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的奥妙
就在孙、黄、袁北京会晤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国会将举行大选和国民党成立。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在之后，也急于要做由国会选出来的正式大总统；同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也认为将来的国会是英雄用武之地，都急于要参加国会大选。因此，当孙中山还在全国演讲和游历时，中央与各省都在为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而紧张地忙碌着。
1912年8月27日，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由袁大总统公布，规定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22行省每省各10名参议员；蒙古、西藏、青海特别地区分别是27名、10名、3名；另由中央学会（专家学者公会组织）选出8名；各地华侨选出6名。各省参议员由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选举。另外，还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按法定名额，仿美国制度，参议员共有274人，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80万人口选众议员一人，三年一选。全国共有众议员596人。
由此算来，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841人，当时媒体戏称为“八百罗汉”。
其时，准备参加国会选举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既有对政党政治比较精通的，也有略通民主选举皮毛的，但更多的还是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要进国会当议员，就不是靠以前的科举了，而是要靠选举。这选举就要拉票，一个人出来选势单力孤，所以就要靠团体的力量，这就离不开政党了。于是当时全国形成了一股组党和入党的风潮，随之出现了大批千奇百怪的政党和争论。
就在国会将要大选和政党风潮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应运而生了。一般称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实际上在国民党成立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是宋教仁。
宋教仁精通民主政治，对政党内阁情有独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出自他之手。宋原本在唐绍仪内阁中担任农林总长，唐内阁倒台，他随即辞职，并坚持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当陆徵祥组阁时，宋更是力主“惟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即开除党籍”。
当各省在为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地准备时，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宋教仁已经决定将同盟会改造成一个新的政党，在改造过程中，同盟会对各个大小政党加以合并，以增加力量。由于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也有向大党靠拢的渴望。不过宋教仁十分看重合作政党的实力，他的目光落在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这几个较大的小党上。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和做过临时参议院议长的吴景濂等人。
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会宣布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孙中山亲自出席，发表了组织新党的演说，并以1130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国民党成立之后，在临时参议院中占了65席，成为第一大党。于是宋教仁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实际党魁。
国民党成立之后招兵买马，黄兴甚至试图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在黄兴眼里，各色各样的人都可以入党，只要你入党，你就是革命同志。对黄兴的邀约，袁世凯婉拒了，却趁机让接任陆徵祥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加入了国民党，然后宣称“政党内阁已经建立。”
为对抗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袁世凯也以政党为工具扩大实力。他本身不懂政党，就聘请梁启超为自己组党。梁组建的这个党名曰民主党，以君主立宪派为基础，将共和保进党、共和促进党、国民新政社及一部分统一共和党合并。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数年，对政党政治也不陌生，在民主党成立大会中，他阐述了组织一个政党应具有的精神和条件，他强调一个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一个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一个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一个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一个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梁启超是一心一意想通过民主党，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但袁世凯只是将政党作为工具。
