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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 札记

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实在应该开敞大门,把人性的弱点像扔脏衣服那样一件一件扔出去,草木齐齐站在窗前,无言倾听。

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春天像箭一样飞来,世间有流水、新发的枝叶和鸟群,人们健康,大踏步行走,彼此露出微笑。我们听到了我们的生活。感受到即使不识字也能感受的大自然的恩典。当然积雪迫不及待地化为溪水缭绕在树木脚下的时候,鸟儿不请自唱。在上帝的作品当中,没有什么生灵会对大自然无动于衷。在《四季》中,我们听不出维瓦尔第死在维也纳的一个寡妇家里,临终一贫如洗。正如我们听不出他是一个满脸红胡须的威尼斯人。

上帝的声音常假各种各样人的表现显示出来。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寒食帖》,牛顿的古典力学原理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想不出人类大脑会有这么奇妙的产物。看到乔丹的空中飞行投篮,看到不知作者的汉代说唱陶俑、看到婴儿甜美的微笑,我们惊讶这一切美好的存在。仿佛在人的力量后面还有更有力而完善的力量的存在。这仅仅是人。而在动物领域,豹的美丽使我们想问:是什么使你如此美丽。美丽的还有蝴蝶、甲虫、毛绒绒的鸡雏和手掌式的树叶。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切实的奇迹。不妨说,上帝把它的神奇分散于斯。包括随手拈起一小捏儿,放在维瓦尔第的身上。这一小捏儿在维瓦尔第心里储存了47年之后,变成了《四季》的《春》。虽然维氏说这是献给波希米亚伯爵W冯·莫尔津的,这一献礼共有12部协奏曲,号称《和声与创意的尝试》。维氏在《四季》前写了四首不伦不类的14行诗。事实上,《春》的扉页应该写上献给上帝,即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了上帝,它在维瓦尔第怀里揣了47年。

上帝并不特别偏爱艺术家,虽然有人说它好像偏爱过莫扎特。一种神的声音,或真理的声音可以从儿童的笔,老百姓的表达,甚至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的嘴里说出来。譬如一个人在对一件无可挽回的痛事进行追悔的时候,脑海里突然会冒出某年某日某人的忠告或者说规劝。这种忠告往往由于忠告者的平淡无奇而被当事人所漠然,最终却“不幸而言中”,仿佛奇迹。这就是我想说的“上帝假他人之口示谕”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这个意思。上帝的词语不会以社论、闪电或电视晚会主持人朗诵的方式出现在我们耳边,它惯于挑一些卑贱者完成这一项使命。我还想把它称为“迹象”。万事皆变,万变皆有迹象。人的愚钝过错,蠢思恶行皆因为没有注意到这种“词语”的示现,即“迹象”。有时候,一个人走着,被熟人看到,说“哎呀,你最近不大好吧?”此人正被一种潜在的痛症所困扰,而他的熟人也不是医生。那么,事情的性质竟被那人说中了,而且他说的竟被各种复杂的仪器所验证。这不是什么奇迹,只是任何一个事物在周围散发出的自己变化的迹象。当地震可以引起鸡鸣狗吠,而人麻木无知时,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难道人比鸡犬还笨吗?我们惯于让事情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囫囵信之,然后心安。用进化论解释人,用药解释细菌,用分子结构解释化学,用爱情解释男女,用阶级斗争或市场经济学说解释社会,用鸟鸣或水流解释乐曲,用主题解释作品,用语言解释心灵。所以我相信,人常常可能比狗犬愚笨。如果鸡犬大脑神经元的计算速度和内存量与人相同的话,不会像人类这么令人失望。骄横、傲慢、欺诈、自私、虚伪、残酷,是我在40年的时光中所看到的人类的最明显的特征。当然我也看到和感受到人的仁慈、纯洁、诚实、信任、宽厚和才智。有时——我拿不准可不可以这样说——我觉得自己是混迹人群当中其他物种的一个观察员,譬如昆虫、鸟类和小型食草动物派来的观察员。用动物的眼光观察人类,似乎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我对那些愤言造势,“以人为本”,用人或文人的不可一世的气概发出种种宣言的人物犹有观察兴趣,看他们怎么暴露他个人以及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愚蠢。

我不知道谁能来拯救他和他们。

雪化了,淌水如急箭在向阳的楼檐飞泻而下。马路对面的背阳处,白雪依然矜持隆重地堆积。这景像若让南方人看到,会诧异:你们北方人的生活多有诗意。积水的墙角,拉拉蔓和婆婆丁悄悄晾晒今年的新绿衣,春分了,虽然白雪没头没脑地一降再降。碧桃树的枝木开始涨红、在褐紫的老树皮里透出新鲜的红晕。过几日,碧桃树就要满枝繁花、出这么大的风头、心里总要斗争一番。婆婆丁的叶子和去年一样,没有新的改进,像一根凌乱的孔雀羽毛,缺顶端的那只蓝色独眼。

