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个道教非常发达且社会地位甚高、颇受尊崇的朝代。道教教义主张养性修真、悟道炼形、长生不老、由人入神，这一套很能吸引大众，所以自汉代以来信徒日益增多，成为中国土产的最大宗教。道教在唐代特别昌盛，还有一个出于巧合的原因——道教以先秦周人老子为始祖，称其为老君或太上老君。老子本姓李，名耳，而唐朝皇帝也正是姓李。为了证明自己纯正的华夏血脉，而且渊源深厚、来头很大，唐朝皇帝便与李耳攀上了本家，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啊。有一本宋人所编分门辑录唐代史料的书，名叫《唐会要》，书中便有“尊崇道教”一卷，[1]浏览此卷，便可略窥唐朝道教地位之一斑，也就对李商隐入道学仙之举多一些“了解之同情”。
《唐会要》“尊崇道教”题目下，第一条资料就是一则传说故事，道是武德三年（620），也就是唐朝取代隋朝刚刚建国三年，有人在晋州（今山西）羊角山见到一个骑着高头白马的老头，老头叫此人给唐天子传话：“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不用说，这个老头便是老子李耳了。既然老祖宗找上门来，唐高祖李渊自然乐于承认——也许这故事本身便是深明上意的人编派后上奏的——于是下令在李渊的发迹之地晋州为老子立庙。这是李唐王朝与道教始祖老子攀亲的开始。到李渊孙子唐高宗手上，老子就得到了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再以后历代皇帝为表对老子的尊崇，赠给他的尊号越来越长，老子的身份也越来越高了。由太上玄元皇帝，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一路直升上去。最后连老子的父母妻子都得了相应的封号。
李唐王朝为尊崇道教，很早就于京师和各大州开办“崇玄学”，设博士、助教以培养生徒，并开“道举”以取士。想从此途登科者，考试的科目是“四经”：《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通玄经》即《文子》，《冲虚经》即《列子》，后来一度还加上《洞灵真经》即《庚桑子》。这就以行政命令将作为道家典籍的先秦子书提升到经书的行列，凑成可与儒家经典比美抗衡的道家“五经”。道举及第，资格等同明经，照样可以做官。这一系列措施与读书士子的切身利益关系就大了，自然也就使道教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李商隐去玉阳山学道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自己没有说，我们不好随便臆测。不过从他后来并未去应道举，也没有真的出家来看，也许他之学仙玉阳并没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只是受一时风气裹挟而已。的确，当时有的士子甚至官僚，因为种种原因而弃儒入道的事，时有发生。
后世的研究者确认李商隐曾有“学仙玉阳”之举，最重要的根据还是他自己的陈述。
李商隐在及第前有一首诗，题为《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这李肱是商隐的朋友（很可能还是道友），后来二人成为同科进士，李肱因为是皇族，还被主考官拔为榜首，即状元。
看商隐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便知李肱将一幅画松赠送给商隐，于是商隐作此诗答谢，一写就写了四十一韵，即八十二句。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前面大段描写李肱画松的意境，以松之高大挺拔隐喻李肱与自己，抒发自信自强之思，末段从“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二句起，则忆及往昔玉阳学仙之事，具体地描写了玉阳山千松竞秀的景色。这两句是只说自己，还是兼言二人？似可考虑。但无论如何，商隐自陈当年曾谢绝四方车骑的盛情邀约（此言未可当真，所谓“诗语”耳），而上玉阳东山学道，却是无可怀疑的了。当然，李商隐别的诗中还有一些证据，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问题是李商隐何以要去学道？这从现存商隐诗文和其他史料中找不到正面说明，相反却有很多材料可以证明李商隐是并不赞成道教，不主张出家为道，更反对炼丹服药寻求长生那一套的。
这不是矛盾吗？诚然矛盾，可是并不奇怪。
人的思想是复杂的，而且在一生中，还会有所变化。李商隐年轻时一度学道，后来也常把“归去嵩阳寻旧师”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似乎对道教颇为钟情，但同时又并不真信道教宣称的白日飞升、羽化登仙之类神话，不赞成身为刺史的族叔李褒弃官入道，尤其反对皇帝宠信道士和谋求长生不老之术，作了不少诗讽刺他们服药求仙的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人的心理复杂和想法变化的结果。