1912年12月中旬，参众两院开始初选。在选举国会的高潮中，大批时髦政客出现。他们头戴博士帽，手拿司的克，满面春风地在公共场所发表竞选演说，吹嘘他们如何了不起，如何热心替老百姓办事。同一时期，全国各地茶楼酒馆的生意也突然地兴隆起来了，做东道主的都是那些神气十足的竞选人，各方轮流登场，使劲为自己拉票。
1913年2月，选举名单揭晓。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两院中占有绝对多数席位。宋教仁在这次选战中大放异彩，风头一时无两。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席位分布如下——
众议院：国民党269议席，共和党120议席，统一党18议席，民主党16议席，跨党者147议席，无党派26议席。
参议院：国民党123议席，共和党55议席，统一党6议席，民主党8议席，跨党者38议席，无党派44议席。
照上面数字，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共占了392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在两院中也只223席，不及国民党席位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参、众两院。在此之前，宋教仁口口声声，要按照临时约法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党内阁，这一来，国民党内阁呼之欲出了。
不为我用者，必毁之
国会选举后，袁世凯才明白，民主政治的特性是一切决定于选民，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不怕国民党用暴力来夺取政权，我只怕他们以合法手段赢得政权！”宋教仁对于选举的结果非常高兴，但摆在他面前关键的问题是，国民党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宋太相信西方民主政治那一套了，几次触到了袁的逆鳞。
第一件事便当众打袁政府的耳光。选举结束后，宋教仁到各地演讲，他把袁政说成“恶政府”，实行的是“恶政”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
第二件事，试图将袁世凯赶下大总统的位置。袁世凯并不在乎谁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但很在乎国会成立后进行的正式大总统选举。黄兴、宋教仁先后到武昌秘密和黎元洪会谈，希望黎出来与袁世凯竞选总统，国民党予以支持，将来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黄、宋二人打的如意算盘是，毕竟黎元洪比较软弱，容易为国民党操控。黎元洪一来不愿再做国民党的傀儡，二来从心底里不喜欢国民党那一套，三来不敢得罪袁世凯，就明确拒绝了。这次劝说失败后，国民党中的激进人士竟公开主张不选袁世凯为总统，并呼吁南方革命党人准备应付北洋军人的暴乱。袁的特务遍布全国，对此事焉能不知？知道后焉能不惧不恨？
第三件事，提高对权力的要求。选举结束，袁世凯当即表示，如果选举我任总统，还是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总统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不能有所作为，我也不会担任。这既是威胁，也是试探。但宋教仁不愿让步，按照临时约法，国民党可以组建一党责任内阁，宋坚持做一个实权总理。双方在对政权的高要价面前，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妥协的余地。
另外，袁世凯曾经试图收买宋教仁未果。对袁来说，既然不能为我所用，就只有毁掉了。
1913年初春，在宋教仁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世凯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应袁世凯的邀请，到上海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商谈国事。当宋在黄兴、廖仲恺等的陪同下，从休息室到检票口准备进站时，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乘机逃去，无影无踪。两天后宋教仁伤重不治而亡。去世前，他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终前，他痛苦地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
这就是轰动民国、导致国民党与袁世凯彻底翻脸的宋教仁遇刺案。
（资料6袁世凯为何忌惮宋教仁）
刺案发生后，舆论鼎沸，纷纷猜测凶手是谁。袁世凯迫于压力，严令抓获凶手，以正视听。
