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一直作为人类精神飞地的文学，现在已经成为商业主义的沦陷区，那里早已变成集贸市场，人们一字儿摆开地摊，各种货色齐全，或明码标价，或犹抱琵琶，短斤少两，讨价还价，十分热闹。过去人们对文学怀有的那种神经兮兮的视死如归的劲头固然自欺欺人，但现在一窝蜂拜倒在财神爷的石榴裙下，也不能说就是大彻大悟。人们选择文学这种职业，如果仅仅把它作为脱贫致富的手段，那也未免得不偿失，爬格子的经济效益毕竟有限。王朔的话质朴而有欺骗性，他说：其他事干不了，只好干文学。什么叫做干不了？只有不爱干的事，没有干不了的事。他还是爱干这一行，他的敬业精神还是能证明这一点。
人们从王朔那里看到了致富的前景，却未必看到文学的希望。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像王朔那样把经济效益与文学效果结合得天衣无缝。无可否认，在商业社会，文学的精神光圈退尽了，显现出物质性的实体，它可触摸也可操作，它也不妨作为某种谋生手段。但这仅只是一种文学，一个时期的文学，仪只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这个古典时代的遗物，可能永远脱不了它的精神气质，因而也不可能放弃它的超越性。就这个意义来说，“先锋性”乃是文学的必然本性，在这个文学商业主义气息过于浓重的急躁时代，“先锋性”无疑忙为必要。
“先锋派”的本质规定无非是“超前性”和“超越性”。前者人约是指艺术形式方面的创新意向，后者驯是指精神对物质的超越，本质对存在的超越，未来对当下的超越。当代中国的先锋派自80年代后期步人文坛，正是在艺术形式方面以其非常独特的创新格调而独树一帜，另立门户，义辟蹊径。进入90年代，当代先锋派已经无所作为，多半也是因为形式方面的创造已经难以花样翻新，或重复，或退化，皈依于传统或投身于潮流。当代先锋派一直未有精神超越性——它所表达的那种“超越性”，不过是形式实验的副产品，因为其形式革命所具有的实际历史意义，形式实验本身与现行的艺术规范及经典权威话语对话，因而具有了对“现存”的精神超越。所以，当形式实验的革命意义枯竭时，超越性的现实意义也迅速流失。
当然，形式的革命意义退尽之后。并不意味着先锋派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先锋派的存在重心要发生位移，也许对“现存”的精神超越变得更为重要，更有开掘的前景。事实上，90年代先锋派的流风余韵，乃至于后起的先锋派正是在这一重心上下功夫——也正是在这一重心上，残存的以及后起的先锋派误人歧途。
现行的先锋派无疑表达了非常倔强的“超越性”，但是这种“超越性”显得过于玄虚，它们透露着浓重的形而L意味，远离现实，悖离日常经验，这是一种纯粹的“超越”、超验性的超越，而不是对“现存”的超越。对现存的超越应该与现实对话，对现存进行有力的穿透，对当下进行尖锐挑战。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现实语境中理解，可以在日常经验中读解。很显然，难能可贵的几个先锋派从现实（当代性）语境中滑脱，在形而上的玄虚空间，在“怀旧”的冥思苦想氛固中漂流，它们的挑战意义和超越性意义不得不打些折扣。
在这里我不得不谈论我的几位朋友，我以这种力式谈论，不知道他们乐意不乐意。我们的文坛完满了友善的气息，而友善有时会使文学昏昏欲睡，北村，这个蓄着大胡子的像伙，苏童几年前的判断不错：他是个真正的先锋派。北村除了没有“嚎叫”之外，他的神情和骨骼都与金斯伯格如出一辙。他对通灵论，对不町知的命运的眺望，对宗教的执着向往，接近神的身体力行方式，他的梦呓般的叙述……等等，在当今中国文坛无疑独树一帜；他的《逃亡者说》、《归乡者说》、《聒噪者说》……等等，揭示了小说叙事非常极端的经验，北村向语言迷宫行走的优雅步伐，令人叹为观止：