清代著名的李商隐研究家冯浩，在注释《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忆昔谢四骑”二句时，引韩愈的《河南少尹李公（素）墓志铭》，记述李素官河南少尹时处理过一桩士子出家为道的事：
吕氏子炅弃其妻，著道士衣冠，谢母曰：“当学仙王屋山。”去数月复出，间诣公，公立之府门外，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送付其母。
吕炅抛妻弃母入山学道，李素和韩愈显然都是不以为然的。后来吕炅弃道返家，李素允许其回归儒门，但“立之府门外”，以示惩戒。韩愈还为此作《谁氏子》诗予以痛切指责：
非痴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
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
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
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
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
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
圣君贤相安可欺，乾死穷山竟何俟！
呜呼余心诚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
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
谁其友亲能哀怜，写吾此诗持送似？
由此可知，当时年轻人盲目出家学道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正统儒师和官府虽难以阻止，却明显是不赞成不支持的。说句笑话，倘若李商隐离家弃母上山学道之事被韩愈知道，韩愈也一定会对他诚心“教诲”一番的。其实清人冯浩也是如此，他在引毕韩愈诗文后，说：“盖当时风尚如此，义山学仙亦此情事”，也就是跟那个吕炅差不多。不过，深具讽刺意味的是，韩愈这样一位明确反对学道求仙的儒学宗师，老年时竟也服起丹药来，“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白居易《思旧诗》），他和炼丹服食的元稹最后都因此死去。人的思想和行为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反复和自我否定，乃至否定之否定。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只说李商隐在跟处士叔读书数年之后，终在某一天走出家门，上玉阳山学道去了。当时，他的母亲是否反对，商隐是否已有家室，均不得而知。[2]商隐离家后，其母当由弟弟羲叟奉养，可能他家此时已移居济源——济源也是怀州的一个属县，商隐学道的玉阳山也就在济源境内。
说到玉阳山，倒是颇有名气。它是王屋山的支脉，那王屋山盘亘于怀州、绛州、泽州（今河南、山西），因拥有诸多道教圣地而著称。道教的“天下十大洞天”中，王屋号称第一。其绝顶名为天坛，登此可早早看到日出东海的奇景，唐人有《登天坛山望海日初出赋》专写此处观景及所感，这里不烦具引。唐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曾在此山修行，住在一个号称“阳台”的峰上。唐玄宗恩准他在山中“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他便把自己的居处命名为阳台观，后来便成了一处名胜。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信道，玄宗还曾命光禄卿韦绦陪她到司马承祯那里去参修金箓斋。[3]后来玉真公主正式出家，便在玉阳山设观，遂使此山名气更大。
李商隐学道有“学仙玉阳东”之句——原来玉阳山甚为秀丽，有对峙的东、西双峰，山上各有道观若干，两峰之间有一条蜿蜒潺湲的小溪，当地名其为“玉溪”。此溪本不著名，但因李商隐取以为号，借了“玉谿生”响亮的诗名，它也变得万古流芳了。
道观是道人聚居修行之地，犹如寺庙是僧徒集中生活之处一样。李商隐进入道观，每天自有少不了的功课和科仪。诵经，祭拜，吐纳导引，乃至入静炼气之类道教修行功夫，必须从头学起，教内的种种杂务必须分担，许多斋醮活动也须参与，若有余暇，则可诵习浏览道书。
道书的种类及数量均多，除朝廷奉为经典的老、庄、文、列诸子外，多是讲求修炼成仙方法、描述仙境人物和神仙班列的道书，其中包括许多女仙生活和她们下凡求偶的故事。这些对于惯读儒书的李商隐来说，当然格外新鲜有趣。从李商隐后来所写的诗歌作品看，他对道书，特别是《黄庭经》《玄女经》《神仙传》《真诰》《登真隐诀》等等是读得很熟的，也许还有机会浏览过唐开元年间辑成的道藏《三洞琼纲》之类。他的诗中随处会有关于道教的词汇、人物、典故出现，使得后人感叹，若不广读道教典籍，有一部分李商隐诗实在无法读懂。