宋教仁逝世的当天，黄兴和陈其美就联名致电上海的闸北警局和上海租界总巡捕，请其加紧侦探，缉捕凶手。第二天就有人来提供线索，说是要抓凶手就找青帮大佬、黑社会头子应桂馨。巡捕立刻顺藤摸瓜，搜出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及函电多起，五响手枪一支，还有其他证据多件。所查获的密电触目惊心：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密电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电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2月2日应桂馨致赵秉钧密电一件，内称：“民党（国民党）主宋（教仁）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2月4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电报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电，内称：“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梁山匪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3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内称：“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所有的这些证据都指向了北京，真相呼之欲出：行凶的主谋犯正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教唆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组织行凶者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杀人者是失业军人武士英。
真相大白后，舆论大哗。袁世凯做贼心虚，不得不假惺惺地下了一道缉凶命令，讲什么“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还装腔作势地说了些“暗杀之风，万不可长，尤乖人道”的鬼话。
除了表白无辜，袁世凯还混淆视听。他指使赵秉均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电全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于3月9日开审，先判处宋教仁以死刑，于20日执行。”袁、赵二人虚构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其目的是要使人们相信上海果真有这样一个类似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的杀人机关，这个机关不仅与国民党为敌，也与其他各政党为敌，不仅与政党为敌，也与政府为敌。这样，所有的罪责都可以推到那个子虚乌有的裁判机关头上。
但这一招也无济于事，赵秉钧如坐针毡，向袁请求辞职，袁不允，劝赵不妨告个假，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
刺案的发生，使国民党方面异常悲愤。当时党内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孙中山，主张在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南方五省大兴讨袁之师，以便先发制人；另一派是黄兴，认为讨袁力量不足，应通过法律的审判使凶手得到严惩。由于自同盟会以来，军事方面众人都是唯黄兴之马首是瞻，因此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后者的意见，期待国会和法院能做出公正的审判。面对分歧，孙中山虽很不满意，但也只有服从多数。对一个立志于独裁的野心家讲民主，国民党即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案件审判在即，袁世凯又开始大玩太极。国民党提议组织“特别法庭”专审刺案，袁世凯表示“完全同意”，但同时他又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出面来反对，说“特别法庭不合司法系统”。黄兴打电报给袁，说宋案不是普通案件，不能由普通法庭审理，而本案主使犯涉及到内阁总理，如果按照普通程序，岂不是法官和被告是一家，请问如何执行。他还尖锐地指出，许世英是内阁的成员，应当连带辞职，有什么资格谈法律！但是袁“无可奈何”地表示：“我虽赞成组织特别法庭，其如司法总长不赞成何！司法总长不赞成，不肯副署命令，我就不能发布这道命令！”袁世凯得意洋洋，这约法就是约法！
在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上海会审公堂4月16日将应桂馨、武士英两名犯人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接收看管。但仅过八天，武士英突然在狱中暴毙。由于之前武士英一直将所有罪名都承担下来，如此一来，则死无对证。而应桂馨在狱中则潇洒自如，似乎有所恃而无恐。而另一要犯洪述祖，自刺案揭露后，安详自若地从北京跑到青岛去避风头。
国民党方面针锋相对，怒斥袁世凯政府杀人灭口，并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了所查获的所有证据。这样一来，袁世凯和赵秉均就避无可避了。
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根据原告律师的请求，票传赵秉钧、洪述祖到案对质。袁世凯绝不能让这两个人走上审判席，于是又想出了一个倒打一耙的办法。
5月11日，北京方面有名叫周儆予的女学生，向京畿军政执法处自首。她自称是女子暗杀团团长，奉“血光团团长”黄兴之命，在北京、天津一带组织暗杀机关，企图颠覆政府，暗杀当权人物。袁政府立即大肆宣传，好像北京、天津真有这样一个杀人机关，其主持人就是黄兴。袁政府将此案移送法庭处理，北京地方检察厅立即票传黄兴到案对质。黄兴闻讯，对外表示一传就到，而且保证随传随到。上海法院票传赵秉钧，北京法院票传黄兴，一时间，全国都在关注这个口水八卦，之前的宋案反倒被抢了风头。
从此以后，案件的审判停滞不前，应桂馨仍在狱中逍遥快活，赵秉均和洪述祖依然在外避风头。而北京政府和国民党的机关报就公开对骂起来，一边说“总统杀人”，一边说“伟人造反”。局势演变到这一步，全国各方面所关心的倒不是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而是南北战争能否避免的问题。