小说在北村手里变成了语言和结构的魔方，他那专注的神情是对世俗的断然拒绝。然而北村过于注重形而上经验，对终极神性的切近，使他超越当下存在而进入一个无法读解的玄奥区域。
这并不是说北村走得太远，公众难望其项背，远近并不构成绝对障碍，而是过于虚妄的形而上从当下存在中滑脱了，那些经验难以在我们的生存现实巾还原。如果说，在80、90年代之交的特殊时期，北村这种叙事的和语言的挑战也是与现行的艺术规范乃至现实存在的一种对话方式（潜对话），它具有对当下存在的真实超越意义，那么，在经典艺术规范已不构成压制性的力量，商业主义已替代了权威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时，这种对抗与对话就不再具有历史的真实意义，那些形而上的反常经验就失去了现实依托。
事实上，北村也作了调整。1993年北村发表了《施洗的河》，这部作品可以看到人物和故事，叙述也明晰得多。北村也声称，他讲述的是内心真实的体验，这是一部纯粹质朴的心理自传。对一个人的一生作如此深邃的洞察，把人的灵魂深处那些剧烈的动荡和祈求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施洗的河》无疑有它不同凡响之处。但是，对存在和世俗罪恶的超越，被北村处理得过于怪戾，那些罪恶、仇恨、报复、****、悔改等等，都过于怿诞这些反常规的经验堆积过多。掩盖了存在的真相，它把整个生活开得太不近情理，望像是为“不可知论”的神秘其实简单的形而上学所支配有时候，神秘性和不可知论是害人的，它并没有把世抖弄得深邃和复杂，相反，不可知论把世界悬搁起来了，因而它被简单化处理了。也许维特根斯坦的话值得玩味：神秘的小是世界是怎样，而是世界是这样。这句话，以换个角度理解：寻常世界平凡无奇，可能更有神秘性；而世界“怎么样”被卉得复杂诡秘，反倒索然无味，既然世界都不可知了，它被认定了是“神秘的”，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世界（生活）处在神秘与不神秘、不可知与可知之间，也许生活才更耐人寻味。
北村过于虔诚，也太认真，他那圣徒式的天性使他不把一切事物推到极端、不弄得纯粹就不会罢休，这种革命精神和宗教态度固然可嘉，但有时于小说却未必是幸事。眼光盯着终极和神性当然也就对现存和日常性不屑一顾，也无法切人。年轻一代的作家目光锐利，却无力洞察我们生存现实中的那些庸俗性、虚假性和真正的荒诞感，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这当然不仅仅是取材的问题，他们偏爱的形而上意念支配着想象力，那些反常规的经验总是从旧式的生活中涌现出来，一个没有时间标记的生活当然也就面目全非。1993年5月。我与北村又有过一次深谈，他的目光开始投向生活的现实，我期望着他走向当代性。
鲁羊在近一年来神出鬼没于各种刊物上，当人们考虑到要注意注意这个人物时，为时已晚，他俨然已是大家闺秀，要出阁了，也就是说，要成名成家了。1993年，《钟山》隆重推出鲁羊，加之王干呐喊助阵，鲁羊不火爆已是不可能了。鲁羊迅速崛起并不奇怪，素质好、功底足，加之得地利人和。南京是风水宝地，出作家和美女，中国作协应把总部挪到南京。这当然不可能，如果这样，南京的作家也就和北京的作家一样，要忙于传递小道消息，再难以沉浸氛围。确实，南京的作家群似乎远离这个时代，浓重的怀旧情调使他们的叙事别有韵昧。很显然，鲁羊初出茅庐也沾染上这种占旧的味道。作为他代表作推出的《佳人相见一千年》，写得回肠荡气而如行云流水，女性的美丽牛命无声无息地枯萎，逝水年华，如梦如歌。被转喻形式掩饰的两代女性的命运，与对自我内心的透视形成和声结构。它慨叹着生命不可知的隐秘和无可逃脱的归宿。“怀旧”在鲁羊的小说中总是自然地构成基调，在那些讲述现实故事的小说中，诸如《身体里的巧克力》、《岩中花树》等等，鲁羊总有把现在拉同到过去的那种欲望，过去总是不经意地从现在的缝隙间流露出来。
