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良良，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亻真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於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於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生谓记诵为玩物丧志，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辞气之远於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後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戒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於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於文辞思过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於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後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於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於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於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渡。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於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於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後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後，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於《後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後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後，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於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於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後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後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书，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後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ウ，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大传》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後於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後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於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讫於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後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馀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馀卷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