二次革命，动武
就在袁世凯政府和国民党就宋教仁案相持不下时，袁政府的又一举动使得国民党已经绷紧的神经断开了——为缓解民国财政压力，袁世凯欲以民国盐政权为抵押，向英、法、德、日、俄五国财团举借外债2500万英镑。在国民党看来，这是袁政府为了打内战而借的军费。
虽然借款还未通过国会同意，但袁世凯针对国民党的行动已经展开。面对袁世凯的步步紧逼，少数国民党人策划起义和暴动，反而被袁政府扣上了“暴党”的帽子，将挑起事端的罪名安在国民党头上。而舆论站在袁世凯这边，认为是南边挑事，反对内战再起。
6月9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而后广东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亦相继被免。黎元洪得了尚方宝剑，在武汉大肆搜捕从事地下活动的国民党，说他们谋刺黎副总统而大开杀戒。广东、安徽两省的国民党内部不稳，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但势单力孤，还是遵令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于是秘密抵达上海与孙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密谋起义抗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鸣炮宣布独立，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第一枪。这就是二次革命。
李烈钧湖口起义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亦宣布独立，福建方面师长许崇智胁迫福建都督孙道仁独立，黄兴到南京组织革命军宣布独立，上海方面则由陈其美策划部署反袁，广东由都督陈炯明与胡汉民联合宣布独立，四川方面川军第三师长熊克武于8月4日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此外，柏文蔚返回安徽宣布独立未果。
国民党发起的二次革命看似波澜壮阔，实则脆弱不堪。在北洋军的进攻下，起义军节节败退。首先是南京和上海的讨袁行动失败，南京取消独立；接着广东、湖南、江西失陷；9月1日，南京被张勋攻占；四川也在独立一个月后被迫取消。至此，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内便彻底烟消云散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廖仲恺等流亡日本。袁世凯下令通缉二次革命首犯，以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宁沪倡乱首魁，其余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亦在通缉之列。
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
第一，辛亥革命中有许多投机分子，此时见风向不对，或靠往袁世凯，或按兵不动。一些投机分子怎么可能为了正义而赌上自己的身家？
第二，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过于弱小。宋案发生距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刚好一年，通过一年的整顿、裁撤，起义的民军大都已遣散，军事力量对比对国民党一方更加不利。国民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过是当时少量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民兵，不但战斗力有限，而且军纪松弛。加上武器、粮饷皆缺，作战情况可想而之。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都攻不下来，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下的只是湖口与南京两处，但伤亡极其巨大。
第三，国民党内部本身有分歧，导致有令不遵。
第四，这次革命得不到支持。民国初建，人心思定，在南北因宋教仁案一触即发之时，舆论都呼吁息兵，静候法律审判。虽然是袁世凯步步紧逼，但到底还是国民党先动手了，而袁世凯以戡乱、稳定民国的正义面孔出现，这样一来起义的一方在舆论上就处于下风。甚至同情国民党、与孙中山交好的云南都督蔡锷也通电怒斥国民党不依法办事而妄动干戈。
这次二次革命也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袁世凯的北洋军得以进入南方各省。除了地处偏远、不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外，其他南方各省都成为了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国十分之九。这为以后北洋军阀混战的乱局种下了恶果。
正式当总统
在二次革命进行期间，袁世凯在北京也加紧了自己大权独揽的步伐。因宋教仁案的牵连，赵秉均已经不再适合做总理，于是袁再选第一任财政总长熊希龄代任。熊是进步党党员（由原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组成，是袁为对抗国民党而设），属于温和派，卸职财长后，外调热河都统，他在热河期间，发生了热河行宫盗宝案，使他颇受嫌疑。此时袁世凯的任命，对正焦头烂额的熊希龄来说，正是求之不得。
国民党激进派纷纷起兵倒袁，留在北京国会中的温和派们基本成了橡皮图章。袁提出以熊希龄组阁，议院顺利通过。