草们出来,是听到了谁的歌声?已经有证据表明,在人耳所能接受的波长之外,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声音。草是草的歌声所唤醒的。那是清脆的,碎片式的,嘻嘻哈哈的歌声。像小孩站在岸上往水里掷冰。昨天我在电视的慢镜头里看到、石子落水邀起的波澜,宛如一个欧陆的王冠,圆而外溢,转瞬而逝。草听到了晒太阳的吆喝。探出头,它看到明晃晃的一切。它记忆不好,把去年的事情全忘记了,以为重新诞生,于是大喜。一切在它面前都是高大的,灌木高耸入云,蚂蚁像恐龙一样疾走,老鼠的皮毛散发臭味。草感到世界静悄悄的,因为它听不到人与汽车发出的声波。多么安静,全世界都是草的歌声、树的声音含混、像管风琴、听不真切。人类干张嘴发不出声音,像在互相模仿。而且,草认为人与人的区别只是鞋的区别。草看不到人的脸、乳房或屁股,但看到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鞋,发亮或发臭。草喜欢蜜蜂的脸,它的眼睛像玻璃幕墙一样雅致。毛虫从草的身旁经过,这是一列20多个车厢的金色火车,安静柔软。它们的毛比蒲公英还要多,每一根都闪光。

有一次我躺在胡四台的草地上听CD。阳光照在脸上,然后顺鼻侧流进脖子里,困。鼻子灌满草香之后,思想就停止了。因此蒙古人当中出不来什么哲学家。仅有的哲学家艾思奇还是云南的蒙古人。草香带着睡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血管里四处坍塌,此刻,音乐反而澄明了,仿佛乐器的录音位置更加清晰,录音间也更加宽大。弦乐器和管乐器像山洞里的钟乳石一样从空中悬下,无人演奏,自动发声。我把随身听的两个耳机分别贴在两株草的叶子上,它们相距一米。如果有一种适用于草的心电图即示波器,给它们安上,草氏的生物电波一定会必激颤。“中亚细亚的草原上,鲍罗丁。”我向它们报幕。中亚——细亚草原上,中——亚细亚的草原上。这是两种断句方式,我都向草说了,两株草为什么没有翩翩起舞?你们不喜欢鲍罗丁是一位化学家吗?他的博士论文叫作“砷与硫酸的类比”。小提琴的泛音从高音区舒缓而来,环绕在胡四台的草叶上,草叶旁边堆积着风干了的像草纸一样的牛粪。这是俄国主题,按鲍罗丁的说法,是一支卫兵守护下的俄国商队寂寞地走过沙漠。沙漠的上空,星星下垂,无比明亮,盯着骆驼的脚步。拨弦是马的蹄音。竖笛和法国号相继奏出一首俄罗斯民歌的旋律,然后英国管吹出哀婉的东方主题。次第,两只小号重现俄罗斯主题,大提琴和竖琴重现东方旋律。最后它们融为一体,小提琴和长笛代表俄国,巴松和小号代表东方。专家说,这意味着格迪安尼舒里伯爵与一位医生妻子的交通,鲍罗丁的问世就是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血统的融合。

我曾经想,草叶在鲍罗丁音乐的催化下,会不会发生奇异的变化。譬如像发条一样卷曲起来,或者颜色一点点变为透明的海蓝色,高级灰、富有中亚色彩的土红色。胡四台没有什么像样的山,在当地人的语言里,没有“WOLA”(山峰)这个词,只有“MAGHA”(沙丘)。MANGHA假装是山,也逶迤起伏。风把山脊装饰出剃刀一样的刃,带着浅蓝的阴影,远看柔美金黄。从我大伯的后窗户望去,沙丘像一只抬起鼻子喷水的大象。象鼻子下面的湖里,不知藏伏多少天鹅蛋、野鸭蛋和水蛇。我想,如果用村里的大喇叭高声放送《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或拉赫玛尼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该是何等景象!走路一拐一拐背着手的蒙古牧人会站住脚,抬头思索,如嗅空气中的异味。双手沾着玉米面的妇人抗议管大喇叭的人是疯子。低头吃草的马儿警觉地竖起尖耳。音乐像雨水一样,迅速洒在胡四台的每一样东西上,包括牛车的辕木和杀猪的门板上,钻进蜥蜴的耳朵和我嫂子装钱的红箱子里。她每次开箱子都很激动,把人撵出去。在一串钥匙中找出最珍贵的那个,啪嗒,阿里巴巴的箱子盖仰在墙壁上,露出白茬。她的钱夹在蒙古文杂志“CHAOLEMONG”(启明星)里面,这是内蒙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大型文学季刊。钱,每隔五六页夹一张,50或100元的。统共10来张。10元以下的钱是进不了“CHAOLEMONG”的,勒在我嫂子的小细腰上。那时候,你会看到胡四台有些变样了,虽然土屋、羊圈和公路一如旧时,但空气中飞翔着古典音乐,像下雪一样。这是赶也赶不走的。

