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范仲淹与韩琦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康定元年庚辰，三月，公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用陕西安抚使韩琦之言也。”韩琦此名，这是在《年谱》中第一次出现吗？笔者未去细究。
与范仲淹不同，韩琦早贵，《宋史·韩琦传》劈头就说：“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琦风骨秀异，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二十岁就差点当了状元，而且祥云缭绕，果然是个仕途幸运儿。另外出身也与范仲淹迥异，生于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要找点相同处，一是三岁时父亲就死了；二是生母社会地位也不高贵，是个婢女。韩国华任泉州剌史时，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但是，作为大宋臣属，韩琦与范仲淹最大的共同点是，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特别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流传最广的美谈发生在宝元元年（1038），韩琦一道《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奏章，参倒当朝宰相王随和陈尧佐，还搭上参知政事韩亿和石中立，四人同日罢职，震动京华。再一件大功德事，也与范仲淹当年江淮赈灾一样，特能以天下苍生为念，于宝元二年，身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在四川实心救灾，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将当地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灾民，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达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李元昊举重兵侵犯大宋国的延州（今陕西延安），三川口一战，宋朝名将刘平全军覆没，兵败被俘，其上司范雍自然难逃干系，降职他调，一时敌焰方炽，边关吃紧。韩琦此时刚好从四川回到京城，危难之际，被朝廷任命为陕西安抚使。韩琦自觉势孤，环顾朝廷上下，可济国难者何在？遂力荐范仲淹可堪大任。这就是开篇《年谱》说的“用陕西安抚使韩琦之言也”。
这里有点思忖头。韩琦比范仲淹小十九岁，可算两辈人。他们的忘年交是怎么回事？若说交情不深，非为知己，韩琦能冒险推荐范仲淹吗？这里用“冒险”二字，一点不错，范仲淹因“朋党”罪名贬在饶州，“缩颈”者甚多，再迁润、越，冷板凳已坐了快五年，此时韩琦偏偏要力荐范仲淹出任边帅，没有风险吗？没有风险的话，他就不会在荐举奏章中说这样的话：“范雍节制无状，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误国家，当族。”（《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意思是说，皇上，我韩琦不怕谁嚼舌头，说我和范仲淹是一伙儿的，我以老韩家大小性命担保，起用范仲淹绝对没错！可以想见，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另一个人，不信任另一个人，不引为同道知己，谁肯犯这等不要身家性命的傻？可是话又说回来，若说范、韩交情深，怎么个深法？又是怎么相识相交相知的？笔者眼浅，看到的相关资料委实不多，二三十封《与韩琦书》，都是在西北前线同做大帅以后的事，之前莫非只是“神交已久”？且待能者指教。眼前的事实是：经韩琦举荐，仁宗皇帝重新起用范仲淹，三月知永兴军，四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五月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鄜延路方面的军机事务。而韩琦则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旋又改同于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泾原路方面的军机事务。两位大书生一下子都成了高级“军事干部”。今人可能奇怪：他们既不是军事院校毕业，也从未打过仗，不都是进士出身的文官吗？怎么说改行就改行，立马要去统率千军万马上战场，他们能行吗？他们知兵吗？谁要这么问，就是有点不懂宋朝了，不懂宋朝的文人了。
一般说，中国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兵书共有七部，是：《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只有到了宋代，才由皇帝颁诏，将这七部兵书统一校定成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考试时以“七书”论士，使兵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早两千三百年。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中。自从公元一七七二年法国传教士钱德明，最早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以后，至今将近两个半世纪过去，法文版外，英文版的《孙子兵法》就有十七种之多，此外还有外文版如德文、俄文、日文、朝鲜文、西班牙文、捷克文、缅甸文、希伯莱文、罗马尼亚文、泰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阿拉伯文，等等。《孙子兵法》是中国经典著作在全世界影响最大者之一。
如果问，《孙子兵法》为什么会产生在春秋时期？问得好。远古的战争实践，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孙子兵法》产生的基础和源泉；之前丰富的兵学理论成果，《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则是《孙子兵法》脱颖而出、跃上峰巅的铺路石；没有思想灵魂不行，恰巧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活跃又活泼，那叫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什么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多样思维方式，成了《孙子兵法》取之不竭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精神指向；当然，齐人孙子的天赋和创造力也很关键，这与崇武尚智的齐文化不无关系。不过据说至战国时，《孙子兵法》才开始火爆起来，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有一点值得说明，这个时期的孙武后学们，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看，都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被《汉书·艺文志》收录在《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