1913年7月31日，袁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熊希龄接受了任命后，希望组成一个全国的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想把全国的“大名流”都网罗在新内阁中，但这些想法与袁世凯的打算完全不合拍。袁对于内阁中的财政、陆军、外交、内政、交通几部的人事是决不放手的，只留下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部给熊支配。在袁看来，进步党手无寸铁，决非当年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可比，配给四个部已算大放血。熊希龄毫无办法，只得一一劝说当时的名流们来坐这四个冷衙门总长的位置。经多方辗转，他才劝动梁启超、汪大燮和张謇。
一个多月后，熊希龄的“名流内阁”终告组成：财政总长熊希龄兼，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内务总长朱启钤，交通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林总长和工商总长由张謇一人兼任。
内阁顺利构成，袁世凯的目光就投向了国会，他迫不及待地想做掌控一切的民国正式大总统了。
根据临时约法，国家政权的组成顺序是这样的：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于十个月内完成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召集，再由国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选举产生正式总统和正式政府。这样的顺序意味着，被选举出来的正式大总统必须遵守先于他而生的国家宪法。袁世凯当然不想弄个宪法羁绊自己。
就在国会为制宪而忙碌时，北京突然流传着一个消息：各国政府在中国正式总统没有产生前，不会承认中国，如果民国再不被各国承认，则中国有被瓜分之虞；因此，先选举总统，是拥护共和、巩固民国的主要关键。当然是袁世凯派人散布。紧接着，由黎元洪领衔，全国19省区的军事长官联名发表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法。
面对内外夹攻，国会妥协了，在与袁世凯商量后，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把“总统选举法”从“宪法”独立出来，提前予以制定，提交参、众两院联席会予以公布，以便提前选举总统。此时部分议员还抱有幻想，想在选举袁为正式总统之后，迅速制定和公布宪法，引袁走上法治之路。
10月4日，国会公布了匆匆制成的“总统选举法”，同时，决定于10月6日举行总统选举。照当时情况，除了袁世凯以外，全国没有一个人参加竞选总统，袁是百分之百地能够当选。
袁世凯却还不放心，在总统选举那天，唆使军警和便衣侦探化装为“公民团”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花钱请来的“公民团”在国会门外叫嚣：“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休想出来。”这一来倒反而激怒了议员们。当天出席两院议员共759人，根据“总统选举法”，当选的总统必需得票占投票人数四分之三。第一次开票，袁得471票，第二次开票，袁得497票，均不足法定票数，只到第三次开票袁才达到法定票数勉强当选。此时，从上午8时进入议场投票，直搞到晚上10时的议员们已经又饿又累，疲惫不堪。当国会宣布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国会外面聚集的“公民”在有组织的领喊下，高呼“总统万岁”，然后当场领赏，陆续散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天选举副总统时，国会外面没有“请愿”的公民，会场内也平静极了，黎元洪以610票顺利当选。
1913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二周年纪念日，袁世凯在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这一次就职典礼办得隆重，参加宾客甚众，远非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光景甚为寂寥”可比。袁世凯本人亦“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本来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据在场人士回忆，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时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后又洪亮有力地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读“谨誓”二字时，声复低沉。就在袁就职的这一天，俄、法、英、德、奥、意、日、比、丹、葡、荷、瑞、挪等国政府均发出照会，承认民国。逊清皇室亦派代表向袁祝贺。
与上午就职典礼和晚上外交部酒会的隆重热烈相比，下午举行的第二届共和纪念会景况异常冷清。孙中山和黄兴等的照像已卸下，弃置一室。
内阁就是花瓶
袁世凯坐上了大总统位置后，国会和国民党议员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宪法起草委员”最初为制宪而忙碌时，袁世凯提了个建议：新宪法取消国会同意任免内阁的权力，让总统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如果这两点意见成真，内阁从此只向总统负责；国会稍不如意，总统就可强令解散，则政府再无其他力量可监督了。袁世凯的这两点意见自然遭到猛烈抨击，这时恰遇到二次革命，袁便借口“叛乱”，逮捕宪法起草委员中的国民党员，处决其中三人，以血腥手段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入宪法中。
袁世凯怕新颁布的宪法不利于己，宣布：“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如果自己不点头，则宪法无异于废纸。