(这时,窗外的马路上,一个骑车的警察单脚支地,用笔在本子上记。看这边一次,看马路那边两次。驼背离异的女理发师在两棵树间拉一根绳,挂上花花绿绿的搓澡巾。她抄手探头,看警察本子,警察像瓢虫一样飞走了。她以为警察在画楼玩。音响这时播放莫扎特的《驿号小夜曲》维也纳爱乐乐团,伯姆指挥。弗雷德说,此曲述说大学生离开萨尔斯堡,奔走四方。)

上个月,我写过一篇愚蠢的文章,说“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有如歌剧的序幕”云云。我以为雪花没有声音是它的质量太轻了。前不久国外有两个比我高明的人在下雪的时候爬到房顶上,用麦克风吸纳雪花的“声音”,然后接到示波器上。他们发现,雪花的“声音”是非常尖锐的,像救火车一样,但这种高频我们听不到。上帝并没有把所有的能力赋予人,也留了个心眼。然而人的基本观念却是:人是无所不能的。从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喧嚣以及本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使人无比膨胀。雪花的飘落声是尖锐的?像起花一样“吱吱”的,像蝙蝠或燕子的叫声一样?我看着窗外的雪,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人们可以听到,那么满街都是捂耳奔跑的人。科学家则要研究如何降低雪的噪声。雪下墙角却有胆大的小草伸展枝叶,这真是令人非常满意的事情。拉拉蔓能听到雪的尖叫吗?闭嘴!你们这些轻浮的雪。婆婆丁说,我的叶子很像泰国国王侍卫手里拿的大羽毛,国王的女儿翻译了100多首中国古诗,腿很粗,相貌如同乡村教师。季羡林参加了她的颁奖仪式。

拉拉蔓的根是雪白雪白的,像野鸡胸脯的肉丝那么白。一嚼有点辣。这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食品之一,之二是榆树皮,粘而甜与滑溜,真应该献给中央领导尝一尝,新鲜。在盟体育场,有无数拉拉蔓,六瓣叶子像小芭蕉。我们挖。那时游泳池的音乐体现藏人风情,远飞的大雁啊安安安安,请嗯你衣快快飞AAA……。真是这么回事。我们看一眼蓝天,用玻璃碴子接着挖,嚼,别怕沙子。空旷的体育场,听音乐,挖拉拉蔓,多好。我一二年级的时候,朋友都是女同学。我们班的苏娅、木娅、陶娅,她们的爸都给她们往娅上起名。还有佟爱兰和乌爱华。乌爱华她爸是公安大队长,陶娅她爸是盟长。我挖到一根,给她们看,她们娇滴滴的说我看看,看完还给我。她们挖到也给我看。我们无邪贪婪,笑嘻嘻的。不要把书包丢了,也不要在奔跑中把文具盒颠散了馅。如果在今天,我请其中一娅到家,听勃拉姆斯、会意处相视一笑。是决无可能的。一对40多岁的男女脸对脸的笑,让人多么难堪,岁月剥夺我们多少快乐。听勃拉姆斯与莫扎特只能一个人听——有时音乐里有如密语,常常说出一个人内心的矛盾冲突。人这时候摊开了,像躺在手术台上。这是最脆弱的一刻,突然发现身边还有一个人,令人紧张。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不能放交响乐。

我常常从古典音乐那感受到人的卑微和人的可耻。这种感受从依贡·席勒的画里可以看出来。席勒画出了人对性的依赖。也就是,人在性面前是下作甚至卑劣的。动物学家十分困惑人为什么没有发情期的限制,女人的一生大约有40年的时间每个月都在排卵,男人在睾丸酮的支持下每时每刻都在生成精子。这在哺乳类动物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可以说这是奇迹,也可以说恐怖。我们为睾丸酮害苦了,这种由CHOL(胆固醇)合成的促进性欲的激素把人们折腾得悲欢离合。古人不识睾丸酮,就说“情”为何物?

