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处斩，甘督李廷箫奉诏，先怀金往示。毓贤知其意，曰：“我有罪，宜明正典刑，奈何自经沟渎！”廷箫，老成持重人也，处覆巢之下，闻言悲愤，归途中，自吞金死。毓贤诛前一夕，书楹贴于门，其首二句“臣殉国，妻子殉臣；我杀人，朝廷杀我”云云。翌晨居民轰传，颇有蠢动之势，毓贤急往受戮。甘省地方驾远，刽子无能手，斩之不死。戈什某曰：“奈何苦吾主。”夺刀刭之，亦自刎。
戊戌之岁，启秀得以内务府大臣掌管锁钥，内廷中第一优差也。荣文忠入相，慈眷至隆，仍使总管内务府。乃以启秀入直枢廷，名位虽高，不免有夺我凤凰池之感。启秀颟顸，误为秉国之钧，参预朝事，提倡拳匪，与徐承煜同时受显戮。虽云奉诏，然有外兵监视行刑，亦孔丑矣。
祸首之中，荣相本居前选。李文忠夙与有兰谱之谊，又知荣相慈眷极隆，非置之西安，政府凡事不易动上听，故力为维护，不令预于罪人之例。谓其身为将帅，在战役之中，虽明知其非，而无所退避，措词犹为得体。项城时为东抚，于荣相未赴行在之先，极意资助其行，又先为之地于其所往，与李文忠相较，可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己亥之夏，文忠小恙，闻于山东，或说项城以电问疾。项城曰：“不可，彼且疑我欲得其位。”时项城资望，在疆吏中为最浅，乃作此言，抱负正自不凡。其后文忠疾病，有劝其保继任之人者。文忠曰：“继任有人在，我不欲保耳。”此老先见之明，至死亦复不弱。
李文忠功业之盛，宇内共仰。同、光之际，国家与外人有疑难之事，待其一莅而决，匪惟信义之孚乎中外，抑亦威望之大，足以摄之。高丽之役，我师败绩，公之声誉，亦稍稍衰矣。倏有拳匪之乱，八国联军入都，群情惶惧，公复为全权大臣，入都议约，各使意见已不一致，其本国又有舆论参加，自瓦德西而下，八国兵官均需干预，故情形极为复杂，每一条例，皆几经商酌而后定。及全文录出，示意吾国，其言曰：“但得谕旨照准，现时撤兵，节令正好。若交炎暑，便不能行，须迟至九十月以后，迟一日，则多费百万，秋后须多一百余兆”云。公为代奏，奉旨俞允。建德周玉山制军时为直隶布政使，叹曰：“谁为全权大臣者？直画诺大臣而已。”
公法惟行于势均力敌之国，弱小之于强大，不适用也。拳乱中，德使克林德被害。德主命将出师，攻入我国都城，要求惩治祸首，胁取逾额赔款。犹以为未足，必须皇帝母弟醇王，亲赴彼都谢罪，可谓法外行凶。醇邸抵柏林，德主强其行一跪三叩之礼，醇邸以电请命，政府无如何，勖以善体上意而已。西俗以跪拜为背教，受人跪拜亦如之，德国舆论大不谓然。外部密戒吾国使臣，力拒不允，仍行三鞠躬之礼，幸未辱命。德之于醇邸，奚啻回纥之于唐德宗。然德宗即位，衔回纥终身；醇邸摄政，无恶于德。甚矣，古今人度量相去之远也。
庚子赔款最难堪者，美外部估算，不过三万一千万，倡议各国减数。我利用此说，与各使竭力商酌，均不允。会德穆使密告文忠云：“美兵少，且早撤，故允减数。他国断不能比，迟则匪特不减，且有加焉。”文忠惧，因奏言美国借此讨好，并无实在把握，乞速准行。奏入，制曰“可”，四万五千万之议乃定。美外部既有此说，议院以浮收赔款为耻，将以返诸中国，而不知何途之从。伍秩庸侍郎使美，因以为功，与订专约，以此为中国学生赴美学费。欧战事起，德、奥、俄三国失所依据，赔款均得免。英、法、日、意不能独存，亦自动停止。于是，或以文化为名，或言水利，纷纷然自行处置。大率彼国人得此机会，遂设一机关，引吾国数人为之助，以示两国人民之意。吾国之国计民生，则置之度外。而美国外部海大臣之善意义举，遂无实惠及于中土，仅成为一种史册上过去之事实而已。
当美人倡此议时，洋顾问毕格德以告李文忠。文忠以为有此说，不必有是事，心意本不深信，故穆使一言，即能动听。此老经事多，知空言无补之习，中外之人同有此弊，不知各国浮报需索，逞愤于拳乱之后，虽有加重之罚，而国人不以为不端。及时过境迁，杀人越货之行，究有惭德。不特倡议之人弃不肯取，其余诸国，一经道破不得不与之俱化矣。南海张樵野侍郎，曾以李相外交之策为愚不可及。公岂真愚者，特前辈忠厚，不以尖酸刻薄之心待人而已。岂意减数一举，属于良心，文忠不信欧美人之有良心，殆倔强犹昔之故与。
俄约屡议不就，杨儒日受逼迫，甚或取视电旨，是不特在包围中，且在监视中矣。未几，杨儒跌伤，旋中风死，其子以身殉，颇有疑案。然弱国之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横死亦宜。
善化瞿止庵相国之尊人，与先文庄、王文勤、卞制军颂臣，俱于咸丰辛亥科乡举。止庵少年科第，久绾文衡，素见知于尊长，制军曾保其才。历官浙江、四川，提督、学政，皆在文庄任内。钦重逾恒，迭经密保，然外省督抚，于京朝清贵之官，无能为力也。其参枢府，由于王文勤之荐，前辈于故人之子，重之如此。止庵体类穆宗，为高阳、李文正所取士，文正亦赏识之。止庵著《恩遇纪略》，卷首即载召见时事：太后云：“从前李鸿藻说你好，现在他们也说你好。”原注云：“他们”指荣文忠云，以余所闻，盖文勤也。止庵被召至行在，命下之日，都人咸知其将兼枢、译两席。其时八国和约，要求枢臣兼外部，以免隔阂。时政府枢臣三人：荣文忠名列罪魁，幸而获免，自无此望；王相、鹿尚书均两耳重听，未可贻笑外人。固知非年力富强者，未可以对外，而止庵之当选，不待面圣而都人早料及矣。
止庵与长沙张文达生同里，同案入泮，同科举乙榜。其成进士、入词林，则止庵较早一科。久居京师为同县、同乡、同学、同年相好，殆无有居其右者。庚子之岁，先后被召至行在。距西安一日之程，相遇于城外野店，共投宿焉。二公久别相逢，诉说衷曲，欣喜不可言喻，明知回銮之后锐意新政、中兴辅佐，非异人任，抱负尤为不凡。文达谓止庵曰：“吾二人之交自幼至今，殆天缘凑合，非人力所能为也。今兹枢府求才，正虚席以待吾辈。明日入觐，使我获参机务，当荐公为江督；公若当国，何以处我？”止庵曰：“苟幸得赞枢府，则江督乃君之位也。”既而皆曰：“对灯立誓：苟渝此盟，明神殛之。”二公虽一时戏言，足见京朝清要之官，犹不知枢臣地位。其后止庵当国，殊无力以报文达。文达不得志，辄举以告人，且曰：“今总督无望，即巡抚亦不可得矣。”文达旋与项城缔姻，适中止庵之忌，交益疏远，神离貌合，竟抑郁以终。止庵临丧哭之痛，盖有不能言喻之隐也。
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年正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