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忠封翁，曾文正讲学之友也。李翁故后，文忠所如不合，嗣以故人之子，得入曾军。观文正手书《日记》，视如李次青方伯之流。英雄贱日无殊乎众，固不足异。祁门之役，张文毅投劾去，文正将之徽州受代。幕府诸人咸尼其行，而令次青方伯往，未几，果败。文正疏请治罪，众争之力，不可，乃以去就争。文忠辞曾营，而就其兄勤恪公于江西某知县任所，途过益阳胡文忠军，见之且告之故，益阳曰：“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对曰：“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拂衣起，归寓。束装将行，益阳之使适至，挽之回；不许，强而后可。留饮数日，绝口不谈前事，尽欢而别。文忠在江西，简福建遗缺，道阻兵，进退维谷，闻文正克安庆，驰书往贺。文正报书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前辈口传如此，与今本曾集微异。文忠得复，遂、回曾营，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时先文庄至皖，见文正，文正称为“皖北人才”，著之《求阙斋日记》曰：“气象峥嵘，志意沈著，美才也。”退见文忠，文忠曰：“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未几，文正荐文忠为苏抚，飞皇腾达，盛极一时，勋业几加文正之上。天津教案，继文正督直，新旧交替，同居督署中。一日，谈笑极乐，文正谓文忠曰：“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祁门之别，益阳来书云‘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今思其言验矣。”观此，可想见曾公之雅量、胡公之远见、李公之奇气，而三公遇合之迹，亦可略寻其源。
李文忠居乃兄知县署中。一日，遇九华衲子于友人所，善相法。见勤恪，曰：“贵人也，不十年，当任方面。”继见文忠，曰：“贵不可言。令兄之贵，胥由于公。”归而告母，太夫人大喜。次日，使赠以赀，再询其详，则已行矣。及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九华某寺僧至京，请藏经。余家仆媪辈多为九华旧香客，素与寺僧习夤缘，而至文忠所为之求书。公呼寺僧至，问以衲子所在。寺僧巧言善谀，承文忠意曰：“此地藏王菩萨化身也。”文忠乐甚，亲为洒翰，且命贤良寺主持僧为之上下关说，得早领经以去。
左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文襄在军，距曾军数十里程，间日跨马而来，文正辄盛设馔食以待，谓大烹以养圣贤，重之如此。文襄善啖而好谈，入座则杯盘狼藉，遇大块用手擘开，恣意笑乐，议论风生，旁若无人。偶与辩胜，张目而视，若将搏噬之状。称人必以其名，惟于文正则敬之称字。一日，言事有异同，文正出句云：“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文襄对曰：“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以名对字，偶一呼名，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李文忠时在文正幕，辄不相下。曾军湘人为多，值彭刚直来谒，讥评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刚直尊人久任合肥青阳司巡检，文忠反唇相稽。刚直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文忠与文襄、刚直始终不协，今文忠《朋僚函稿》，于捻事言及逆首张总愚辄云“太冲非其对手”，于西事颇责其误国甚于崇厚丧地。文襄家书，诋淮军等于捻匪。读者殊以为已甚，不知二公时宣于口，较之笔诸书者为更甚，而觌面之辞则其尤也。盖文忠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为道；湘军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不免有许多勉强之处。至于道之大原，则一也。
