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变关头，一位强人进行了一场带有悲剧意味的改革。
从商鞅的“幸”与“不幸”，透视中国古代的改革。
据报载，1996年秋、冬，大型历史剧《商鞅》在京、沪等地“以其独特的震撼力打动了观众……把人们带到2000年前遥远的年代”。2000年前的人和事，如何打动现代人的心？
一、相隔一百余年的两幕场景
场景之一：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在秦国一个叫彤的地方（今陕西华县西南），发生了一幕惨剧——
一位壮年汉子的头和四肢逐一被绳缚住，然后各自拴在一辆马车上。只听一声令下，那些早已按捺不住性子的烈马，驾着5辆车。猛地向各自不同的方向冲出。随着一声凄厉的、划破长空的叫喊，那汉子的肢体已被撕裂成5块，血淋淋地拖在5辆马车后面。
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五马分尸”，是先秦的一种酷刑：车裂。受刑的汉子，叫商鞅。在此前20年里，商鞅在秦国积极推行变法。可是，变法却把他推上了刑场。
场景之二：
公元前235年，天下大旱，整整一个春天滴雨未下。湛蓝的天空下，大地龟裂，田里的禾苗被晒成枯草。天气偶尔转阴，有时还是乌云集聚，旱天鸣雷，但一阵狂风吹过，云散天开，仍然是骄阳似火。农民眼巴巴地望着干枯的农田，愁肠百断。
在秦王政十二年的这场大旱期间，关东各国纷纷出现“流民”，农民背井离乡，逃荒去了。可是，关中的秦国农民，却宁可饿死家乡，也没有人敢离开什伍组织，脱离耕种的“本业”。原来，自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政策，并将人民牢牢地用什伍这种基层组织辖制住，农民一方面害怕擅离“本业”受到严厉制裁，另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死守乡土的传统。他们没有中原农民那种一遇水旱灾害或兵燹便离家出走的自由。影响所及，直到近代，关中的农民也没有逃荒的习惯。
商鞅变法带来的这一结果，对秦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对在天灾人祸面前不低头，努力促生产，保收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幸好，那年6月以后，天公终于降下甘霖。而且，雨量充沛。其时秦王嬴政已经亲政，正着手统一六国的大业。他凭借着秦国自商鞅以来所积累起来的优势，指挥军队横扫六国，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平定天下。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何为“变法”？“变法”何以会带来如此杀身之祸？商鞅变法，成耶，败耶？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二、少年有志，寻求明主
商鞅出生在卫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按当时以国名为姓的习惯，他叫卫鞅。由于是贵族后代，他就是公孙，所以又称公孙鞅。改称商鞅是以后的事情。
商鞅出自名门望族。见多识广，加上自己勤奋好学，所以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卫国地处四方交通要道，特别是它的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城市，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战国初期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各种学说、观点竞辩短长。在特定环境的熏陶、滋养下，年少的商鞅逐渐形成了他高远的志向、宏大的抱负。对当时流传的各种思想，他最青睐于法家。
商鞅对法家的学说产生兴趣，与受吴起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吴起，也是卫国人。他一度做过鲁国的将军，后又西去魏国，参与李悝变法，主管西河地区（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政绩显著。公元前390年左右，因受魏武侯的大臣们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那时，楚悼王正力图振兴国势，就任用吴起为令尹（类似宰相的职务，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兼握军权），主持变法改制。吴起全力推行新政，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楚国出现一派新气象。吴起又善于治军练兵，增强了楚国的武力。楚军曾挥师北上，饮马黄河。
商鞅长大以后，为了谋求发展，离开了业已衰落、且为强邻欺辱的卫国，来到法家政治影响较大的魏国。魏国在魏惠王即位后，从争霸中原的实际需要出发，表示尊重法家的作用。法家人士公叔座被任命为魏相。商鞅入魏后，就投在公叔座的门下。
公叔座相当赏识来自卫国的这位后生。公叔座病重的时候，魏惠王曾来探病，问：“万一你的病无法救治时，国家大事该如何处置？”公叔座回答：“我门下有一个叫卫鞅的，年轻却有才能，可协助你治理国事。愿王能放心地听他的主意！”但是公叔座又向魏惠王说：“如果你不任用卫鞅为相，那就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以绝后患！”
魏惠王回去后，并没有把公叔座的话放在心上。他既没任用商鞅，也未派人杀掉商鞅。
商鞅在魏国一连住了几年。正在他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商鞅此后的命运。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他赶到秦国，求见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任。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国统治者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的学说。孝公仍感到厌烦，并十分生气地责备手下怎么找来这样一个无用之人。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对商鞅有所重视。于是，商鞅又一次与孝公晤谈，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竟凑到商鞅面前，如此一连数日也不厌倦。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
三、变法前奏
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可以在朝廷上展开讨论和争议。于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在一次秦廷议事时，围绕变法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商鞅坚决主张实行变法。他指出，法令的制定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礼制的推行是为了国家强盛的需要，如果为了强国利民，就可以不遵循旧法、旧礼。然而，有两位大夫，一个叫甘龙，一个叫杜挚，站在保守势力一面，死命反对变法。他们说，作为“智者”不必变法。只要依照旧传统、旧制度去治理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不劳而功成。又说，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要改变旧法令；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旧器具。甘龙、杜挚虽讲不出什么道理，却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只要按旧法、旧礼办事，就绝对不会出错。
