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与爱米莉亲密无间的共同生活，像爱米莉最初希望的那样，一帆风顺地得到了自己丈夫的认可。夏特莱侯爵既没有对伏尔泰这位第三者插足感到憎恨或提出决斗，也没有乘人之危驱赶这位当局的“罪人”。他反而对这位杰出的作家十分尊敬，并把他当作知心好友看待，就好像他的妻子与这样一位有名望的文人一同给他戴的绿帽子是一顶荣誉的桂冠。与侯爵同在前线战场的里舍利厄公爵曾经担心德丰丹纳神甫在巴黎的卑鄙行为会使夏特莱侯爵的自尊心受到损害，因而设法去劝告侯爵要宽宏大量，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担心原来是多余的。
侯爵先生有时也从部队回到西雷，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但他从来不干扰妻子和伏尔泰之间的事情，他们能在一起友好地相处，愉快地交谈。当伏尔泰和爱米莉各自钻进自己的房间工作时，侯爵就和林南先生及孩子们一起玩耍、吃饭。
伏尔泰对戏剧可谓情有独钟。在巴黎时，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戏。西雷当然没有这个条件，他要设法凑成一个业余剧团排几个戏，过过戏瘾。伏尔泰雇请工人把阁楼改成小剧场，欢迎西雷镇所有感兴趣的居民都来参加。一时间住在临近左右难以去城里看几场戏的居民们经常来西雷庄园看稀奇、赶热闹，演的演、看的看，热闹非凡。有时一出戏还正在预排，但排着排着便成了正式演出，因为观众已经围了一大圈。两位美丽的邻居诺韦尔伯爵夫人和尚鲍南夫人常常被伏尔泰指定为主要演员，临时来拜访的客人有时也被指派一个角色，爱米莉的小女儿是出色的小演员，而拙于表演的夏特莱侯爵也常常要登台表演，不过他一上台，便成为大家的笑料。
伏尔泰和爱米莉是与众不同的一对。爱米莉博才多艺，思想敏捷，风流洒脱，她追求过的男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几乎都是比较有学问的人，像里舍利厄、莫伯都依、伏尔泰以及后来的圣朗贝。伏尔泰对女人的态度胜过其他的自由思想家，他说“女人有能力做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她们与我们惟一不同的地方是她们更和蔼可亲”。他与爱米莉互敬互爱志同道合，是恩爱情侣，也是事业上的战友。由于伏尔泰的原因，他们的恋爱几乎成了柏拉图式的爱情，但是他们也乐于保持这种“哲学式的爱情”。当然，在这个家庭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爱米莉脾气暴躁，喜欢独断专行，而伏尔泰虽然文质彬彬，但也容易激动。因而，他们也经常为一些小事而发生争执，一旦争吵起来，彼此都会大喊大叫，好在事后都不记仇，重新和好很快。争吵过后，他们还用英语彼此讲一些慰藉的温柔话，他们甚至以这种方式寻开心。一次晚宴上，伏尔泰本来答应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因爱米莉不让他喝一杯葡萄酒，一气之下，拒绝履行诺言，爱米莉也板起脸来，客人们非常尴尬。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伏尔泰还是朗诵了他的诗，在客人的喝彩中，爱米莉走上前去，一把搂住伏尔泰的脖子，狂吻不停，晚宴的气氛顿时又变得热烈欢快，大家感到很惬意。
18世纪的法国，崇尚古典主义的思想还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不但文化上的尚古主义盛行，生活上的尚古主义也蔚然成风。伏尔泰倾向文化上的尚古主义，而反对生活上的尚古主义。1736年，他写了一首反对生活尚古主义的哲理诗《摩登人物》。在这首诗中，他巧妙地为现代奢侈生活辩护，嘲笑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和基督教的伊甸园，讽刺冉森主义者所鼓吹的简朴生活的道德观。在伏尔泰看来，人类早期缺乏精美艺术和舒适生活，这并不是美德，而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一切东西都归集体所有，这并不是人类就有那么高尚无私，而是为生活需要所迫。他们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也是由于他们一丝不挂，一无所有。在伊甸园中，教会神学家肉麻地鼓吹那种纯洁的爱不过是兽欲而已，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种动物的本能。与此相反，伏尔泰称赞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博学大师，他们住在装饰精美绘画的豪华宅第里，出门香车宝马，会朋邀友，兴趣所至，还可经常出入歌剧院，演出结束后再在珠光宝气、香水扑鼻的妖艳情妇陪同下享受美味佳肴，乐以忘忧。伏尔泰成名富有之后，也钟情于豪华奢侈的生活，在诗中他称赞厨师是有道德的牧师，“人间乐园是我生活的地方”，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喜欢奢侈生活。
