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胡瑗不是在泰州华佗庙旁办的安定书院吗，怎么不创立个“泰州教法”，却先苏州后湖州，巴巴地搞出个“苏湖教法”，怎么回事？《宋史·范仲淹传》有答案。它记载道：胡瑗在苏州“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创苏湖教法。那么，胡瑗怎么来的苏州？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记载：“是年公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范仲淹知苏州，回故乡，立马就议办郡学。先在卧龙街买了一块地，原准备修建住宅。阴阳先生语出惊人，此乃风水宝地，主子孙兴旺富贵，卿相不断。范仲淹一听就改变主意，我一家子孙好算什么好，天下子孙都好那才叫真好，于是慨然献地建学。有人说这地方也太大了点吧？范仲淹说，我只怕日后还嫌它小呢。笔者在今日苏州文庙内浏览，当年的大成殿、泮池等大型建筑仍保持完好，可以想见当时苏学之宏伟。好学校得好老师，请谁来掌学呢？范仲淹聘请的首任教席就是胡瑗。胡瑗这才来到苏州大展宏图，开始创立“苏湖教法”。清道光年间的《苏州府志·卷二十四》载：胡瑗来州学担任教授，吸引大量生徒，苏学越办越好，名冠东南，“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后世这么评说好像很简便，其实刚开始，胡教授的教法尚不为人所知，尤其一些有钱有势的子弟更不听招呼，造成不少麻烦。又是范仲淹救急，亲送大儿子范纯祐拜胡瑗为师，学校一套严格的校规校纪，由范大公子带头遵守。这么一来，没人再敢捣蛋，胡教授的“苏湖教法”得以顺利施行。这里得补上一笔，这“苏湖教法”中的“湖”是什么意思？庆历元年（1041），胡瑗因父亲去世而丁忧在家，丧满复出，在浙江金华当了个节度推官。此时，湖州太守是范仲淹的老同学、老朋友滕宗谅，有心像范仲淹那样办好州学，便坚请胡瑗出任主讲教授。胡瑗正是在湖州这里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逐步完善自己的教学理念，“苏学”加上“湖学”，便是后世称誉的“苏湖教法”。
且说范仲淹，力挺胡瑗和他的“苏湖教法”，在苏州这算刚开了个头。待他离开苏州回京任职后，为了推广“苏湖教法”，拟出一道专折上奏皇上，题目是《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全文不长，兹录于下：
臣闻臣之至忠，莫先于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泰通之朝，岂敢隐默。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兹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
又建昌军应茂才异等李觏，丘园之秀，实负文学，著《平土书》《明堂图》，鸿儒硕学，见之钦爱，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搜贤之日，可遗于草泽，无补风化。伏望圣慈特令敦遣，延于庠序，仍索所著文字进呈，则见非常儒之学。取进止。
奏表中这个李觏，也是宋学名人，同样受恩得益于范仲淹，后面即要叙及，故在此一并列出。
由于范仲淹大力举荐，胡瑗以布衣之身进京任事，后到太学任教，名声大噪，四方士子闻风求学，搞得原来的学舍容纳不下，只好把旁边的官署扩充进来。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就这么记载的：“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其中明确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的主张，实乃庆历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范仲淹利用自己的办学经验，提出以“苏湖教法”兴办中央太学，并以胡瑗为“国子监直讲”。宋仁宗当即御批实行，“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胡瑗身价倍增，“岁余，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乃居太学，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嘉祐元年，迁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仍居太学”（欧阳修《胡先生墓表》）。范仲淹赞扬他是“孔孟衣钵，苏湖领袖”；王安石誉他为“天下豪杰魁”；苏东坡则写诗赞美说“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嘉祐元年（1056），范仲淹的两位门下胡瑗与孙复，共同主持太学，成为国中一时之盛。可惜此时他们的老师友范公已然作古四年了。
细考胡瑗的教育思想，讲“明体达用之学”，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这就是“用”。体现在具体教学上，则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按照“苏湖教法”的规章制度，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五百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一百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三百遍。学生要学会“射箭”“投壶”“旅游”[31]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有一处“首创”：太学实行“寄宿制”。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防火责任特别重大，每到入夜，太学要全部熄灭火烛，实行“火禁”。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时，为了让学生有较多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从此太学开始实行“寄宿制”。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综观胡瑗包括孙复、石介等人的教育实践，我们不会看到范仲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子吗？不会想起应天书院、苏州府学和睢阳学派的昨天吗？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不就是后来胡瑗论教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尤病其失”的思想来源吗？学者漆侠先生说：当范仲淹提出“救文弊”时，比以后尹洙、欧阳修、石介等投入古文运动至少要早十年，同样比胡瑗的“苏湖之法”也要早十年。胡瑗特作《睢阳五老图》，不就是一种最好的认同吗？诗曰：