他又借口“临时约法”制定仓促而很不完善，向国会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其核心是三点意见：第一，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第二，无需国会同意，大总统便可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使节，宣战、媾和及与外国缔结条约；第三，大总统制定的教令与法律同效力。这三点都是为了扩大总统权力。
议员们认为正式宪法即将完成，临时约法即将废止，没有增修必要，于是置之不议。袁世凯还从政府中派了八个人到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列席，实则监视施压。委员会认为政府派人出席会议没有法律根据，遂拒绝政府委员列席。袁世凯怒不可遏，于10月25日通电反对宪法草案，电文中说“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记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而主要由国民党议员起草的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袁氏爪牙立刻附和。安徽都督倪嗣冲通电主张解散国民党；辫子军统帅张勋则痛斥“宪法草案荒谬绝伦”，表示自己要“诛锄叛逆，以身许国”；还有人主张解散国会，以法制局为制宪机关。
接到回电，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要么宣布脱党，要么被勒令回原籍。二次革命进行时，袁世凯还暂且容忍在北京的国民党温和派，那是因为自己需要合法地被这些国民党议员选为正式大总统，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自己也如愿以偿，那再留国民党这个眼中钉就没有必要了。
袁世凯的这道命令，激起了强烈的反弹，议员们纷纷表示抗议，当时北京有一家报纸也批评道：“现任总统是由这些谋叛议员选举而产生的，议员资格既被停止，总统资格是否仍应存在？”但在军警的枪口下，袁世凯的命令还是贯彻了下去。在解散国民党，赶走国民党议员之后，袁世凯却不让各省递补议员，于是国会在法定人数不足的情形下就无法开会——袁想使国会自然解体。
国会既然将要解散，总得有一个机构来代替。袁世凯弄来自己的老朋友、做过清朝督抚的李经羲做议长，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选数人，凑成一个全新的“政治会议”，以代替国会，这个政治会议的性质只是幕僚团。
接着，广东都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由黎元洪领衔，19省军民长官也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通电说国会“毫无成绩”，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
1914年1月10日，根据“民意”，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随后又关停各省地方议会。自此，在袁世凯当政期间，民国再无真正意义上的国会。
既然没了国会，内阁的意义何在呢？内阁总理熊希龄也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多次拒绝签署袁世凯的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总统令”，不过这难不倒袁，为了显示一切“合法”，袁世凯故意设了个局。
熊希龄担任过一段时间热河都统，负责修缮热河行宫。热河行宫原受皇家管辖，是清朝皇帝避暑之地，保存着大量的古玩珍品。熊希龄针对行宫文物缺乏管理、流失严重的情况，请求袁世凯修缮行宫，并建议将文物运往北京博物馆保存。在得到准许后，熊希龄开始派人对避暑山庄破损的房屋进行修缮，并组织专人对文物进行清理造册，经北洋政府内务部派人查验后，装了200多箱运送到民国博物馆，使热河行宫的宝物得以妥善保存。
从熊希龄的这些举动来看，他对行宫文物的保护是有功的，令人想不到的是，熊却因此而背上“盗宝”的罪名。原来，在修缮的过程中，由于无从筹措经费，熊希龄在征得袁世凯同意后，将行宫中保存的十余件瓷器加以变卖，所得款项充当修缮费用。这事情本来是得到袁世凯批准的，但后来被媒体捅出来，说“内阁总理发国难财，盗卖国宝！”
某次袁世凯约熊希龄商讨国事，熊到总统府后不见袁，无意却发现一叠卷宗，他顺手翻了翻，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是司法总长许世英上呈的一份关于《热河行宫盗宝案》的调查材料和报告，里边含沙射影地将指责熊希龄“盗宝”！
熊希龄有苦难言，恰好袁世凯回来，起初假装关心嘘寒问暖。突然若无其事又从抽屉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大总统令，让熊希龄签字。熊希龄又气又急，只得顺从。
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踢开内阁。他进一步利用盗宝案，逼迫熊希龄辞职，促使名流内阁尽快垮台。
1914年1月中旬，袁世凯的御用报纸纷纷报道了国务总理盗窃热河行宫宝物的消息。这些报道非常逼真，在当时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对于报纸公开登载他盗宝的消息，熊希龄异常震怒，但事情既然已经闹大，他采取了三种应对方法：
第一，向袁世凯驳斥许世英在调查报告书中对他的指控，斥责报纸对他的攻击；
第二，要求京师警察厅追究报社责任，并要求京师地方检察厅传讯报社；
第三，秘密派人调查热河行宫被盗宝物的去向。
当熊希龄找到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表达了他的“诚意”和“信任”，我的熊总理，你的为人我还不相信吗？你就不要计较那些无知的谣言了，这件事我肯定会追查到底。但京师地方检察厅传讯报社的事，根本就没有下文。只有熊希龄自己秘密派出的国务院调查员，给了他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一位姓朱的调查员在调查中发现，北京一家丝绸店竟然出售古玩，经检查，发现这些古玩就是热河行宫失窃的宝物。
