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见面几天后，******又写信给艾青：“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态度极其诚恳谦恭，形容它正好用得上子夏劝慰司马牛时说过的两句现成话：“敬而无失”，“恭而有礼”。艾青自然也像孔子一样，“踧踖如也”，“鞠躬如也”，“不俟驾行矣”。他来到******新搬的窑洞里。毛给艾青的文章提了一些修改的意见。艾青准备动笔记下来，发现桌子有些摇晃，就跑出窑洞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还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
“拣石头”这个细节，今天读来，难免叫人感慨系之，并油然联想到纳兰性德的诗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同时，也会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这异样感，很大程度上，是由艾青充满夸张意味的叙述造成的，具体地说，是由“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这句话造成的。读者诸君，“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切莫将它等闲看过，因为，它表征着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权力常常会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局限——等级意识太强而平等意识匮乏。不过，这也不奇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庸俗而严格的等级观念，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精神病毒；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具体说来，艾青的这句话，似乎潜含着这样的意思：拣石头这种小事，本来就是下人干的，是孔夫子所讲的“劳力者”和“治于人”的人干的，“劳心者”和“治人者”如果亲自动手，就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于跑得那么快，更是一个等级性的问题，——如此琐屑的活计，当然只能由排长以下的人去跑着去干，连长以上的人，优哉游哉地走着去干，或许还是得体的，但跑那么快去干，就很不合适了。
艾青对“拣石头”细节的描写和叙述，让我联想到了左琴科写列宁的几篇小说。
也许是斯大林统治下的杀人无算的“大清洗”，饿殍遍野的“大饥饿”，道路以目的“大恐怖”，以及极其严重的特权和腐败，让绝望的知识分子愈加怀念列宁，怀念他的无私和严以律己，怀念他的谦逊和平等待人。1940年，左琴科一连写了至少四篇以列宁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列宁和岗哨》、《错误》、《给列宁送鱼的故事》、《在理发室里》。其中，《列宁和岗哨》曾经被选入二十世纪七十年的初中《语文》课本，只是编者把题目换成了更准确的《列宁和卫兵》。
《列宁和岗哨》写“外表普普通通”的列宁，独自一人去上班，边走路，边思考，不知不觉就往朝斯莫尔尼宫里走，却被负责任的哨兵洛班诺夫给拦住了：“同志，等一下，请出示通行证。”这时候，宫里的工作人员看见了列宁，就大声告诉洛班诺夫：“这是列宁，你放他进去。”但洛班诺夫却不肯通融，坚持要看列宁的证件。后来，列宁出示了证件，不仅没有生气，还表扬了卫兵。《错误》写的是列宁向值班女秘书道歉的故事。《给列宁送鱼的故事》里，列宁不收受渔业主任送来的一条熏鱼，将它转送给幼儿园。《在理发室里》则讲述了列宁像普通人一样排队理发的故事。
左琴科在小说里塑造的列宁，是一个有良好教养和高尚品质的人。他朴实，谦逊，坦诚，尊重别人，平等待人，勇于改正错误，不搞特权和腐败，更不通过搞阴谋诡计来残酷无情地迫害自己的同志。左琴科热爱列宁，但是，他从不将列宁神化，不是通过贬低普通人来抬高列宁，而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在日常生活情景里，把列宁写成一个可亲可敬的普通人，一个又普通又伟大的正常人。这样的列宁形象，仿佛一枚坚果，是不会因季节转换而变色朽坏的。
1946年8月，“前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说：“左琴科这个市侩和下流家伙给自己所选择的经常的主题，便是发掘生活中的最卑劣和琐屑的各个方面。”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污蔑。他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批判左琴科，是因为斯大林不喜欢左琴科的作品，——斯大林一定是从左琴科的小说中看到了让自己不快的东西，感受到了左琴科所塑造的美好的列宁形象给自己带来的道德压迫和精神刺激。左琴科朴实、温暖地写列宁的小说，与“前苏联”时期的许许多多毫无节制地美化、神化斯大林的作品，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也显示出两者之间精神境界上的巨大差异。那些神化斯大林的作品，不仅缺乏艺术价值和道德诗意，而且还严重地贬低了人民的人格，侮辱了人民的尊严，就像俄罗斯作家沃尔科戈诺夫在他的长达一百万字的杰作《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所说的那样：“这种突出领袖的做法不单是在神化领导人，而且可以说是对全体人民的侮辱，因为人民尽管是世上万物的创造者，却被变成了感恩戴德者，而不是主人翁。这自然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人们抛弃了天上的神明，又在地上造就神明。”顺便说一句，在这本获得广泛好评的传记作品中，沃尔科戈诺夫正是对照着列宁来反思和批判斯大林的。
回头接着说艾青。
艾青是个优秀的诗人，写了不少优美的诗篇，但很难说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缺乏反思精神和批判激情。他有的是才华，缺的是勇气；有的是热情，缺的是介入。他的文学理念，是唯美主义和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混合物。这就造成了他诗歌写作上的复杂甚至矛盾的情形：他写《光的赞歌》，但也写《东方是怎样红起来的》；他写《上帝在哪》，但也写《******》；他的诗歌里不乏“现代派”的因子，却又反对年轻一代诗人吸纳“现代主义”，对“新时期”诗歌写作的大胆创新的精神大加贬抑。他虽然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中强调了文艺作品的独特价值，强调了写作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权利，但是，他也视作家为“守卫他所属的民族或阶级的忠实的兵士”，所以，他的“自由写作”观，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并没有多少超越性的思想内容。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在《文学伦理随想》中说，勃洛克把官吏跟作家分开，提醒官吏不要试图控驭诗歌这种神秘的力量，却没有预料到，诗人和作家自己竟然渐渐地变成了官吏。有时候，艾青谈论诗歌和文艺，就表现出对诗人身份和“神秘的力量”的轻慢。在《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他说：“我们的文艺，是为政策服务的。”而在《文艺与政治》中，他认为文艺应该服从政治，“文艺服从政治，不是降低了文艺，而是把文艺无限地提高了。”尤其是到了晚年，他的文学观念更趋僵化和保守，不仅对过去几十年的某些被实践证明存在严重缺陷的主宰性的文学观念缺乏批判，反而大加肯定，同时，却在《树木总是长在土地上的》一文中，他对“朦胧诗”等探索性的写作实践，以及“三个崛起”等理论观点，又多有不理性的态度，下了“毒害”、“空虚”等不恰当的判词。晚年的艾青更像个“文学界的老干部”，而不是充满担当精神和质疑勇气的诗人。
艾青的盘子里盛着樱桃，有的依然新鲜，有的已经枯烂，我们需要仔细留意，才能将两者分开；而左琴科盘子里的坚果，你则大可以放心地食用，因为，它们几乎个顶个都是好的。
2012年8月24日，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