始同优烈晚同闲，五福俱全戴角冠。
典午山河遵大道，调元宗社对穹桓。
羌夷谁敢窥中夏，朝士猜疑畏岁寒。
肱股赓歌遗韵在，惟吾后进祗膺看。
“大道”，“大道”，从范仲淹到“宋初三先生”，他们所遵从的大道，不就是“三代之治”吗？而范仲淹早在应天书院求学时，便已然学接三代，气贯千古了。他生前死后为朝野士林所敬重，被奉为“一世之师”，是北宋前期儒学复兴运动“卓冠群贤”的领袖……绝不是浪得虚名！
现在说到李觏。李觏也是北宋时期一名了不起的教育家、思想家和诗人，其独特的学术成就或者不亚于“宋初三先生”。他比范仲淹整整小二十岁，字泰伯，江西抚州南城县人，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昼阅农事，夜治女功”，供儿子向学读书。李觏十七岁始出外游学，二十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在家乡盱江边创办了盱江书院，故世称“李盱江”，学界则通称盱江先生。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像“宋初三先生”一样，这李觏虽然自小聪颖好学，智商极高，但都科场不利，考一次落榜一次，以至于蹉跎半生，以教书为生，空负大才而不售。最后都是遇到范仲淹，方才一展宏图，极尽平生所学，英名流传万世。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机缘呢！
且说李觏倾慕范公一如仰望北斗，比苏东坡的劲道一点不差，可就是没有拜见机会。直到快三十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批评吕夷简“任用私党”，落职饶州，即今天的鄱阳县。李觏得到这个消息，觉得范仲淹离开了繁华京都，必定多有闲暇，前去拜访或者容易受到接待。但他还是不敢冒然造次，先给范前辈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信，内容嘛，除了要守住一个读书人最起码的自尊心之外，大概好听的话该说的都说了，用意很干脆：我要去拜访您！范仲淹当然不是那种以盛名自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术权威，何况盱江先生之名早已知道，其文也已有所拜读，岂能不热烈欢迎之？李觏喜出望外，一口气奔波五百多里路程，来见梦中范公。这一范李饶州会，有分教：范仲淹得到一位一字师，李觏得到一位改变命运的忘年友，中国历史得到一位大教育家，还有一段千古传咏的文坛佳话。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无话不谈。这天，范仲淹取出一份文稿让李老弟指正，是他两年前于睦州任上写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李觏连读三遍之后，赞叹之余，也就发起读书人的直脾气。范仲淹这篇杰作，一经问世便传诵天下，《皇朝文选》《严陵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圣宋文选》《崇古文诀》《诸儒注解古文真宝后集·古文集成》《风雅遗音》……有多少选本、教科书非它不选呀。其尾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又是古来多少人耳熟能详、出口成诵的名句啊！但有多少人知道，这“先生之风”的“风”字，并非范公原意，原文是“先生之德”。这一个“德”改“风”，由平实而灵动，就出在后辈李觏笔下。范仲淹不但感佩地认下这位一字师，而且由此引为同道知己，为彰显李觏才学于天下不遗余力。这才有了上引那道举荐奏折。“鸿儒硕学，见之钦爱，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之誉，既符真实，更是长者范仲淹一片赤诚真心。李觏终于大器晚成，四十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所以后世遂有“李直讲”之名。
前面提到李觏学术独特，主要指两个方面。其一，他关注军事学、战争学，研究深入，见解独到，于中深蕴其救世为民之意。他力主重兵、强兵、加强武备，但又不能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散民财。要有“仁义之师”，用兵要“本末相权”，旨在安良禁暴。何谓“本末相权”？“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李觏《强兵策》）所以，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而“强兵之策”“用兵之法”，则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具体办法实行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关于军队自身建设，李觏认为，关键是选择良将和训练精兵。将“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良将爱士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有了这样的良将、精兵，方可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
其二：李觏特别重视经济财政。他在《富国策》中说：“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是北宋时期不多见的经济论文。总的来说，在前期宋学诸子中，李觏博学通识，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数十百人，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胡适先生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