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底，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周秦汉唐文明展”，展出的100多件国宝中，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尤其能显示大唐帝国的繁盛气象。何家村位于西安市的南郊，陕西省公安厅的某收容所就在何家村。1970年10月，收容所为了建造新房而挖地基，当人们把浮土挖到80厘米深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陶瓮腹径60厘米，高65厘米；银罐高36厘米，腹径26厘米。两瓮一罐中装有一千多件文物，包括金银器271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还有玉器、玛瑙、琉璃、水晶等各种器物。由于获得的金银器数量多，器物种类丰富，品质之高，其中有许多是国宝。它们是了解中国古代制作和使用金银器历史的见证，对于研究丝绸之路也具有重大的价值，因此考古学家称何家村遗宝的发掘是一次划时代的考古发现。在对何家村遗宝进行深入研究时，产生了一些疑问：它们的主人是谁？何时埋藏的？为何埋入地下？
在介绍这些疑惑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这些国宝所反映的工艺、思想、社会生活和相关的历史文化。
金器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纯金的鸳鸯莲瓣纹碗和宝钿团花纹杯。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重391克的鸳鸯莲瓣纹金碗，造型优美，通体錾刻美丽的纹饰：底部为连珠纹，就像一颗颗珍珠均匀地连接成了圈足；腹部以鱼子纹为地，双层莲瓣纹，莲花的花瓣凸起（内壁则为凹形，显系采用锻压技术制成），精细美丽；莲瓣中有荷叶和其他花卉，鸳鸯嬉水，生动可爱，也有的花瓣中为飞奔的狐狸，肥胖健壮，可抚可掬。此碗的制作显然是受佛教思想艺术的影响。可是为什么狐狸也同莲瓣有关？图案的设计者究竟是何用意？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金碗是已知唐代金银器中最为富丽华美的器皿。另一件精美绝伦的金器是高6厘米、口径6.9厘米、足外径3.6厘米、重230克的金筐宝钿团花纹杯，胎厚体重，制造工艺精良，采用翻砂、锤锻、焊接等工艺。器皿的表面有八朵如意云纹、四个团花，团花由扁形金丝缠绕而成，再用焊接法固定到杯体上，这种工艺也称“掐丝”。圈足也是用焊接法固定到杯体上的，握手把也是焊接的。当你举起这个通体飞金流光的金杯为他人祝福，或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祝福时，会产生何种美好的遐想呢？此外还有铁胎鎏金龙、铁胎鎏金八角杯等。
银器中更加不乏精品。狩猎纹高足银杯，敞口圆唇，银杯的足部比较奇特，似乎在一个一般圈足下特意地加接了一个双层高足。杯体以鱼子纹为地，以一条凸棱纹和一条线纹将杯体分成三个部分，凸棱纹以上和线纹以下为缠枝纹，中间部位为狩猎图案。猎者骑在奔驰的马背上，弯弓搭箭，正向落荒而逃的狐狸射去。四个猎者均匀地分布在画面上。整幅画似乎在向人们叙述着中世纪中国的狩猎文化。银器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一个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壶，壶身通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腹部长径11.1厘米、短径9厘米、底足长径8.9厘米、短径7.2厘米，重549克。壶的舞马、弓形提梁、壶口盖、同心结皆鎏金，盖用银链同壶身系连。银壶本身造型优美，通体抛光，工艺精湛，再加上两面鎏金的舞马衔杯图案，骏马的头部系戴绸带结成的大花和飘带，随着马的舞姿而飘动，而且壶体的两面，舞马的姿态有所差别，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大唐赛马的一斑。据载，唐玄宗每年在生日（八月五日）的这一天，都会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举行盛大的庆典，接受群臣的祝贺，并举办生日宴会。训练有素的盛装舞马表演也是一项重要的祝寿活动。当时的一位宰相张说曾作有《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其中有“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诗句，意为：在庆典中更加精彩的是口衔金杯伴随着音乐而舞蹈的盛装马舞，那些舞马最终好像也受气氛感染而如痴如醉。诗句所描绘的场景正与银壶上的舞马衔杯图相符。还有鎏金双狮纹银碗、鎏金花鸟纹银碗、鎏金双狐纹双桃连体形银盘、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等，都是美轮美奂的珍宝。
