还绘声绘色地传播着他带来的奇迹。
卡拉案件提交给图卢兹地方法院审理，法院控告卡拉犯有反对天主教会之罪。卡拉全家和拉瓦依斯都被轮番带到法庭受审，他们都坚持拘捕入狱前的口供，其他证人也都为卡拉一家辩护。由于许多狂热的天主教徒向法官施加压力，尽管卡拉谋杀马克·安东尼一案证据不足，图卢兹法院仍在1762年3月9日以8票对5票作出了最后的判决，判处约翰·卡拉车裂死刑，皮埃尔放逐，其他人无罪释放。3月10日，卡拉被押往刑场，当他途经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图卢兹大街时，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即将与自己的亲人永别之际，他内心非常平静，他不住地大喊“我是无辜的”。残忍的刽子手用铁棒打断了这位老人的臂骨、腿骨和肋骨，然后把他绑在车轮上让他慢慢死去，最后再在大庭广众之下焚尸。临死之前，卡拉对身边的神甫说：“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子和孩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尤其觉得遗憾……”卡拉的从容赴死，使在场的天主教教士都觉得他是无罪的，他们说卡拉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是完全一样的。
当伏尔泰听完这一宗教迫害事件的介绍之后，惊诧不已。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不论是图卢兹法院的判决，还是卡拉有罪，祸根都是宗教狂热，他一生中写过不少揭露宗教狂热危害的悲剧剧本，但是还没有一个剧本比得上现实舞台上的这个悲剧更使人毛骨悚然。他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开始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决心要弄清事实真相，以便伸张正义，保护无辜的人们。
当伏尔泰正在紧张地调查卡拉案件有关详情细节时，卡拉的两个儿子逃难到了费尔内附近，住在日内瓦。他马上派人把他们找来，交谈询问了几次之后，他确信约翰·卡拉是无辜的。他向卡拉的儿子表示，他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笔和自己的声誉，纠正图卢兹八个法官的致命错误，替卡拉伸冤。
伏尔泰积极为卡拉的平反昭雪而四下活动。他给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写信，表面上是希望他们提供消息，实际上是想通过明确表白自己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影响，谋求他们对这一工作的支持。他还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有名的律师在内的15位律师都表示愿意为卡拉一案进行辩护，并分头取证，准备充分的材料。卡拉死后，他的女儿被关进了修道院，儿子亡命他乡，孤苦伶仃的卡拉夫人为了替丈夫伸冤只身前往巴黎，准备直接向国王申诉。当伏尔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写信动员巴黎的朋友对其进行照顾和帮助，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马利埃特亲自代卡拉夫人写了正式的申诉书。卡拉夫人在巴黎得到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同情和帮助，由于德高望重的伏尔泰奔走呼号，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也为之声援。卡拉一案轰动了整个欧洲。
在伏尔泰和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同意复审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尔赛宫举行国务会议，讨论卡拉案件的处理问题，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枢密大臣主持，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详细介绍了卡拉案件的有关情况。会场外挤满了同情卡拉的各阶层人士，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务会议的决定。最后，国务会议派一位代表到国王的房间通报会议的决议：对图卢兹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决约翰·卡拉死刑的正当理由。国王表示同意这一决议。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无理判决，伏尔泰为卡拉伸冤翻案的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1765年3月9日，即卡拉惨死三年整的这一天，法国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国王路易十五赐给卡拉夫人3. 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