18世纪上半叶还有两部比较有影响的为人的舒适生活辩护的作品，一部是英国作家德·孟德维尔写的《蜜蜂的寓言》，它否定传统道德，1736年初，爱米莉将其译成法文；另一部是让·弗朗索瓦·梅隆写的《论商业》。他们都是从经济基础着眼，把奢侈生活看成是增长财富，促进商业发展的手段。而伏尔泰则把其看作是艺术上和肉体上的享受工具，认为奢侈生活的历史发展体现了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物。实际上，伏尔泰是想借此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和向往幸福生活的人道主义。
《摩登人物》写成后，他谨慎地保存着手稿，只把副本送给少数几个在他看来最可信赖的朋友，并特别叮嘱他们不要外传。他吃过多次作品贸然外传惹祸的苦头了，他再也经受不起这种折腾。然而，一个极为意外的机会，还是使其中的一本流落到了当局手里。他的朋友吕松主教德比西伯爵突然暴病身亡，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伏尔泰这首哲理诗。当局的检查官认为这是一部恶意中伤、异教的作品，因为它居然敢亵渎圣灵，暗示什么亚当从没有修过胡子，剪过指甲，皮肤裸露被太阳损害，还享受着与夏娃的肉体关系。
1736年12月22日，里舍利厄公爵夫妇的一封告急信匆匆寄给了伏尔泰和爱米莉，公爵夫妇告诉他们，当局对《摩登人物》极为不满，劝他们要想办法暂时避避风头。伏尔泰马上与正在家中居住的夏特莱侯爵商量对策，侯爵请伏尔泰先出国躲避一下，再慢慢为他想办法。此时此刻，屋外正大雪飞舞，寒风刺骨，黑夜即将来临。心急如焚的伏尔泰一刻也不敢耽误，匆匆搭乘邮递马车，连夜赶往荷兰，爱米莉恋恋不舍地把他送过了法比边境。在去布鲁塞尔的第一站吉维特镇，对爱米莉牵挂不下的伏尔泰给邻居尚鲍南夫人写了一封信，请求她常去看望爱米莉。爱米莉也时刻惦记着他的情人，担心恶劣的气候会使他的身体变坏。
不久，逃亡中的伏尔泰来到了布鲁塞尔，在这里他见到了令他讨厌的让·巴第斯特·卢梭，由于他对布鲁塞尔没有什么好感，只呆了一晚又匆匆忙忙赶往荷兰。
荷兰海牙是他的初恋之地，对此他还很有几分亲近的感觉，在这里，他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普鲁士的一位大臣在前往伦敦的途中恰好住在这里，见到大名鼎鼎的伏尔泰，他特意把自己住的舒适房子腾出来，好让疲惫不堪的伏尔泰好好歇息休养。二十多位正在海牙的英王室成员也前来拜访这位对英国抱有好感的著名人物。莱顿大学哲学教授、著名的牛顿主义者哥拉夫沙德也热情地款待了他。伏尔泰出席了哥拉夫沙德的讲演会，并和这位教授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当地的出版商纷纷要求与他签订出版合同，友好地挽留他多呆一些日子。此时，流亡异国他乡的伏尔泰，一点也不感到寂寞，他甚至忘记了烦恼。在海牙，他又努力工作起来，重新修订已经发表过的一些著作。丰富的人生阅历，进步的思想积淀，娴熟的艺术技巧，使他的作品更加完善起来。
夏特莱侯爵也没有食言，在伏尔泰出逃后，他在西雷不断给国务秘书弗勒里红衣主教写信，请求设法使伏尔泰得到赦免。里舍利厄公爵夫人也为伏尔泰四下活动，疏通关系。由于多方面的努力，逐渐有了些眉目。这个案子被交给警察总监埃罗经办，他看在老同学的面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737年2月，伏尔泰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返回西雷居住的许可。3月初，他终于又回到了他的“世外桃源”，恢复了三个月前平静、幸福的生活。
与爱好自然科学的爱米莉朝夕相处，伏尔泰也潜移默化，逐渐对自然哲学发生了兴趣。早在他逃往荷兰的一个时期内，他就开始与爱米莉一起潜心研究牛顿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然而，许多朋友对他的兴趣的突然转变表示遗憾和不解，都不赞成他放弃自己擅长的诗歌和剧本。有些朋友甚至还气愤地质问他：“你知道了土星的重要又能得到了什么呢？”达让松侯爵要他慎重考虑，他说有很多人投身研究物理科学的世界，结果到头来一无所获。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也给他来信，强烈要求伏尔泰为他们写新剧本。伏尔泰习惯于我行我素，他认为这些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他根本不予理睬，他的头脑中正装满了牛顿的物理学思想。他经常躲在暗室里，参照牛顿的光学理论，用朋友送来或自己购买的仪器做光学试验，并开始边试验边着手撰写《牛顿哲学原理》。
当时，英国以外的国家，还很少有人能理解牛顿的科学理论，他的著作是用拉丁文和代数写成的，深奥晦涩，普通人根本不能理解。《牛顿哲学原理》是伏尔泰把牛顿思想通俗化的一种尝试，他声称写该书的目的是要把牛顿原理解释得像拉封丹的寓言故事一样清楚明白。他还说，他的这部著作不是为聪明人写的，而是为他自己也荣幸地属于的那个无知平民阶层而创作的。他的一生并没有在科学上作出什么新的创造和发现，因而他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于关心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像爱米莉讲的那样，他太爱历史了。伏尔泰在西雷的科学研究并不像他的巴黎朋友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浪费时间，虚度年华。恰恰相反，这些研究却有益于他开拓眼界，探求真理，激发思辨灵感。使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