学道期间，李商隐还学会了撰写青词和斋文。道教和任何宗教一样，常要求信徒忏悔己之罪过，而向教主和上天乞恩。为了谋取保佑，民间也常请道士举行斋醮活动。这类活动中便需有一篇献给天上神灵的文章，即所谓青词或斋文。此种文章有一套格式，一套术语，行文又需一种特殊的恭敬虔诚口吻，要写得雅洁有文采并不容易。不过，这对李商隐来说均非难事。现存的李商隐文集中，还保留着为相国陇西公李某、为荥阳公郑某、为马懿公郡夫人王氏诸人所作的《黄箓斋文》等作品，使我们能够领略道教斋醮的仪式和大致内容。
日常生活平淡无奇不必多说，后人说起李商隐之学道，觉得最重要也最感兴趣的事儿，乃是他和女道士（亦称女冠）的恋爱。
此事不见于商隐本传，也未见于野史笔记。清人在读李商隐诗时发现他爱用道教典故，尤多涉及女冠生活，总觉得其中隐隐约约有些男女间的暧昧事迹。按他们的看法，这些诗的男主人公应是商隐本人，而对方不是女冠就是贵家后房姬妾，而又以女冠的可能最大。只因李商隐诗写得闪烁朦胧，他们又为学严谨，还没把猜测当作定论。
说得最明白，甚至有点邪乎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苏雪林。
苏雪林是在五四精神感召下脱颖而出的小说家，思想解放，想象力丰富，因研读唐诗而对李商隐发生兴趣，遂学着胡适的考据方法，写出一本《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后曾改名《玉溪诗谜》）。[4]此书主要论点是：“他（李商隐）的诗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他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他恋爱的对象，非寻常女子可比，如果彰明昭著地写将出来，不但对方名誉将为之破坏，连生命都很危险的。”“他到底不敢说，而又不忍不说，于是他只得呕心挖脑，制造一大批巧妙的诗谜，教后人自己去猜。他如此办法，不啻将他的爱情窖藏了，窖上却安设了一定的标识，教后来认得这标识的人，自己去掘发。”[5]
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考据，苏雪林得出了商隐的恋爱经历，大致情况可简述如下：
李商隐在玉阳山道观结识某女冠，与之恋爱，不久因情敌介入，商隐与该女冠失和。但由于女冠的引介，他又结识了某个入道公主的随从（原系宫女，现亦为女冠）。这位女冠后随公主返京，而商隐也因求仕常到京师，于是李商隐便由她安排而得以混入宫内参与醮祭活动，从而结识了宫嫔卢氏飞鸾、轻凤姊妹，并与她们恋爱，在长安曲江的皇家离宫幽会。后来鸾、凤卷入宫廷纷争，被迫自杀。李商隐的恋爱遂以悲剧告终，他的那些追怀悼伤之诗大多就是为此而作，因为恋爱对象是宫嫔，不能公然宣扬，所以诗写得谜一般的隐晦含蓄。
后来的一些李商隐专家不太敢相信苏雪林编织的李商隐爱情故事，然而自苏氏之后，认为李商隐曾有恋爱女冠之迹的观点，成了主流。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陈贻焮教授，八十年代的钟来茵研究员，都是把李商隐与女冠之恋说得很实很细的代表性人物。陈教授有《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等文，钟研究员有结集成专书的《李商隐爱情诗解》。[6]他们的依据都是李商隐诗。他们的方法都是先从李商隐的许多诗中体会出他和女冠确曾发生恋爱，然后回过头来再普查李商隐诗，从而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对这些诗逐一作出诠释。这是一个由细读开始，形成总体看法，再由宏观返回微观的细读。他们的考证也许不能叫人全都信服，但许多具体解说却又颇富启发性，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增添了读李商隐诗的兴趣。
如果考虑唐代的实际情况，李商隐即使本人并未像前述研究者讲的那样恋爱，但他的诗中描写了女冠的爱情生活，那倒是可以相信的。至于这样的事情，李商隐本人参与了没有，参与得多深，那其实可以另当别论。
唐朝道士，包括女冠，虽有清规，但一般生活比较自由，有的甚至近于放纵。苏雪林书中有一节专论“唐时女冠之娼妓性质”，所举代表性人物如鱼玄机、李季兰等，她们与士人交往狎昵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同时，唐公主和宫人入道现象相当普遍，有的入道公主生活豪奢不异于在宫中时，她和她的宫女随从当然也就往往并不恪守道规。在这种情况下，女冠与士人发生种种瓜葛，包括恋爱，是确有可能而并不奇怪的。
据李商隐诗可知，玉阳山自然风光幽深秀丽，他在《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中笔酣墨饱地描写过纸上画出的松树后，写到玉阳山的松林和他的学道生活：
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
千株尽若此，路入琼瑶宫。
口咏《玄云歌》，手把金芙蓉。
浓霭深霓袖，色映琅玕中。
悲哉堕世网，去之若遗弓。
形魄天坛上，海日高曈曈。
终期紫鸾归，持寄扶桑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