我多想像动物一样宁静,蓑哀羽鹤用一条腿长久地伫立在河边,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我们不能。实在说,人的一生有10年的发情期,每年有一个月就足够了。余下的时间我们好好享受生活。席勒常常用飞快的速度,铁丝般纠结干涩的线条画裸女速写,画完在私处用橙色重抹一笔。我惊讶于他这一笔。橙色是他这类钢笔速写中惟一的色彩。其触目有一点点色情的意味。但更多的,我们看出了席勒内心的冲突。也就是所谓“情为何物”?我们明明白白看到了一个女阴,却不能理解它。为之颠狂乃至折磨。席勒画出了人的可耻,这是妨碍人类纯洁上升的一块下坠的石头。席勒袒示了自己的激动、紧张、无奈和忧伤。

体育场看台是一个俄国式的尖顶,青瓦,木檐刷着绿漆。檐上等距离画着一个又一个的苹果,苹果的柄向左或右倾斜。我无数次梦见了这些苹果。在我童年,苹果画在如此之高需要仰视的地方。长久地凝视它们,忘记了手里攥着的拉拉蔓。在我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有些怀疑它的真实,是那样吗?不会是大脑从电影、书里和别人的叙说中拷贝出来的吧?但这些事情在被回忆的时候,像带着一种味道。每一种往事在被储存在记忆里之后,都被注入一种味道。童年所有美好的记忆,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有一种莫扎特的味道,这有些高攀了,我听莫扎特只有十来年的时间。它的空灵,若有若无,以及甜蜜背后的忧伤,像一条河流,飘着我的往事。莫扎特的音乐好像没有“思想”。什么是思想呢?在音乐中的“思想”无论马勒、肖斯塔科维奇,是把一种我们称之为“深度”的情绪传达给我们。如峡谷,绝壁和湍流。那么莫扎特、特别是巴赫,是从天空俯视大地。自天上看,已经看不出山的高耸与险峻,一切都是柔和的、匀称、广阔与平静的没有“思想”。

在我的童年,天空上白云特别多,形状是60年代流行的样式,一朵一朵。它们用一只手拎着白裙的一角,徐徐从天空滑过。那么多草仰面看白云,盼它掉下来,哪管一朵也行。草可以钻进大白云里藏猫猫玩,累了在里边睡。后来鼻子耳朵里钻进了很多云彩捻儿。我们还在体育场练水兵舞。其实学校已经练了两节课,我们还练。这是在遥远的内蒙古的小城里。去年秋天,电视里庄严传出《人民海军向前进》,我激动不已。我平生在学堂里学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配水兵舞。我甚至不能在沙发上坐着听这首歌,出汗。量一下脉搏,达到150次1分。30多年没听这首歌了,这歌是“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歌,可以引发肾上腺素上升,心率加快,呼吸急促的歌。去年是人民海军建立的庆典。激动呀,那时和我分享激情的也许只有少数退役的海军老将领。而那些娅,我已经不知她们现在流落何方,去年听没听到《人民海军向前进》。蔚蓝色的大海,军舰像菜刀开膛一样划过,两弦翻出海的雪白脂肪。

雪已经化了,半尺深的积雪竟在一天之内稀里哗啦解散。这就是春天。春天的结构与钢琴协奏曲的结构仿佛,波里尼弹的勃拉姆斯。许许多多东西随春天倾泻而来,仿佛世界装不下了。阳光耀眼,枝头比冬天拥挤,草像练字的人在纸的每一块空处密密写满,的确装不下了。麻雀还要叫上几声,更显拥挤。然而春天不着急,像波里尼的琴音一样晶莹,节制,若有所思,声音是在手指触键的瞬间发出的,不早也不晚。勃拉姆斯告诉我们眼里看不到的春天,除了花朵与阳光之外,天空、地下和花苞里面的事情。虫子被阳光扎痛,小鸟遗失的草籽睁开眼睛,灌木们怎样互相推醒对方。总之,春天像踩着什么下来的,连续不断,留下钢琴般的脚步声。麻雀——我把它叫作都市惟一的鸟类,枝头上的老鼠、顽强的流浪汉——竟在枝头张大嘴歌唱,我似乎很久没看到麻雀专注地呜叫,它永远在躲藏、寻食、窥视。和都市里的人与污染周旋这么久还没死光,也够能耐。它也为春天歌唱。因为叶爪子感到松树的枝桠里有一种酥酥的麻颤,树叶和花骨架经过它们双爪的时候就这样。吱——唧唧,它们情不自禁叫起来。然后跳来跳去,感受不同树枝上的麻颤。如果它落在马友友的琴弦上,爪下的感觉肯定更加乐不可支。

我感到最奇妙的事情是不同的音乐能够揭示同一现象的不同本质。我想说的恰恰是现象是同一的,而本质多种多样。站在窗前往外看,透过碧桃树的交织,街上行人来往。放普罗柯菲耶夫的埃及之夜,李斯特的浮士德,萨蒂的直视和斜视的东西,埃尔加的海景。以及恩雅、南方小鸡、后街男孩,李玫和范晓萱。窗外始终是窗外。对面破旧的灰楼顶上砌一间水房,商店的人晾一件红格床单,爆苞米花的人就要来了。骑自行车的人像驴皮影勿勿而过。没有新闻,没有戏剧性的意外。而不同的音乐说出了这一切的神圣、沉穆、遥远、奇异、陌生、平凡和忧伤,以及喧闹、暗藏的情欲与无价值。“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每一样东西都并非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有时不知自己生活在哪里,以及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些东西中间。更没有理由指出它们,评说它们,更不必说愤怒、厌倦与漠视。音乐使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像不断换车的旅人。

