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1 自传体记忆
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自传体记忆是对复杂时间的混合记忆，是关于自我信息的记忆。
20世纪70年代图尔文对长时记忆的区分研究引起了人们对自传体记忆的广泛兴趣。图尔文认为，情节记忆接收和储存关于个人特定时间的情景或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时间—空间联系的信息，是对个人在一定时间发生的事件的记忆，具有自传体性质。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自传体记忆由于与自身的高度相关性而具备了十分吸引人的神秘特性，无数名人传记充斥书店、摆满书架，我们的长辈语重心长、满眼含泪地叙述自己的青春岁月，这些被再创造甚至篡改过的记忆是否真的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是谁？
自传体记忆研究领域内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关于儿童期遗忘症（childhood amnesia）的研究。儿童期遗忘是指成人不能回忆出生后的最初几年经历的现象。一部分人虽然能回忆起他们2岁时的重要经历，如兄弟姐妹的出生，但除此以外就没有更早的记忆了。在长大成人后，我们不能回忆母亲哺育时温柔的笑容，父亲换尿布时手忙脚乱的笨拙，蹒跚学步迈出的第一脚，牙牙学语时吐出的第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都是童年遗忘症的牺牲者。
最初，研究者用儿童没有长时记忆能力来解释这一现象，但这种解释很快就遭到了否定。在一个研究中，压一个杠杠可以使玩具火车运动起来，18个月的儿童能够很快学会这一动作，并能将记忆保持一个月之久，这说明儿童并不缺乏长时记忆。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期遗忘症是压抑引起的；生理心理学家则更相信这是由于参与形成相关记忆的大脑区域在出生几年后才能发育完全；认知心理学家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解释，包括：缺乏自我意识，即除非我们有自我可以记忆，否则，我们就没有自传体记忆；贫乏的编码，学前儿童对经历的编码远没有成人精细，年幼的儿童还没有掌握社会习俗，他们不知道对别人来讲是重要和有趣的事情；儿童思考世界的方式，学前儿童所用的认知图式不同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而在习得成人图式以后，就丢失了回忆早期经历所必需的信息和线索，因此也就失去了有关那些经历的记忆。
5.5.2 闪光灯记忆
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是指对鲜明、重要的公众事件（如某国总统被刺、奥运会、世界杯）的记忆。闪光灯记忆可以被认为是自传体记忆的一种。这种闪光灯记忆通常是某段特殊经历或者事件引起了人们某种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一次性获得的。
尽管闪光灯记忆很强烈，但是它们也并不总是对过去全面而准确的记忆。人们会记得事件的主要内容，而在回忆的时候往往会存在很多细节上的错误。例如，在提到闪光灯记忆时经常被引用的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船爆炸事件，见证这惊人惨痛场景的人们通常会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准确地记得当时他们在哪里以及发生惨剧时他们在做什么。而事实是，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在三年后他们再次回忆如何得知这一消息时，没有一个人与三年前报告的结果完全一致，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他们都坚持认为他们的记忆是准确的。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美国世纪大审判辛普森杀妻一案中，当无罪判决宣告近三年的时候，只有29%的大学生保持准确的记忆，而超过40%的人对事实进行了曲解。
这些都正好印证了我们前文提到的记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仅会有序地储存信息，还会将已获得的信息重新排列、组合，甚至篡改、扭曲、添枝加叶。
5.5.3 目击者记忆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最常见的证据之一是目击者的证词。然而，许多无辜的个体只是因为目击证词不利而遭到错误的法律惩罚。例如，研究表明，在100 多个经D N A验证而豁免的人中，有超过75%的人是因为错误的目击辨认而入狱。我国也曾有杂志报道过此类例子：一名叫李天的男子曾在17岁时因错误的目击辨认而被误认为杀手，从而在牢狱中含冤十载，直到10年后才被多项证据表明无罪。