然而这批珍宝的主人是谁？为何埋入地下？何时埋藏的？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首先，由于用钻探的考古方法探知何家村在唐朝长安城的兴化坊遗址之上，兴化坊为唐王王府所在地，两瓮一罐当在王府遗址出土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何家村遗宝的主人就是唐王李守礼。埋藏的年代在盛唐的后期，约公元8世纪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并没有提出比较充分的埋藏理由。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遗宝出土于兴化坊，王府及其住宅也确实在兴化坊，可是兴化坊并非全属于王，还有其他达官贵人，准确地说，遗宝并不在王府及其住宅的遗址出土，因此遗宝的主人是当时的一位达官贵人，究竟是谁，还有待于获得更丰富的考古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最后解决。埋藏的年代应该在唐德宗（780-805）时。持此见解的学者也没有提出比较充分的埋藏理由。
第三种观点倒是提出了充分的埋藏理由，那就是因为突发的泾原兵变。唐德宗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德宗于建中四年（783）调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兵东征。5000名东征将士到达长安时正遇大雨，却没有得到朝廷应有的犒赏。饥寒交迫的将士哗变入长安城。德宗命令长安禁军镇压，却无人响应。无奈之下，德宗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哗变的将士拥立朱为大秦皇帝，朱率军杀死李氏宗亲70余人，又包围乾县一个多月。后来这支叛军虽然为李怀光和李晟率军镇压平息，但突如其来的兵变对都城长安的震动非常巨大。因此就有达官贵人将积聚的财宝埋入地下，入埋的时间就是公元783年。持此种见解的学者认为何家村遗宝准确的出土地点是当时的租庸调使（主管赋税的官员）刘震的住宅遗址，因此遗宝并非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赋税及官府的财宝，因突发事件而来不及上交朝廷，只能作埋藏处理。这种意见虽然理由最为充足，银铤、银饼及钱币也可以认为是收缴的典型税，但是具有皇家气派的其他珍宝究竟属于哪个官府的呢？收缴的财宝能积聚到数百件而不上交朝廷吗？还是存在一定的迷惑。
天圣铜人失踪之谜
北宋御医王惟一于天圣年间研制成功供针灸教学用的针灸铜人，这是一件由体表和内脏解剖相结合的青铜仿真模具。天圣铜人是世界上最早的仿真医学教学模具，共做成两个；一个放置在北宋宫廷的医官院内。两具铜人坎坎坷坷地传到明朝，以后便不翼而飞了。
针灸是中国医学特有的一种技术。公元1027年，北宋御医王惟一研制成功了供针灸教学用的人体模具。它是由体表和内脏解剖相结合的青铜仿真模具。裸体体表布满了人体穴眼，教学时用黄蜡封住体表，体内灌满水银（亦可灌水），当学习者以针刺中穴眼时，汞就会流出，以此来检验学习者的优劣。由于针灸教学铜人铸造于北宋天圣五年，人们就称它为天圣铜人，也可称试针铜人或针灸铜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仿真医学教学模具。王惟一不仅成功地创制了试针铜人，而且撰写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既绘制了铜人图，又说明了所有的穴位。
天圣铜人共造成两个，一个放置在北宋宫廷的医官院内，一个放置在首都汴梁（今开封）的大相国寺仁济殿内。为便于叙述，前者简称“铜人官”，后者简称“铜人寺”。
公元1126年“靖康之难”起，汴梁为金人占领，北宋王朝被迫南迁至临安（今杭州）。1128年宋金议和，金朝以宋朝交出天圣铜人为条件之一。而“铜人寺”据说流落到湖北襄樊。南宋学者周密的《齐东野语》记录了“铜人寺”的情况：“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又说：“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章叔恭是周密的舅父，周密听舅父说起过试针铜人（即天圣铜人），也见到过舅父所画的两幅铜人图，铜人图还刻印过。文中提到的赵南仲就是赵葵，赵葵是襄阳知府赵方之子。“铜人寺”流落到襄樊，为赵方所得，由其子赵葵献给朝廷，是合情合理的事。再说周密是一位认真的学者，所记事物皆可信。既然周密记载了“铜人寺”的情况，那么金朝应该得到了“铜人官”。后来蒙古人灭金，又建立了统一的元王朝，两具铜人都为元朝所有。据说铜人由于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以及过多的使用，已经昏暗难辨了。元朝灭亡，二具铜人又传至明朝。由于铜人体表的穴眼和穴位名已经看不清了，在正统朝和嘉靖朝曾经依样仿制了两个铜人，于是将天圣铜人束之高阁。
