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最重的话是说：你们这回是站在****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毛主席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
我不能不表态说几句话，我说：我和彭相处久了，许多事都看不清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为他不是不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更全面。希望彭能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等等。
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集团”的迹象。
8月2日开中央全会。
主席讲话着重谈路线问题，谈党内有分裂倾向，****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谈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
接着就是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是批斗中最积极的人，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主席，拼命地表现他自己。****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8月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一个会，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第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占了一大半时间。
原来小组会是按地区分组，后来就扩大了。我原在西北张德生负责的那个组，以后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蒋南翔、田家英等十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到中央全会时期，又合编两个大区的人为一个组，人数很多，林伯渠、吴玉章也都到这个组来了。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拉，还是不能入睡。
开始我的态度还很强硬，有人说我是彭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我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我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以为我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我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我交代彭问题。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我回忆，还是搞不出什么东西。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
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是议论毛主席象“斯大林晚年”那句话。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我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我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我也只能保持缄默。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不安。而且，越拖很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些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多他说的。
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
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衷心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时内心里还对我们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毛主席当然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还对我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里，就完全认定我们是个“****”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按党内地位，我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我既然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我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集团”。李锐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因而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和我们观点相同，也陷入此案，但由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和我们一道并列点名。
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
为此，请了几位老帅做彭的工作，又让陶铸来做我的工作。我相信陶能理解我们，于是对陶毫无隐瞒，把上山前后种种情况都和他讲了。我说：我们只是对当前情况看法相同；对主席23日讲话感到震惊；个别人在冲动中说了错话，又因怕被误解而不敢坦白交待；根本不存在****活动，我无法认账陶铸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第二次又来和我谈，说：不管你们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我仍然不服地说：如果形迹可疑，就能定罪，那何必要我承认？陶铸又没有解决问题，于是第三次来谈。这次他对我责以大义，说：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理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聚集在此，7月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开中央全会也半个月了。再拖下去，对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通不过，最后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我反复思考，现在处境确实困难，主席性格之强，我所深知。而且中央全体，除我们几个人外，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受委屈、被冤枉毕竟是小事。听说彭德怀表示：他想通了，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大局”吧。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认****，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但要我承认****，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可太难了。实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账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彭、黄、张一个个被劝认账后，在大会上都做了检查，只有小舟没做。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在总理、彭真主持下，写出了决议草案。写成后又要我们签字承认。这字好难签，但我们已是不得不签了。
我们这样违心认罪，除了听从一些与我们关系好的同志劝告，要我们顾大局。暗示应牺牲自我外，还有一个因素，这一因素不仅影响我们，而且还影响许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和与会的成员。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是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
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中央领导多数仍希望只限于批评这几个人。不要扩大。
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
毛主席建党、建军、建国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卓著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以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至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主要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集团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传达。《决议》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说：“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我于7月17日上山，主席23日讲话。从7月23日到8月16日，被斗二十余天。这时抱着一肚子冤枉，戴着“****反党”的帽子回到北京；真是没有面目见人了。
回京后的第二天，军委就开会。这头一次会议，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开，两千余人到会，声势浩大。彭德怀和我一起被批斗。对中央的决议，我们只能认账。但对会上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词，我们就不认了。彭答辩，我也答辩。我已记不清彭在会场上的情况，只记得自己仍是一件、一件的和人们争论，甚至于吵起来。会场上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于是主持会议者决定：将彭、黄分成两个会场来批斗。
彭德怀可能仍在怀仁堂，我却改到紫光阁去开会了。但我的态度依旧，于是又批判我放毒。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我明白，除个别的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能不批我。他们即使说得重些，我也能谅解，反正我的罪名已经够大的了，不在乎别人再多说一句两句，能少牵累一些人，也是好事。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彭德怀被斗的隋况，我不清楚；只听说，逼他交待军事俱乐部人员时，他气极了，大叫：谁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你们自己报名吧！这样，当然只能被认为是不老实。他又是****集团的为首者，当然斗他更厉害。这样开了二十几天会，搞得人筋疲力尽。连彭德怀这样的硬汉也吃不消。据说他打电话给毛主席，主席就通知军委，不要再开斗争会了。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人的，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都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