调查员会同警察厅顺藤摸瓜，查出盗窃热河行宫宝物和销售宝物的一个团伙。据调查，这一盗宝团伙与熊希龄没有任何关系。至此，关于熊希龄盗宝的谣言应该是不攻自破了。
但令人不解的是，《新社会日报》、《神州日报》等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仍然在刊登熊希龄与盗宝案有关系的评论文章，这使熊希龄异常愤怒。他数次下令查封这些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的报纸。可内务部当做耳边风，拒绝执行查封令。熊希龄处于十分尴尬和难堪的境地。
在经历这些是非之后，熊希龄是彻底想明白了，明白到这不是小报的无聊炒作，而是大总统蓄谋已久的排除异己的一大阴谋。1914年2月12日，心灰意冷的熊希龄辞去了内阁总理职务。袁世凯任命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是为看管内阁。
（资料7，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
法律大，总统大？
解散了国会，逼垮了内阁，袁世凯就要着手从“法理上”解决“总统制”的问题。
这一时期，袁家班到处宣扬总统制的好处。1914年3月18日，在袁的授意下，一干政客组成了一个“约法会议”，其主要职责的对《临时约法》进行修改：既然《宪法》一时半会儿弄不出来，那就完善将《临时约法》变成正式约法吧。
根据袁总统提出的增修约法案，4月29日“约法会议”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将国体由“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幽默的是，这个总统制并不同于美国总统制，美国的总统要向国会负责，而中华民国的总统掌握至高权力，不受任何机构的约束。
按照新修订的《约法》，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基本是上“超级师爷”。
《约法》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关于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起草工作。接着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给“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而这个“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这样捏着鼻子哄眼睛，出台的宪法必将是“袁家宪法”。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依据新的《民国约法》，下令撤销国务院，代总理孙宝琦下台。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因为徐以前也在前清担任过内阁大臣，从此就被尊称为“老相国”。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
不少人易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弄混淆。前者是由南京政府制定，是为防止独裁而制，体现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思想；而后者是一部秉承了袁世凯个人意志，为袁的独裁提供法理支持。按照《中华民国约法》，袁世凯就掌握了行政权和立法权，司法独立更是无从谈起，实际上三权归于大总统一人之手。
尽管已经保证了大总统的绝对权力，但袁世凯还不满足，他想做终身大总统。
根据新《约法》，立法院未成立前，参政院行使立法权。新约法颁布后，参政院随即成立，由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任院长。黎元洪一直呆在湖北老巢，身为民国副总统，两年未曾到北京，袁世凯一直对其不放心。1913年底，袁世凯才软硬兼施，派段祺瑞南下将黎“请”到了北京，随即授以虚职，加以软禁。
7月，袁世凯重金聘请的“政治顾问”古德诺提出：之前国会确定的“总统选举法”有必要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国会为总统的选举机关，但国会已经没了；另有大总统、副总统如出意外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而国务院和总理也没了。
袁世凯将古德诺表彰一番，还是爱卿想得周到啊。接着，他把该提议提交参政院参考，参政院体现出极强的执行力，迅速修改总统选举法，年底就通过了新的总统选举法。
根据“新选举法”，总统任期为10年；总统改选之期，如果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总统可连任，不必进行选举；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预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屋，备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各执其一，平时不许开启，须在选举前取出来交与选举会；总统资格以年满40岁并在国内居住满20年者为限；“总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文法院议员各选50人组织。副总统亦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其当选资格与总统相同。
也就是说，袁世凯不愿意下台的话，可以一直连任；不仅如此，由于他有推荐继承人的权力，则总统可由他指定袁氏后人世袭。民国就要成为袁家天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