古典音乐使人痛苦,它在最阴暗的光线下,在肮脏的地上为你指出一颗一颗莹洁的珍珠。古典音乐让人做一个好人,但我们承担不了做好人的成本。卑琐的想法,在那么多大师目光的注视下,只好放弃,像小偷扔下一件刚偷来的破褂子。贝多芬对于庸俗丝毫不留情面,用密集的重磅炮弹粉碎我们身上可怜的一点点庸俗。莫扎特用精美告诉你,庸俗其实很脏,不值得紧紧抱在怀里。事实上,我们和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的一点点真正的接触,惟有音乐。或者说,我们相信世界上存在过奠扎特的证据只有这些音乐。历史是无法相信的,甚至文学作品也不好用“相信”这个词来评断,太多夸饰。音乐保留着更多心灵的原始股。当我听这些音乐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大师们的心灵喟叹,顿觉不可思议。他们如此亲善待你一如友人,这的确始料所未及。

听古典音乐而获得清净安详之气的境界,为我所不能。听它们,我有被俘虏的感觉,被大师从世俗阵营捉小鸡一般押入庄严整肃大堂,我却回头留意另一厢的浅薄嘻闹。而被圣洁宁静感化之后,又低头惭愧自己其实不配。这是替古典音乐惋惜。我真的奇怪,比如污浊的浮世与人性竟有古典音乐的精纯。它们是给谁听的呢?如果是给我,我则有些扭捏,仿佛无意中挑起一副重担。然而我还是听得出,上帝对每个人都没有失去信心,它的声音并不计较有多少人在听,就像它让草发芽,树开花,小鸡从蛋壳钻出,并没有讨好草、树和母鸡的意思。否则它为什么使年年都有春天?

我们听就是了。虽然我不时逃回去。和爵士、民歌和欧美流行组合厮混一番。喧闹的,可饱耳福的流行音乐,如玛丽亚·凯莉和后街男孩都是“人”的声音,像在一起喝可乐、啤酒,搂着跳舞一样。我们由此得知自己的身体和欲望。而遥远如星辰的亨德尔和海顿,则告诉我们春天。他们说春天不一定是可以满足的欲望,不可吃不可喝,它比你所能感受的更加广大纤细,充满了生长。春天不是风与花草的组合,是和谐、律动演进与编码,是向你证明你还活着?

是吗?我们不禁谅讶。

人在少年,十二三岁会酵发一种无端的忧伤。这时,性还没有出来捣乱。他了解了白天和黑夜,山川雨水,父母与孩子之后,有一种走到尽头的感受。童年的许多秘密被他窥破了,周遭现出平白,日子单调。他还没有得到了解生活的另一些秘密的钥匙。

这种可笑的忧愁与凝固的时间有关。在我们童年,一个下午有多么漫长。而所有诱人的游戏显示出无聊的时候,譬如抗马战、撞拐子、弹玻璃球之流,更显出一种悲哀的情绪。那时我坐在木材厂的木垛上,看太阳落山,飞鸟投林,屁股下面的木板散发出更加强烈的松香气味。心里便难过。大型食肉动物,在相当于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早就“分窝”了,无所依靠,奔跑在密林里,斗争、夺取、流血、牺牲。向无暇感伤。人在这个时候,最需要文艺作品的慰藉。《红岩》、《敌后武工队》。当书的最后一页翻完之后,犹如看一队人马绝尘而去,但没有你。把你孤零零地留在漫长的时间内。我之所以喜欢木材厂,是因为在都德的《最后一课》中,写到小弗郎士逃学之后,远处传来木工厂的电锯声,还有鸟儿飞翔。这篇由胡适用白话文翻译的课文写尽了逃学的快乐。此文除了最后一句,即老师用粉笔以毕生之力写下“法兰西万岁”显得奇怪外,通篇都可爱。木垛得高入云霄。松香味弥漫在空气里,伴随着小弗郎士喜欢的电锯声。我为了这篇课文,常去那里坐。松香如一股药味,清冽滞涩,让人感到亮晶晶的爽净。那些没加工的松树昏沉沉地躺在地下,揭一片鱼鳞似的树皮,露出新鲜的浅红,像红晕,也像新生的肉芽。小弗郎士是我心中的朋友,而老师用毕生之力在黑板上写字在我看来则是可笑的。