明末战乱迭起，事出蹊翘，二具铜人不翼而飞。当代着名医学家马继兴教授对铜人的下落做了探究，称“天圣铜人官”于16世纪流传到朝鲜。几十年后又为被日本人加藤清正发现，掠至日本。日本人曾经为获得天圣铜人而轰动一时，日本医学界尤为高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立即仿制出“宽文铜人”（因制于日本宽文二年，故名）和一些木质小人，以广泛地用于医学教学。18世纪日本江户幕府医学馆由民办改为官办，规模较大，天圣铜人、宽文铜人和小木人都搬进了医学馆。明治维新运动兴起，江户幕府医学馆停办，那些铜人和小木人为帝室博物馆所收藏，帝室博物馆即后来的东京国立博物馆。马继兴教授在察看了铜人后认为：此铜人与北宋的雕刻、绘画作品相对照，其外貌和体态特征颇相似，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全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也与史书记载相吻合；其外形的骨度、身体的长宽和各部位比例大小也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相符；穴位名和定穴法也见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铜人也可以自由装卸。故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铜人即“天圣铜人官”。
然而，现在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陈列的天圣铜人真的就是“铜人官”吗？连日本学者也提出了怀疑。1958年日本出版的《关于医学的古美术聚英》认为：此针灸铜人为江户幕府医学馆旧藏，为明朝所铸。是由室町时期的名医竹田昌庆到中国时受赐于明朝皇室，于永和四年（1378）带回日本的。日本另一个学者石原明氏撰《青铜制之铜人》一文，也认为此铜人可能是明朝根据北宋天圣铜人仿制的。可是他们的共同缺点是未提供文献记录，都是一种猜测。因为公元1378年是明朝建立后的第十一年，百废待兴，庶事草创，不可能掌握仿制铜人的技术，再说洪武帝朱元璋也不会把国宝赐给一个外国医生。
如果说日藏针灸铜人就是“天圣铜人官”，也还有疑问。因为经过专家的核对，日藏铜人的穴位数比《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多出11个；而且根据周密记，其穴名应该是错金的文字，可是该铜人的穴位名不是错金的。有此两处不符，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了。当然我们对这两处不符也可以作如此解释：一是《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穴位可能有漏，也有可能后人在铜人的体表增加了11个穴位，因为在铜人上钻个孔是容易的事；二是周密《齐东野语》所记“错金文字”乃是“铜人寺”的情况，“铜人官”有可能与“铜人寺”有所不同。如果这两个假设能成立，那么日藏针灸铜人还应该是“天圣铜人官”。
“铜人官”之谜尚未解决。我们再看“铜人寺”的下落。目前也有两种说法，一说它在明末就不知去向，一说是在清末丢失的。
如果两具铜人并未毁于战火或其他的人为破坏，那么仍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宣德炉真伪之谜
明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下令工部铸造宫廷和宗庙用的各种鼎彝。当时负责铸造的是工部尚书吴中，太监吴诚监督，一次性铸造了大批鼎彝，除了皇宫内各宫各殿以及各部衙门配置了符合礼制的鼎彝外，还赐给各名山寺院。由于这批鼎彝选料精，铸工精，“宣德炉”就成了天下名器。又由于宣德炉都用于皇家，人们极难得到，于是出现了仿制品，到嘉靖、万历年间，铸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宣德炉”随处可见，仿制之风延续到当今社会，为宣德炉的鉴定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明朝建立之初，庶事草创，宫廷中所用的礼器或者铸造不精，或者阙如。嗣后又发生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夺取政权后定都北京。北京宫廷中所用礼器也是粗率的，或者沿用元朝器皿。及朱棣的长孙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明朝已经经历了60年的历史，天下太平，海内富足。明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下令工部铸造宫廷和宗庙所用的各种鼎彝。当时负责铸造的是工部尚书吴中，太监吴诚监督。先由礼部参考了宋代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图书，又根据宫中所藏的柴、汝、官、哥、钧、定各窑的瓷器，绘制成器物图，加上所用工料的预算，进呈皇帝批阅。经批准后，雇用工匠，一次性铸造了大批鼎彝，除了皇宫的各宫各殿各部衙门配置了符合礼制的鼎彝外，还赐给各名山寺院。由于这批鼎彝选料精、铸工精，“宣德炉”就成了天下名器。又由于宣德炉都用于皇家，人们极难得到，于是仿制宣德炉就能获得厚利，到嘉靖、万历年间，铸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的“宣德炉”随处可见，有的仿制得比较精良，有的则粗制滥造，仿制之风延续到当今社会，以至于为鉴定宣德炉的真伪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