到了汉代，张良、韩信“序次”，对《孙子兵法》予以整理，带点官方色彩。之后，汉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又搞了一次整理。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有了第三次官方整理。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曹操是最早为《孙子兵法》作注解的人，注释本名曰《孙子略解》。欧阳修有言曰：“世所传孙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皞注，号三家。”宋吉天保有《十家孙子会注》，十家指的是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曹操在《孙子略解序》中批评《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其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唐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期之一，有《李筌注孙子》，有《贾林注孙子》，有杜佑在《通典》中训解《孙子》，最值得一提的是《杜牧注孙子》。后人好评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但笔者更推崇的是，他还原“文武同源”理论的杰出贡献。杜牧在《注孙子序》中写道：“冉有曰：‘即学于孔子者，大圣兼该，文武并用，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这段话至少揭示出两个史实：一是在孔子那个时代，士君子们个个都是文武全才，“大圣兼该”；二是后来就步入歧途，文武“分为二道”“亡失根本”，异化知识分子“斯最为甚”。至于“自何代何人”，笔者虽然不敢妄断，大约离不开那个天杀的秦始皇，至少与他脱不开关系，文人只按上一颗赳赳武夫的愚顽脑袋，供他驱使，那要放心得多。
如果说晚唐杜牧从理论上还原了先秦时期“文武同源”的“原教旨”的话，那么，两宋的士君子们则以实际行动践履之。一方面，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了崭新的重大贡献，学术上的代表作是《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现今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编辑者将各家之说集编一起，突显其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书。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施二人，《张预注孙子》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施子美《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河。最令人惊喜的是，宋与西夏国长期的边境冲突实践，还催生了西夏文《孙子兵法》的问世，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另一方面，两宋文人回归经典，上承“文武同源”的先秦遗绪，直接从《孙子兵法》中汲取精神营养，比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比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以此为行动准则和内在动力，投身到兵学实践中去。还应该注意到，宋代先进的文官制度和士人崇高而自由的社会地位，为他们实现“文武同源”的伟大抱负提供了保证。你想发表谈兵论军的理论见解吗？随便发表好了。于是，梅尧臣的《梅圣俞注孙子》之外，有曾公亮和丁度的《武经总要》，有苏洵的《权书》，有苏轼的《孙武》《策问》，有苏辙的《私试武学策问二首》，有秦观集《将帅》《奇兵》《谋主》诸篇为一体的《进策》……你想就兵事发表具体意见吗？尽管议论好了，于是，有苏舜钦、苏辙的《论西事状》，有欧阳修的《论御贼四事札子》，有张方平《论讨岭南利害九事》，有晁补之的《上皇帝论北事状》，有胡宿的《论边事》……你想与同道交流、切磋、论辩吗？想找谁找谁去，于是，沈起就去找范仲淹论兵，据《宋史·沈起传》载：“起生平喜谈兵，尝以兵法谒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孙武书以自见。”还有前文书中说过的那位知兵者李觏，大老远跑到饶州找范仲淹谈什么？当时西北边事正吃紧，他们能不谈谈用兵打仗的事吗？至于你想投笔从戎，或率军出战，或参赞军务，或出使番邦……只要有人举荐即可，绝无政审不合格之虞。君不见，尹洙“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君不见，梅尧臣急于从军，写诗言志曰“军客壮士多，剑艺匹夫衔。贾谊非俗儒，慎无轻寡变”。又给夏太尉竦写信，未果；再给范仲淹写信，也未果，气得把范仲淹着实数落了一回……说来说去一句话，宋代书生皆知兵，数一数吧，从中涌现出多少声震古今的儒将大帅呀，而范仲淹、韩琦者，不过是两位代表人物而已。
那么，书生秋点兵，他们要大显身手了！
28.伴着边患成长
范仲淹与韩琦受命于危难之际，不敢稍怠，分头日夜兼程赶奔边防任所履新。月余后返回京城，联名给仁宗上奏一本，题为“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开头一段颇见纵横交错的历史眼光：
臣等闻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凌中国，被于渭洛。齐晋逐之于前，秦汉驱之于后，中原始清，人伦乃叙。逮于西晋之弱，群胡猾夏；天宝之末，石晋之际，中国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后，虽疆土未复，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备，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军民，曾无虚岁。
范仲淹和韩琦在说：事实上，从古至今，中国人始终伴着边患成长。这里只说范仲淹，他就是伴着西夏边患长大的。
苏东坡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有名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天狼”何谓？本指天上犬星，旧说专指侵掠，如屈原在《楚辞·九歌·东君》中就说：“长矢兮射天狼。”苏词之“天狼”，则专指作乱西北的西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