后来在我知道小提琴并听过琴声的时候,也想起木材厂的松香。广州的发烧友听大提琴讲究“松香味”,那是装在纸盒里卖的像透明皂一样的松香块。他们听圆号或其他管乐讲究“口水”,即唾沫飞溅的演奏录音。去年夏季的一个傍晚,街上驰来一辆少见的马车。马车一般在天亮前铿锵驰过,送菜。这辆马车斜装松木方子,像斜背三八大盖的士兵一样,它们“嗒、嗒”从我身边驶过,马蹄优雅地翻盏。松香如绚烂的花朵从鼻腔钻入,在心里开放。我(骑车)追随马车一直走到柳条湖立交桥。松香啊松香,你令人迷醉。在破头烂耻的沈阳街头,松香带来多么高贵的气息。我凝视木头的白茬,纹理如酱牛肉一样粗犷。毛茬像动物的短绒。我想当一个车老板子也挺高级。他的屁股下面是松木,随着马蹄“嗒嗒”起伏。那时,唐韵的《苗岭的早晨》不召自来。这个人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她和盛中国是“文革”后期广播中允许播出具有“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情调的小提琴乐曲的两名演奏者之一。她的演奏比盛中国更加简约,小心和富于南国气息。而《苗岭的早晨》主要是在模仿鸟叫。小提琴的华美音色使我在雨中驻步不行。那时每个电线杆子上都有一个喇叭,由赤峰市人民广播站用聚酯唱片播出。如果走到前面的电线杆的喇叭下面接着听听,中间有一段距离会失去音乐。暴雨自天而降。当时我穿着带风帽的白衣白裤,像僵尸一样站在唐韵的琴弓下面。为什么扮白?那天学校去市中心搞一个游行,我们扮作防化兵部队。当时的逻辑是:假如有特务偷窥这场游行,立刻屁滚尿流地向上级报告,中国的防化兵太多了。如果敌机在一万米高空拍照,得出的结论亦复如是。他们就不敢对中国使用化学武器。高一年级的同学装成高射炮兵,因此敌人的飞机也不敢来了。敌人为什么不认为中国的中学生在搞披麻戴孝?所以敌人总是愚蠢的。苗族的适合以树叶或巴乌吹出的舞蹈旋律,在小提琴上演奏,就洋溢着一点点洋味。如果此曲让顾圣婴演奏,就更洋。湿润的森林气息,苗族女人微微扭腰带动短裙的摆动,欲说还休的妩媚,使我忘记了雨和防化兵,忘记了手里拿着像洗衣机排水管一样的防毒面具。小提琴总是让人想起女人。我考虑这是“文革”在很长时间不允许播放小提琴音乐的理由。纤美、多情、容易触动人的内心。“中央文革”的领导可能忘了,即使不播小提琴曲,赤峰街头也有不少女人,在百货公司一楼买纽扣的柜台还有一个外号叫“蝴蝶迷”的女子向人们飞眼。

在音乐结束之后,雨仍然没有结束。我抱着冰凉的电线杆子,听,它里面是否还存有一点点琴音,像嚼吮甘蔗的残汁一样。路灯在雨水中渐渐亮了,起初钨丝是橘黄,后来变成一盏冷冷的水银光。

过了很久,我听到盛中国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个旋律的竹笛版是王铁锤吹的《帕米尔的春天》。带着中亚味道的塔吉克音乐,更洋了。切分音、跳弓,16分之一音符。总之,他们把帕格尼尼和萨拉萨蒂的玩意儿弄到这个里面,令人美不胜收。那时,我们哪知道萨拉萨蒂?此曲听过令人醉醺醺地漫无边际。在禁欲的时代,这首曲子甚至富于广泛的淫荡气息。它比后来出现的《梁祝》好得多。中国人如此喜欢《梁祝》,好像列入四大发明都不为过,此曲虚假的波澜起伏和戏剧性结构,越剧小调的滥情,矫饰的感伤,抽风式的动静对比,使整个曲子像一场蛆虫赛跑。盛中国好像具有少数民族血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一般人高,奔放。虽然他的演奏注重表演性,像胡松华唱歌,但他比别的艺术家更真挚。当然真挚和朴素相结合的时候,艺术才臻化境。如钢琴家霍洛维茨,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想过一件事情,想了好多年。声音对人而言也具有化学物理学(研究化学的物理性特性)的性质。就是说,一种频率——波长,发声位置——所传达的是一种情感反射。这在人的声音传达中更为明显。所谓轻声曼语是荷尔蒙的频率设计方式。所谓吵架是用最不和谐的频率伤害对方。我每次听到人们的吵架,比如泼妇叫嚣时,就闭着眼听,感到仅仅是这种发声方式就能引发人的焦虑。而这种频率——比如撕心裂肺式,同时我知道这种叫喊会使嗓子迅速疼痛——恰恰又是叫嚷者抒发愤怒毒素的途径。我又注意到,我和不喜欢的人说话,无意中以一种难听的频率播出,有如噪声。而我和“领导”说话的时候,竟又用另一种频率,弱而迟钝。当然这是无意识状态下的波长。我不明白在膈肌、声音、头顶与鼻腔共鸣中,人会在无意识中设计出这么多频率程序。而古人说的“心平气和”是多么高明。心不平,频率则会组成噪声曲线。而一个人一辈子用一种口气(固定波长)说话,亲切、和蔼、圆润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而音乐,特别是大师们的音乐,是把毕生心血完成的最佳频率传达给我们。

