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兆良在《墨子评传》一书中，对墨子“尚贤”思想产生的背景作了这样的介绍：
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崛起，特别是由庶民上升为士，成为庶民阶层踏上政治舞台的主要阶梯。因此，要求尚贤、举贤才是当时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尚贤就是反对以血统门第世袭的“任人唯亲”的举官制度。用“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是西周官学瓦解、私学兴盛过程中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国家政权直接代表了某一特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直接关系到本阶级的利益。“任人唯亲”的举官制度阻碍了士庶阶层在政治上的发展，而现实政治制度的腐败又强烈刺激了“任人唯贤”的政治要求。孔子提出了举贤才，墨子提出了尚贤，就是这股“任人唯贤”社会思潮的两种典型观点。
究竟应该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似乎是不言而喻。一种制度最坏的构架就是用人之道的“近亲繁殖”，龙生龙凤生凤当官的儿子有捷径。“裙带关系”盛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完全封闭了没有靠山没有背景的底层人才的仕途之道。墨子的《尚贤》论分上、中、下三篇，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下层民众对现行官吏用人制度的不满，反映了他们要求参与国家管理的愿望。墨子提出尚贤“为政之本”，主张统治者打破血统界限，从各阶层中选拔真才实学之人，给他们地位和权力，同时将那些尸位素餐的贵族老爷统统撤免。这一主张对于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权位者无疑是一种挑战。
《墨子.尚贤上》篇，首先提出了“为什么尚贤”的问题。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然而结果却是国家不得富强而得贫困，人口不得众多而得减少，刑政不得治理而得混乱，本所希望的却适得其反，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不能做到尊贤使能。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能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大；如果贤能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小。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务，将是如何使贤人增多。
《墨子.尚贤中》篇，还进一步强调说：“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墨子认为：大凡高贵且智慧的人去管理愚笨而低贱的人，国家就能管理好；然而，用愚笨而低贱的人管理高贵而智慧的人，就会出乱子。因此知道，尚贤是为政之本。
《墨子.尚贤中》篇提出了“什么是贤人”的判断标准：
听贤人的言语，考察他的行为，察看他的能力而谨慎地给他官职，这便叫事能。因此，可以让他治国的，就让他治国；可以让他居官的，就让他居官；可以让他治县的，就让他治县。凡是派去治理国家、官府、邑里的，都是国家的贤人。
贤人治理国家，早上朝而晚退朝，审听刑狱，处理政务，所以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贤人长官，晚寝早起，征收关、市、山林、川泽的税利，以充实官家府库，所以国库充实而财用不散；贤人治理都邑，早出晚归，翻耕种植，多聚豆粟，所以粮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官府充实而万民富足。上能洁治酒食，去祭祀上帝鬼神，外能制造皮币，与四邻诸侯交往，内可以使饥者得食，劳者得息，外可以招徕天下的贤人。所以上则天帝鬼神给他赐富，外则诸侯与他结交，内则万民亲附，外则贤人归顺。因此谋事有得，做事能成，自守坚固，出征强大。
既然治理一个国家的关键在于贤人的多寡，那么如何使贤人逐渐多起来呢？《墨子.尚贤上》篇写道：“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即使是农民工、手工匠、大贾小商，只要有才能就选拔任用他。《墨子.尚贤中》篇写道：“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不结党父母兄弟，不偏袒富贵人家，不宠幸女色。
对于那些“有眼不识金镶玉”的昏庸王公大人，《墨子.尚贤上》篇提出使贤人增多的具体措施：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墨子说：譬如要使一个国家的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善于射御的人就可以增多了。何况还有贤良之士，德行淳厚、言谈雄辩、道术宏博的人呢！他们确实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呀！也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的良士也就可以增多了。所以古时圣王为政的原则：“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所以国中富贵的人听到了，都退下来商议说：“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那我不可不为义。”有亲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有亲，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疏远，那我不可不为义。”相近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相近，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人，那我不可不为义。”远处的人听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以为与上面太疏远而无所倚仗，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那我不可不为义。”一直到边鄙郊外的臣僚、宫廷宿卫人员、国都的民众、四野的农民听到，都争先为义。君上用来支使臣下的是一个原则，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也是同一条道。上下齐心合力，国家还有不兴旺发达之日！
不尚贤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结局来说，显然是十分可怕的。墨子认为，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即国君们只知道一些利益上的“小”道理，而不懂得尚贤的“大”道理。
当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一个狮子统领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只绵羊统领的一群狮子。千兵易得，一将难求。