鲁羊的叙述自由而突兀，它总是夹杂着那么机敏的感情和独到的体验，怀旧与形而上意味的交汇，使鲁羊的小说落拓不羁而又混沌一片，诗情俊逸而又落地无形、超凡玄虚的境界终究有些飘忽不定。
如果就纯粹的小说叙事而言，鲁羊无疑出手不凡，技艺出众。王干说得好：鲁羊在“枪毙小说”。敢于枪毙小说和能够枪毙小说，足见作者的勇气和才气。但是，中国小说已经被枪毙过了。举枪的有格非、余华、孙甘露、北村、吕新。当然，鲁羊有鲁羊的枪毙方式，但是，作为一次小说革命性的象征行为，小说在形式上只能死去一次，也就是说它只能复活一次，随后的枪毙就再也不能起死回生了。鲁羊毕竟在写小说，写小说就不能总是枪毙小说，这就是传统和大师对后来者（晚生代）的有限容忍。当代小说的革命阶段已经过去，或者说当代小说处在一个没有革命激情的时期，小说写作可能更需要一种持久的韧性与传统直面搏斗，人乎其内，出乎其外，有限的局部革命才能扩大战果。
在某个特殊时期作为回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怀旧”无疑有真实的历史依托，永远沉浸在“怀旧”氛围中，似乎不是最佳选择。形而上学当然重要，我像王干老兄一样，完全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著名口号：“保卫形而卜学，”但是如何在小说巾“保卫形而上学”却值得推敲，那种发白写作者内心的“精神的最高综合”，在小说叙事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在当今形而下盛行的时代，小说叙事表达的“形而上”应是对牛活日常性的形而下的揭露。这个超越胜的形而上学，据我理解，依然是对当下现实的穿透，而不是从其下滑脱，或是从其上飘忽。事实上，鲁羊完全有能山穿透当下的日常性现实，他的那些写当代生活的片断都十分精彩，去掉那些玄虚的成分，我想鲁羊的小说会更加出色。
在这一意义上，我倒十分赞赏黄石的《蚱蜢之歌》和孙甘露的新作《呼吸》。《蚱蜢之歌》也十分强调叙述人的视点和内心感受，它对当代“平庸者的乐园”式的家庭生活给予淋漓尽致的揭露。盂达不过是从平庸生活中崭露头角的怪物，一个被平凡的欲望弄得落落寡合的普通群众。这～切被揭示得非常充分而流畅，对日常生活的洞察和内心反省平易而有力度，嘲讽机智也洋溢着叙述的欢乐。至于孙甘露的长篇《呼吸》，还可见他惯有的长句式和典雅风格，夸张的叙述、隐喻、转喻和象征等手法的大量运用，多少有些堆砌之感，但作者始终没有放弃对当代生活本质内核的追踪，那些日常******也被描述得楚楚动人。爱情、****、平庸、诗情、背叛与追忆……等等，组合成当代生活的杂货摊，孙甘露优雅从容地向人们推销这一切。尽管孙甘露依然过分强调个人化的经验和叙事风格，但它对当代性和日常性的一次特殊讲述，这种小说经验乃是当今先锋的和非先锋的小说所欠缺的。它的那种“形而上”的超越性可以在当代日常性生活中还原，却又具有遗世孤立的美感。
对“怀旧”和“形而上学”的偏好，已经构成“后先锋派”的时尚，在那些正在崭露头角的更年轻的一批挑战者的写作中随处可见这种趣味。人们把“先锋性”理解为对当代生活的断然拒绝，由对不明年代的生活片断的追忆再加上玄奥莫测的感悟就可以制作出最激进的先锋小说。我想，这是错觉，这也是误区。甚至在那些油印的非正式出版物中也可看到这样的“后实验小说”，那些最有革命性的妄想，由于远离生存的现实，而从当代生活中滑脱流失，这是令人痛惜的。走向当代性，穿透我们的生活现实，达到一种内在超越——这才是真正的先锋性，也是先锋的必要性。
原载《大家》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