虚报战功，为随营刀笔之惯技，匪特不肖者为然也，虽贤者亦有不免焉。《李文忠集》中奏议、函稿、电稿之属，当时抄录，早自分类。所谓吴挚翁编者，特已然之迹耳，而事后删润之处，颇有端绪可寻。同治间邸抄，文忠疏称李秀成死者，一再而三，此岂小故也哉！当文忠未至苏时，曾文正置于乃弟忠襄军中一载，练习军事。嗣后文忠谓人曰：“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盖时时设备，乃湘淮立军基础，固异于文忠初办团练时，专以浪战为能也。及陈报军情，军中幕客令文忠秉笔，一挥而就。时主稿者为半通之学子，阅之不以为然，大加删改。文忠贵日，辄述及之，曰：“吾武事弗如也，而谓我握管行文，乃不若彼耶！”盖文忠之文，素有奇气，难免有铺张之处。不通文法者，或反以为近于虚报，致成笑柄耳。
道光末年，时南人冒北籍者多，得第之后，好为大言，訾北人之无学。某君得高第，辄云：“北人焉能至此，惟恃吾辈冒籍者为之增光耳。”北人憾之，相约中式之后，不为出结会试。潘中丞应道光庚戌科会试，文已入选，因词气勃发，为房官某所指摘，疑非冀土人士手笔，乃黜。中丞自是愤不应考。次年，先文庄纳粟入监读书，登辛亥科北闱乡榜，嗣参张文毅公幕于徽州，粤匪事起，以道途阻隔，屡误会试之期而不往，至庚申始成进士。时中丞方领乡团与贼战，闻之不觉泪下。当时重科举，学者于进身之阶，犹知慎之如此。
湖口高碧湄大令心夔，先文庄庚申会榜同年生，久馆故尚书肃顺家，待之厚。庚申殿试，肃顺方握大权，素爱才，以大令为国士，必欲得为状元。试前密询之曰：“子书素捷，何时可毕？”大令曰：“申酉间其可。”至日，属托监试王大臣，于五句钟悉收卷，以工书者必迟未讫，则违例列榜末，大令可必得第一。然事出意料之外，未满卷者多至百馀人，概置三甲，大令竟在其中；而仁和钟雨人学士素不以书名，竟擢一甲第一名。大令先以己未会试中式，复试出韵，置四等，停殿试一科。至是朝考，又以诗出韵，置四等归班。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王湘绮嘲以诗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说者以为有时运焉。
先文庄不重楷法，会试中式以后，前辈见其卷楷匀整，辄许曰：“可望二甲。”故事，殿试前十名，原卷进呈御览，传胪之日，必亲往听命，或幸而移前，不然，以违例论，亦置三甲末。剧中言：有阴德者，始或屈辱，已得第而犹未觉，忽闻报到，举室生辉，故作惊人之笔以为快。然其次第，辄言皇榜第八名，以一甲第一至二甲第七之前十名，不能迨后始知也。演剧虽戏事，编者点缀成真，苟出乎例外，则近于儿戏，无人信之矣。庚申胪唱之日，因文庄自揣不在前列，偕友出游西山。归而往询，正二甲第八，仅差一间，免至三甲末，亦云幸矣。
胜保颇有战绩，然拥兵养寇，为自固之计，与汉唐季世将帅同一恶习。幸当中兴之世，湘淮子弟材勇辈出，又皆儒臣统兵，为之表率。益形末路旗营之劣，而无以逞其奸，遂为士夫所不齿。尤其罪状昭著者，业经逮问治罪之时，仍以疏请垂帘，自居拥戴之功，胆敢上章自诉，为尝试之计。给事中赵树吉请速诛之。御史吴台寿，乃其党也，为之申辩甚力。御史刘其年旋劾台寿欺罔，并及其兄山东候补道吴台朗夤缘肆恶。同治二年四月，俱奉旨褫职，军政为之一肃。刘侍御疏，为南皮张文襄少年手笔。是岁文襄举进士，廷试第三名，始露头角。