对此，商鞅驳斥道：以前各世代实行不同的政教，究竟应效法哪个呢？各帝王不用同样的礼制，究竟应遵循谁的呢？他列举黄帝、尧、舜与周文王、周武王，指出他们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而立法、制礼。他强调应该“厚今薄古”，以为反对旧事物的未必有错，依循旧礼的未必全对，主张“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即制定政策法令必须依据现实的具体情况。
商鞅的理论和主张，既适应秦国发展的需要，也迎合了孝公图强的愿望。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得到孝公的指示后，商鞅立即着手制定改革秦国旧制度的法令。为了使法令能够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在法令公布之前，商鞅搞了一次“南门徙木”的试验。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杆，并宣布：有能将木杆移至北门者，“赏予五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大家都窃窃私议，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会得到奖金。隔了一个晌午，没人动手。商鞅又宣布，谁能移动木杆，“赏予五十金”。这时，终于从人丛中走出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移至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
“南门徙木”一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
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乡前辈吴起，在魏国变法时也曾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吴起在魏国国都北门放置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宣布的办法给以奖赏。
这两个记载如此地类似，以至有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其实，吴起和商鞅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明法”，就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区分什么贵贱、等级。
四、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按新拟定的秦国二十等爵制。“左庶长”系第十级爵，掌握军政大权，职位与当时列国的卿差不多。握有重权的商鞅，开始实行第一次变法。它的内容主要有：
1．颁布法律，编定户籍，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
商鞅将李悝的《法经》予以公布实行。李悝是早期法家的著名人物，曾在魏国推行变法。其间，他收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来各国的法律条文，结合魏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法经》。商鞅借用了《法经》的内容，只是把“法”改称“律”。商鞅又把全国居民按5家为一伍、10家为一什的原则编定户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规定，告发“奸人”的可以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不告发的要腰斩。谁家藏“奸”，以投敌罪处罚：而其余9家倘不检举告发，要一起治罪。旅客住宿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商鞅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比如，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商鞅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当然就更惟恐避之不及，此叫“以刑去刑”。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颁布新的等级制度——二十等爵制度。它的要点是，按军功赏赐爵位及相应的特权，包括占有的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300家以上的“税邑”。封邑内的税收归其所有。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的多少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50石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与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称。
私人间的争斗，要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处罚。这样，在平时，有利于社会治安；在战时，则增强了战斗力。
3．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
新法规定：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簿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权。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他们对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等等的占有，不许僭越逾制。有功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4．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
新法规定，凡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的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将其全家变作官奴隶。鉴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商鞅又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
5．焚烧《诗》、《书》，禁止游说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