阿根廷钢琴家阿格丽姬演奏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让我们感到什么叫诗情画意,什么叫水晶般清澈的色泽。当我用普通物理学的“频率”一词可笑地形容这一感受时,是说心灵的,即化学的因素会统治听觉神经。而人类所具有的频率程序更多地在表现不满和古怪的愿望,而这种声音本身就是古怪的。我甚至想说,你是什么声音(色彩、节奏、宽度)你就是什么人。你就是你所塑造的人格的配音演员。而大师所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谈话或朗诵。是以无比丰富的弦乐和管乐组织的旋律和织体,是一个独立世界。是心灵所需要的泉水,或者说内分泌所需要的创造快乐与宁静的化学激素的听觉资源。

我曾经说,一个人如果在早上“心机”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听帕尔曼的“辛德勒名单”,这一天也别想干坏事了。人们常问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上帝?或上帝怎么会漠然于人间美好事物的毁灭而没以人类所能感知的方式譬如冰雪地震来表达立场,以至汉代诗文常日“天耶!”辛德勒的名单不会是演奏给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听的,而是给上帝的一封信。小心询问上帝对于暴行的态度。另一方面,犹太人崇信上帝的方式并不是“天耶!”像烫着了一样。隐忍,自己买单,相信上帝是一种理想而不是审判官,所以犹太人揣摩到的宇宙秘密最多。从爱因斯坦到帕尔曼。帕尔曼用令人心碎的小提琴诠释与美好密不可分的悲抑。这不是疑问与思考,是在回忆血管流出的最后几滴血时的情形。如果这支曲子在早晨出现,我想到的是,事实上我们都有可能做一个圣徒,有可能对每一个人都好一些。所谓庸俗,就是你从一天的早上开始,被一连串“庸俗”的人所激怒,与所有妨碍了你的尊严与利益的人据理力争。血管占上风的是所谓勇猛和正义的气概。气概使一个人大义凛然、一错再错。错就错在已经不能摆脱从一己的角度来看待周遭。庸俗还包括动用复杂的智谋程序应付所谓复杂的人生。敷衍、乡愿、谄媚、装拙守愚。还有更加低级的中伤、诽谤、愤怒、嫉妒。人性弱点的肌肉每天都在这些程序演示中锻炼得坚实有力,欲罢不能。而这一切,原本以安详、顺变与澄明的心境就能一以应之。风吹落叶,飒然入境。人的一颗心恰如某风景区绝壁上的悬石。石与石只有一线相连,形如累卵,险不可睹。心若不动,即所谓看着险,它并不险,如若不动。

以撒克·帕尔曼。他的泪水已经干了,像琥珀镶嵌在心房的周围。他的心在犹太人的苦难史毒焰的煎熬下,化为羽毛,根根欲飞。在他的琴声里,死亡的辗转反侧可以化为美,青春的热泪飞进可以化为美,老人的瘦弱手臂会长出一片片新绿的嫩叶枝。追思与弥撒低回不已,节节充斥生机。帕尔曼和祖克曼在莫扎特的小提琴、中提琴协奏曲中,互相问候,亲切可爱。在厚实如橡木十字架的主题之下展示甜美。二人在巴哈的双小提琴协奏曲中,飞瀑一般地模仿对位,瑰丽无比。此曼与彼曼都出生于特拉维夫。同时受教于朱丽亚音乐学院的葛拉米安,同气相求,天衣无缝。