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说墨子：“其思想之特点安在？一言以蔽之，则平等是已。”詹剑峰在《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中高度评价墨子的平等思想：“不论是贵族阶级的天子、诸侯、公卿、大夫还是庶民阶级的庶子、工匠、农民以及农奴、工奴、商奴，在天之下，一律平等，都是天之人民。这种提法，是有民主的意味的。”墨子提出的“尚贤”论，是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选贤任能，其实质是一种全民化的制度设计。平等、民主、竞争是墨子尚贤论的基本原则。平等是全民化的基础，全民化是民主化的前提，全民化的平等竞争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可靠保证。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全民化；没有全民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没有竞争，社会就没有真正的进步。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墨子.尚贤》上篇、中篇引经据典，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古代圣王如何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重用人才、并且成就了大业。
《墨子.尚贤上》篇：古时尧把舜从服泽之阳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大治；禹把益从偏僻阴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计谋得行；文王把闳夭、泰颠从狩猎捕鱼者中拔举出来，授予他们政事，结果西土大服。在这些时候，即使处在厚禄尊位的大臣，没有不敬惧而不邪的，即使处在农业与手工业、经商地位的，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道德的。所以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接替的人选的。因此，得到了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也不会劳苦，名立而功成，美的更加彰著，恶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因为得到贤士。所以墨子说道：“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不尚贤。尚贤是政治的根本所在。
墨子在《尚贤》篇言：“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尧从十六岁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执政了七十年。领袖到耄耋之年，面临选定接班人继承大统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尧曰：‘谁可顺此事（顺应承继大统）？’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何朝何代也不乏察言观色拍马屁之辈）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帝十分干脆，一个“不用”，作出明确结论。）
丹朱是尧的儿子，他不仅为人暴戾，而且一向不务正业。那时洪水泛滥成灾，百姓忧愁，丹朱对此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以水中泛舟为乐，整日里乘着船游山玩水。当雨季过后，他又让老百姓当纤夫，为他在沙地上拉船，还美其名曰“陆上行舟”。为改变儿子的性情，尧用心良苦地发明了围棋，史书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现在出土的史前陶器上，已有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在潞州境内，还留有尧教丹朱的棋盘岭。尧对丹朱的生母散宜氏说：这围棋妙不可言，里面包含了治国治民的深奥道理。希望靠围棋能启悟丹朱，使他具备接班人的条件。
尧对儿子丹朱的认识，有一个从“恨铁不成钢”到“孺子不可教”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对当父亲的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尧不愧是传说中的一代明君，在经过得失的斟酌和利害的权衡之后，还是决心为了部族的长盛久安，忍痛割爱，大义灭亲。
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尧求贤若渴几次禅让的故事。先是要把帝位让给许由，但许由坚辞不受，逃到“箕山之下，颍水之阳”，农耕而食。庄子还讲述了尧思贤若渴，到汾水北岸的姑射之山，去寻访方回、善卷、披衣等当时的名士，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让贤”之举。相传，尧还曾去拜访过子州支父……
“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尧寻找到了舜。“尧举舜于服泽之阳”，尧找到舜之时，舜躬耕于历山之下。因此，历山也称舜耕山。关于舜耕历山，还流传着一个“象耕鸟耘”的传说。在确立舜的接班人地位时，尧说了这样一番话：“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尧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把权交给舜，对天下人有利而丹朱受损；把权交给丹朱，则天下人受损而丹朱一人得利。我总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只顾及一己私利吧？由于尧明智地选中舜，所以有了流传千载的“尧天舜日”之盛世。
墨子举例“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大禹所举“益”，尧舜时代东夷族首领伯益。古文献中有好几种写法，如伯翳、伯蘩、柏翳、化益，或只称益。《潜夫论.志氏姓》说，伯益的父亲是皋陶。皋陶生了六个儿子（或说三个），长子大费，即伯益。
皋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古代名人，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贤”，据刘向《说苑.君道》，帝舜时代。皋陶即当上了大理之官，作五刑，负责刑罚、监狱、法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传说他的外貌是青绿色，像一个削皮的瓜。他的嘴唇像鸟喙，是至诚的象征，能洞察人情，明白决狱。王充的《论衡.是应》中有记载：当判决有疑时，就令獬豸决狱。传说中的獬豸，是一只独角貌似羊的怪兽，它很有灵性，能分辨是非曲直，确认犯罪与否。如被疑对象有罪，獬豸就会以角顶触，无罪则否。这种办法很灵验，故典籍称其为“助狱为验”的“一角圣兽”，史书上说当时天下无虐刑，无冤狱，因此，皋陶还被后人神化为“狱神”。益从小受到皋陶的良好教育。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录有这样一笔：“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早在大禹受命治水之际，由于益的才干，舜派他辅佐大禹一起治水。禹在治水成功后，对舜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见于《史记.秦本纪》）禹认为，没有伯益的辅佐，就不会有治水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