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层含义不难理解：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把被汉高祖刘邦刑之以黥的汉初名将英布的列传题名为《黥布列传》，脸上刺字的“黥罪”成为了姓氏。《水浒传》中林冲白虎堂构陷发配沧州也是脸上刺字涂墨。
钱穆在《墨翟非姓墨，墨为刑徒之称考》一文中写道：
夫墨尚劳作，近于刑徒。古时身婴重罪，并籍家族为奴。又有无力赎罪，则身没为奴婢。故舆僚台仆，咸为婴罪之人，而童仆奴隶之名，咸由罪人而立。汉儒解《周礼》亦曰：“今之奴婢，即古之罪人也。”《左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此因灭族而没为奴隶也。又言：“斐豹隶也，著于丹青”，此因犯罪而没为奴隶也。奴隶之在古代，盖殊习见，且为社会重要之一部。
根据考证，钱穆认为墨子是“并籍家族为奴。又有无力赎罪”，而没为奴隶，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作为先秦诸子重要人物的荀子称墨子的学说为“役夫之道”，杨国荣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也认为墨子是奴隶。在春秋战国及其后历朝历代的诸多典籍中，对墨子的父母情况都一无记载，偶有说及其父是一个“手艺匠人”。古人女子出嫁随夫姓，只有男子传宗接代有姓氏，以姓氏别贵贱。贵者始有氏，贱者则不必有氏。如《春秋》记载“寺人貂”“寺人披”“徒人费”都非姓氏。“介之推”“烛之武”之类，也都不是姓氏。再如“师襄”“师旷”“卜徒父”“卜偃”“卜招父”“屠牛坦”“屠羊说”之种种，也一概都非姓氏。整个一部中国通史，只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舞台，墨子贫贱到连姓氏也失去。
但是，我们仔细探究《墨子》一书的字里行间，还是能够找出墨子身世的一些“蛛丝马迹”。
如据《墨子.贵义》篇记载：墨子南游到了楚国，去见楚惠王，楚惠王因嫌墨子身份低贱，而借口自己年老推辞了，派大臣穆贺会见墨子。墨子以自己的治国之策劝说穆贺，穆贺听了非常高兴，对墨子曰：“子之言，则诚善矣”，“你的主张确实好，但楚惠王是天下的君主，怎能采用你一个‘贱人’的主张？”墨子答道：“只要它能行之有效就行了，譬如药，一把草根，天子吃了它，用以治愈自己的疾病，难道会认为是一把草根而不吃吗？农民缴纳租税给贵族，贵族大人们酿美酒、造祭品，用来祭祀上帝、鬼神，难道会认为这是普通百姓做的而不享用吗？‘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难道还不如一把草根吗？我想，惠王一定也曾听过商汤的传说吧？过去商汤去见伊尹，叫彭氏的儿子给自己驾车。彭氏之子半路上问商汤说：‘您要到哪儿去呢？’商汤答道：‘我将去见伊尹。’彭氏之子说：‘伊尹，只不过是您皇天后土下的一位奴隶。如果您一定要见他，只要下令把他召来就是，这对他来说已是受宠若惊了！’商汤说：‘非汝所知也’，这就不是你会明白的道理了。如果现在有一种药，吃了它，耳朵会更加灵敏，眼睛会更加明亮，那么我一定会喜欢而努力吃药。现在伊尹对于我国，就好像良医好药，而你却不想让我见伊尹，这是你不想让我好啊！于是把彭氏的儿子赶下车去，不让他驾车了。如果惠王能像商汤这样贤明，还会在乎是‘贱民’还是‘贵族’的主张？”
这段记载向后人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一、墨子是属于“贱民奴隶”，人微言轻，君主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二、墨子谈了他对自己“贱民奴隶”身份的看法，贱民虽然地位低下，但善言如药，可治君主之愚。贱民奴隶乃是“大人”们的衣食父母，如果贱民们不“入其税”，“大人”何以食之？又拿什么东西去“祭上帝鬼神”？三、辅佐商汤成就大业的伊尹不也是出身奴隶吗？“下下人有上上智”，“贱民”中有贤者能者，圣明之君如商汤是不会嫌弃的，而要礼贤下士亲聆教诲。
《墨子.鲁问》篇中，更为明确地点明了墨子的身份：公输般（即传说中的鲁班）“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般认为自己巧夺天工。墨子不以为然，对公输般说：“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话语里透露出墨子乃是一个“造车匠”出身。