湘淮军外，豫尚有宋忠勤之毅军、张勤果之嵩武军，皖则自郐以下矣。英果敏部下，如史绳之中丞、程从周军门、牛师韩总镇，皆著称于时，论其功绩，尚在若有若无之间。军营习气，贼去则虚报战事。果敏所当者捻匪，行踪飘忽无定，其击走与自走本五分别。幸未逢劲敌，得以功名终，亦云幸矣。
英果敏任合肥县时，倚乡绅解某，浑名解五狗子者治官团，同时，李采臣方伯率西乡诸圩治民团，实为淮军之先导。官民分两党，各不相下。李部健将，其后有铭、盛、树、鼎四军，隶李文忠公麾下，同时乡曲悉被引用。解部因有宿怨，患不相容，故莫之从。洎先文庄出为将，始招至军。其著者曰解先措、曰解向华，皆战死；曰黄桂荣，以伤废；曰吴武壮，仕至广东提督；曰王占魁，仕至广东高州镇总兵；曰叶志超，仕至直隶提督。功业盛衰，则有幸有不幸焉。
张靖达与弟勇烈居于乡，粤寇过境，乡人咸筑圩练兵自卫。寇众大至，悉众入堡，以死坚守。贼不能久留于小邑，往往为所拒退。寇去追杀，每获辎重、俘殿兵，以论功邀赏，有名于时。同时有周刚敏、武壮昆仲及刘壮肃之圩相近，守望相助。潘琴轩中丞为赘婿于青阳司巡检署，随至庐州府，行无所归，因从李采臣方伯办民团，所谓吃大锅饭者也。
淮军自团勇起，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叶曙青军门时为解家将，每战勇冠其曹。一日途遇一女，羡甚。解慰之曰：“汝战若再捷，吾为汝致此。”乃夺而与之。既而知女与张靖达昆仲为中表妹，公然不惧，惟不通往来而已。军门既通显，复为姻娅如初。
援苏之师，早有动议。是时镇江、上海两处，一省中较为完善之区，未决何途之从，主将人选，亦不能定。先是益阳胡文忠为曾文正谋曰：“用李氏兄弟中一人为两淮运使，以揽盐利。”益阳意中，犹惑于冯子材之言，重在镇江也。及李文忠虹桥之捷，文正闻之，喜可知也。复文忠书曰：“昔见君行楷，以为必贵；胡文忠以许负相人法，亦谓‘君必贵’。今果然。”
程忠烈初陷寇中，自拔来归，妻子皆为寇杀，京戏中铁公鸡隐指是事，而以张忠愍当之。忠烈反正之后，战功虽著，当是时，湘军之锋甚锐，鸡犬皆有升天之望，客籍混入其中，颇难出人头地。适李文忠率淮军东下，求将才于文正，忠烈为桐城籍，乃以其军隶焉，且勖之曰：“江南人爱降将张国梁不置，汝往，又一张国梁也。”湘潭郭武壮为忠襄爱将，以勇冠其曹，中同袍忌，蜚短流长，颇有谤言。李文忠常戏曰：“某与某争功欤，抑争风也？”旋请于文正，以之自随。华阳杨忠勤，不得志于霆军。鲍忠壮与李文忠，同以羁旅在湘军，互相引重，交谊颇笃，援苏军起，荐忠勤往。文正又以亲军二营佐之，当时所谓赠嫁之资者是也。其后程军独树一帜，郭、杨二将，先从文忠介弟季荃观察为裨将，既而与淮将铭、盛、树、鼎四军合力排观察，去诸军皆自立，不相统属。论者常哂之曰：“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之翼，于是乎飞矣。”湘淮蝉蜕之形始此。
泗泾之役，寇众倍蓰于我，程忠烈之军困于中，敌围之数重。未几，援军四面大至，内外夹击，大捷。四江口之役，情形相似，惟程忠烈自外入为稍异。两役士卒曾陷于围中者，厥数无多，其所以能支持许久，以待救兵者，未始非郑国魁之功。国魁故为枭，苏枭皆庐州籍，是时多从寇，与之相习，本无决斗之志。寇将渺视我军之微薄，可不劳而获，督战亦不力。古人所云“一可以敌十，十可以敌百，百可以敌千，千可以敌万者”，胥有所以然之故，非尽一与一相当，不两立之情也。
李文忠与先文庄旧为师弟，文忠奏调至军疏曰：“刘某沈毅明决，器识宏深，与臣为道义交，十有馀年，深知结实可靠。该员去冬由安庆经过，督臣曾国藩一见，大加器许，谓为‘皖北人才’。臣今统军来苏，曾国藩允为奏调臣营，学练军事，昨又函催臣自行奏请。可否饬赴臣营，酌量委任。”上许之。观此可见平素之好。然观文庄在淮军，与文忠意见殊不能相惬，曾、左二公，反时露招致之意。江浙肃清后，文正拟令统老湘营；东捻平后，文襄拟奏保为晋抚：皆辞勿就。文庄常曰：“老湘军已成之局，晋省偏西之地，是时无重要军事，不能舍易取难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