音乐告诉我们人的位置。不是人生的位置,而是众生的位置。告诉人对自己能力的炫耀实为虚狂。人总是喜欢高看自己一眼,自诩万物之灵长,大写的人。狂妄和贪婪通过所有手段,包括科技这样看上去高明的手段攫取利益,损害包括人生在内的其他生灵。人的虚妄之一在于认为自己好看。在电视、绘画和文字中塑造“好看”的人,激发性欲,开拓市场。人的面孔与结构,用自然的眼光看来,远远谈不上悦目。即使银幕上的明星也带着人的缺陷。她们的好看只是比同类更古怪而已。进化使“人”脱去了脸上的毛,光秃地露出皮肤汗毛眼。眼睛长在一个平面上(鸟类一定觉得古怪),面孔中央是突出的鼻子。嘴唇像用刀割的伤口。头上顶发,脑袋好像长草的花盆。最奇怪的是眉毛悬在前额,周围无毛。而人的牙齿——这在动物界是表示威胁的信号——常常在说话里露出来,坚固锋利。这就是动物眼里的人。动物不理解人为什么“进化”得站起来走路,像动物园里的狗熊一样。脊椎类动物的“椎”从来没有准备立起来的结构,因此“人”们腰椎间盘脱出,自己找的。人最难看的是耳朵,这一点人自己也察觉到了。皱巴巴的,像把手又像海蜇一样的软骨立于头侧,越看越难看。而人的肥胖,如果剥光了衣服扔到动物堆里,肯定是最难看的动物。人不应该因为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就认为自己美妙,更不能因为自己会说话,善侃而觉得自己聪明。人所掌握的技能,即使如古典力学,大分子生物学这样有价值的学说,在上帝那里也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小秘密。一个擅长微积分的人会由此比一只猎犬更高明吗?不见得。他只是比向他学习微积分的学生高明一些。在“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培根在论辩时信口说的、狂妾的口号下,森林毁伤,动物逃离,洪水泱泱,鸟儿无踪。报上说在太原每人头上顶着一公斤铅污染。

街道亮起红灯的时候,一排汽车停下来。你看到这个金属怪物中露出一块玻璃,镶着孤零零的人头,这有多么可笑。而金属盒子飞驰而来的时候,看到玻璃后面的人头转瞬即逝,觉得更加可笑。人以有车为荣,以钻到里面开车作为灭他人气焰的人生盛典。你看等信号时司机们的一张张脸,冷漠,烦躁,傲慢。这种无意识状态下的脸,露出人的本性。这一排脸使人想到骨灰盒上的照片。把照片镶到骨灰盒上,是后现代主义开的辛辣玩笑之一。

如果人是上帝所造的,那么上帝造人的同时又造出树木河流。人什么时候能够领悟出自己的卑微,而平等的对待一切生物呢?人之所以应该向善,包括纯朴、谦逊、本分。是因为人应该得知自己的无知。即使没有天谴报应,人也应该从感恩中进入澄明之境,不辜负上帝的一片用意。

我觉得古典音乐的力量就在于在描述人的同时也描述了造物主,使听者像青草一样在渺小中茁壮,获知在人的秩序之外天地的秩序,在人的愿望之外的万物的愿望。放弃腐朽文化诸如道家的诈术韩非子、申不害的法家坏水以及孙子兵法之流丑恶的攻略。

我有时看到一个很坏的人的时候,所想的不是他的坏,而是“人”的坏。想一个人到底会坏到什么程度。这不止是奥斯威辛的屠杀,还有我们身旁无处不在的权谋,暗算,诡异、狡诈。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比任何民族都发达。这种“坏”,使我想从他的脸上找出印记,想这种坏给他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或弊处。我还想,我什么时候会坏成这样。人的记忆的奇异处之一,在于对自己的罪恶不“存盘”。人的心理保护能力迅速为自己的“坏”找出一个心安的理由,达成谅解备忘录,永远埋葬恶的记忆。而且我们的“坏”,我们脸上流露的愚蠢阴险,奸诈,不会有人向我们指出来。吾等带着它们四处招摇,登堂入室,兜售各种笑脸。这时候你看看孩子们的脸有多么真纯。看鸟儿眼睛里的纯净,马儿眼里的灵慧。然后下决心放弃对自己的欣赏与袒护,在镜子里盯着自己的脸,去发现愚蠢。如果你感到活了这么大岁数,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当了这么大的官,住进这么宽敞的房子,脸上却没有一点清净之气,就在纸上写两字贴在脑门上:白活。

人拯救自己的方法有许许多多种。播种、音乐、收割、痛苦、孤独、冥想都可以使自己获得拯救。然而读书是否对人的心灵具有向善作用,我仍有所疑虑。拯救的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古典音乐,上帝拯救那些不依赖古典音乐授课,评奖,作秀,炫耀的人。让古典音乐中匆匆而过的身影中有一个你,一齐寂寞,一齐叹惋,一齐辉煌。我们已经不是用耳朵来“听”,而是与之生息。找出藏在庸常的沉闷的生活中的古典音乐的亮光。在草木的气息里感受长笛和小提琴的对位,在落日和长河中感受大提琴和钢琴的应答。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实在应该开敞大门,把人性的弱点像扔脏衣服那样一件一件扔出去,草木齐齐站在窗前,无言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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