在一项跨越30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目击证人的记忆受到对他们提问方式的影响。在提问时使用连贯的细微的措辞变化可以引导目击证人给出不同的答案。在研究中，首先给人们观看关于汽车相撞的短片。然后，研究者问其中一些观众：“当汽车相撞时速度有多快？”而对其他观众也进行相同的询问，只是将句中的动词进行替换，如换为撞碎、猛撞或者接触等。根据句中不同的动词使用，观众估计的车速也随之改变，用“撞碎”一词产生的平均估计速度最高（40 。8英里／时），接下来是“猛撞”（39 。3英里／时），“碰撞”（38 。1英里／时），“撞击”（34英里／时）和“接触”（31 。8英里／时）。使目击者记忆（witness memory）发生混乱的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个引导性问题的例证以外，还包括暗示性评论，以及误导信息。
最近几年虐待儿童的事件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的关注，尽管大多数成人都认为儿童的记忆不可信，因为儿童容易混淆现实与幻想，并且容易受到成人的影响，但在面对虐待儿童这一公共议题时，还是有很多人会争论说没有儿童会对如此惨痛的经历撒谎或者记错。那些被指控并判刑的人是否遭遇错误的证词无法定论，但经过大量调查得到的结果显示儿童的报告可能与成人一样是准确的，也可能与成人一样会歪曲、遗忘、幻想和受到误导。有研究者发现，在法庭上回答引导性问题时，儿童的回忆尤其容易被扭曲。
目击者多采用证词的形式提供对案件事实的目击见证。证词的形成过程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即使是对于一个自愿提供证词、力求真实反映案发实情的证人来讲，也会受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使其证词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真实情况，可能致使案件的审理受到影响，得不到公正的判决。根据有关统计，每年美国有75000人因被目击者指认而作为嫌疑犯被送上法庭。由于目击者证词的错误造成的错判，比因其他各种原因造成错判的数量的总和还多。近些年应用DNA 鉴定技术进一步证明，许多被目击者认定的嫌疑犯实际上是无辜的。例如，美国司法机关的最近一份报道中说，28个被判处长期监禁的罪犯通过D N A 技术鉴定后被无罪释放，其中24人是因被目击者错认而被定罪的。由此看来，研究目击者记忆已不仅仅是心理学领域的学术问题，它更关系到无数个体的人身自由和权益保障。
5.5.4 内隐记忆
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是沿着两条线路展开的：一条是传统的研究，注重对外显的、有意识的记忆进行研究；另一条便是对内隐记忆的研究，这是当前记忆研究的热点，代表了记忆研究的最新动向。
内隐记忆现象是在遗忘病人身上首先发现的。1854年，一位英国医生报告，一位因溺水昏迷而患遗忘症的妇女，虽然她已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学过做衣服这件事，但不久后在学裁剪衣服时却无意中表现出某些裁剪技艺方面的记忆痕迹。1865年，又有人报告，一位接受针灸治疗的遗忘症病人，治疗结束后，尽管已压根儿忘记了遭受针刺这件事，但她却拒绝与为她实施治疗的医生握手。1889年，有人对遗忘症病人的内隐记忆现象进行系统调查后报告，一位接受过电休克治疗的遗忘症病人早已忘了曾受过电击这件事，但当他再次见到电击仪时，却露出了相应的行为表现。
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现象在健忘症患者身上都有发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对某方面的学习记忆，但在他们完成有关任务的操作上却表现出了记忆效果。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科菲（C 。Cofer，1967）称为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而后，对正常人进行大量研究后发现，启动效应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一种自动的、不需要有意识回忆的记忆现象。格雷夫和斯科特（P 。Graf&；；amp；D 。 Schacter，1985）把这类记忆称为内隐记忆，而把传统的、需经有意识回忆的记忆现象统称为外显记忆。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大批从事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心理学家对内隐记忆研究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希望借此深入理解人类的记忆过程的本质。
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内隐记忆的保持时间要长于外显记忆；第二，内隐记忆不容易受到外在刺激的干扰，而外显记忆则容易受到干扰并产生遗忘；第三，外显记忆在记忆的项目增多时会出现记忆数量和准确性的下降，而内隐记忆则不会；第四，对信息的加工深度会对外显记忆产生积极影响，而对内隐记忆则没有这种影响；第五，当一个测试项目先用听觉形式呈现，再用视觉方式呈现时，外显记忆的成绩会下降，而内隐记忆则不会，即信息呈现形式的变化不会像对外显记忆一样对内隐记忆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