据陈雪良《墨子答客问》一书的说法：墨子出生在一个“专以制作车辆为长的木工匠”家庭。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处工就官府”的社会，即工匠处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隶属和服务于官府，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当时的工匠是世传的，墨子“从懂事起，就随父母在家中学艺”。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精通手工技艺。我国古代的科技奇书《考工记》中言：“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车为多。”可见，造车是一种极其繁难的技术，是多种学识和技能的综合，没有相当高的数学、力学、机械学的知识，是造不出车来的。由于墨子的聪明巧思，他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般争雄媲美，被当时那个善辩大师惠施誉之为“墨子大巧”，是名扬一时的能工巧匠。汉朝的王充在《论衡》中也指出，墨子的祖先是粗鄙之人，被世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还有一种关于“墨”之说法：“墨”的原意是使用绳墨之木匠。墨子及其许多弟子本身都是手工匠出身。
钱穆说：“吾所谓当时以刑徒呼墨者之说，则犹有确证”，他以《墨子.尚贤》篇的记载作为例证：墨子的徒弟公尚过在越国为官，向越王推荐了师父墨子。墨子说，如果越王采纳了我的主张，用我的治国之道，我只求“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宾即客籍，萌即四鄙之萌人，与墨子自称“北方之鄙人”相印证，类似于移民或迁徙户，总之可称“外来户”。墨子把国之民众分为“国中之众”与“四鄙之萌”，“国中之众”是原有居民，即自由民；“四鄙之萌”则是从四野因各种原因迁居来的人，寄人篱下犹如奴隶。墨子对为官出仕未敢有奢求，只望“度身而衣，量腹而食”，钱穆认为这里隐含了墨子习以为常的“刑徒之生活”。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先秦历史的考证，也可作为钱穆之言的佐证：
人民本是生产奴隶，这是我在古代社会中所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事项，但其实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人民在达到这个历史阶段之前是连做奴隶的身份都没有的。
我们知道人类的原始时代是纯粹的家族集团或宗族，那时是无所谓奴隶的。一族人就如一家人，虽有族长或家长，并无所谓主奴之分。奴隶是来自异族。起初征服了或战胜了异族，俘获的人是要尽遭屠杀的，每每把这种人来作为牺牲以祭本族的祖宗神祇。就是在卜辞里面以人为牺牲的纪录也多到举不胜举。
但人是有使用价值的，起初择其辩黠柔顺者以备驱遣，那便是臣，便是妾，即所谓家内奴隶。继进即其顽强不听命者亦强迫之以事生产，那便是众，便是民。最有趣味是民与臣两个字，在古时候本都是眼目的象形文。臣是竖目，民是横目而带刺。古人以目为人体的极重要的表象，每以一目代表全头部，甚至全身。竖目表示俯首听命，人一埋着头，从侧面看去眼目是竖立的。横目则是抗命乎视，故古称“横目之民”。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云“民者盲也”。这可见古人对待奴隶的暴虐。古人于奴，髡首、黥额、刖足、去势，乃家常茶饭，盲其一目固无所惜。特一目被盲不便生产，后世不用此法而已。
为了更有效地榨取奴隶的劳力，对横目反抗不驯顺之奴不刺盲其眼睛而改为黥墨。由此可见墨子降生于世即流淌着不屈的叛逆性。
《左传》记载：鲁成公二年，楚国侵鲁，鲁国“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鲁国被楚国打败，只得把鲁国的木工、绣工、织工、缝工送给楚国做奴隶以求和。
钱穆曾这样描绘儒者形象：所谓儒者，娴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进身于贵族，而得谷禄也。养成一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面书生”；还说：“儒者力争上流，墨则甘于下伍”，“墨家则乃以奴隶之为道唱于一世，以与儒术相抗行也。”
墨家的“面目黧黑”与儒家的白面书生，“黑白分明”地形成势不两立的对峙阵营。
从对墨子姓名的考证中，使后人一窥历史人物的身份地位。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对于“墨子”思想的形成及其人生所持草根立场无疑有着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