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80年代呐喊的文学喧嚣中走来，走人90年代，带着—个贯穿始终的感觉在文艺创作的洪流里，论实践、论探索，散文不及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不及小说，小说不及美术，美术不及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突破禁锢，最勇敢者是早期的诗人们，远在知青时代和“四五”运动中，诗歌的光焰就灼伤了封建****者的昏眼；画家们的队伍从“星星美展”出发，掠过北大荒，占领首都机场，踏过了父亲的土地，再不回头；小说家从回归到革命到成熟到收获，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奠基者，他们不仅在短短的20年里成就了自身，并且还推动了中国的电影。我用报告文学来叙事，实在是因为我的愚拙无奈。如果我有稍大—些的创造才能，我还是想成全—个虚构艺术的世界。小说主题的厚重深刻，小说文体的相对自由，小说语言的地道与美好，小说作者主体意识的高扬，小说批判的含蓄而有力，小说人物的生动神奇，小说叙述的多变与幽默，小说中生活场景的广阔深远，小说中氛围的尽情营造，小说中无故事的复杂心理或有故事的悬念构置，特别是小说总是把人、把动物、把我们的生命视为研究对象，这需要多么值得沉醉的创造力呀！
80年代后期，是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鼎盛时期，好评如潮而读者踊跃，报告文学作家进人黄金时代，我的几篇尝试性的作品也算出了点风头即使是在那时，我也没有找到自己进入创作佳境的真感觉。我力图摆脱报告文学特定规范的捆缚，却始终在文体的狭窄河道中困惑着、怀疑着。为了获得讨论，我在那时曾经唱过关于报告文学的低调子，记得其中—篇文章叫做《清醒才有前途》。
报告文学的前途，是往宽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严酷前提下，认真地向小说和其他艺术取经求宝，以拿来主义，以杂交优势，以优势互补，赋予报告文学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们面对着极鲜活的当代现实生活，却要用极古板的艺术形式去承载，就很不好办。中国队踢足球输的时候多，其中—个原因就是缺乏创造的灵悟，木然僵化，仿佛健儿们的腿是假肢，战术皆来自兵书且尚未读通，只剩下板着面孔退场的份儿。你永远难以见到中国足球人有纵情大笑的情景，结果中国球迷也落了个—任大泪滂沱的使命。
报告文学越写越僵，文学编辑们就缺少了生命的快感，读者们就会1频道，评论家们如李炳银等先生就生出了去打打麻将的念头，书摊儿的老大爷就扑向了戴安娜。我原先也做过文学编辑，尤其看重编辑们宽广的思索和中肯的意见，而他们的见识，他们的直觉，往往是作家们最好的参照系。天下没有哪个编辑想把—部好稿子整坏。报告文学文体的革新，只有作家与编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10年前《当代》发表《强国梦》，编辑部五位资深编辑不仅奋力“接生”，而且在数年之后，仍然给了我独行于辽东半岛深人马家军的动力。在马俊仁故乡的崇山峻岭中，在王军霞故乡的热炕头上，在大东北呼晡的寒风里，在旅顺港漫长的海岸旁，我真真切切地、不止—次地想到了秦兆阳、朱盛昌，想到了章仲锷、何启治，想到了刘茵在新年之夜到旅社来，帮助我修改《强国梦》的情景。《兵败汉城》的紧急约稿，直至从写作到发表，全赖于上海编辑们的当机立断，运筹帷幄。《但悲不见九州同》则是我在—次发言中提了个设想，山西《黄河》编辑部追逼“催产”的结果。《太行山断裂》更是《花城》编辑们从北京毅然拿到广东给救活的……
我尊重文学编辑，决不仅仅是出于礼节或职业道德，而是在创作中寻求着力量，追赶着质量，保证着数量。甚至可以直白地说，我是在挽紧了编辑们做搭档，就像乔丹舍不得皮蓬那样。赢了球，我们共同把奖杯举起来；输惨了，我们是—根藤上的俩苦瓜；丰收了，我们是打谷场上乐呵呵的—家子；战败了，那便是俘虏营中俩伤员抬着—副滴血的担架！
1995年初夏，我从辽宁回到山西，又来到北京，马家军营寨里五十多天的生活，使我背出了—个足够沉重的行囊。满肚子的话未知从何说，笔往哪里下。我找到章仲锷先生的新居，讲给他—堆没有头绪的故事。我之所以这样做，除了10年前《强国梦》的前缘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章先生对于重头长篇多有把握，此前他主持的《文学四季》屡以鸿篇巨制获胜，马家军的故事如以中短篇说话实难说清。章大编辑谈了许多设想后，给我印象很深的两句话，—是说报告文学应秉笔直书，但不可偏激，二是“你要抡圆了写”，求丰富而拒干枯，以此两点来对得住马家军这—堆难得的好素材。
大约有半年时光，“抡圆了写”这句话时在耳畔。作品的主体部分完成于太行山巅的古城陵川县里，我常常自问：赵瑜你抡圆了吗？我对于“抡圆”的理解，除了自己不遗余力这重意思之外，还有要写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重意思，还有充分借鉴其他艺术手法的意思。感谢章老师！
我—直想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中。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惟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在讲述客体的故事时，要严格运用真实的细节，而在马家军的故事之外，又何妨有—个充满了寻觅、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的存在？我愿意像小说家、散文家那样，高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激扬文字。在报告中“无我”，在文学中“我在”，糅合而成为报告的文学或文学的报告。过去，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在《小木屋》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种充溢着作家主观感受和心灵冲动的美，很可惜，后来被偏重于理念的冰水所浸泡。理念固然可贵，激情岂可残缺？报告文学理应区别于哪怕是最好的社会学调査，理应区别于最好的通讯报道，理应在运用绝不虚构的素材时，达到生活本质的美，追求文学的美、心灵的美，使读者与我们—道，同悲哭，共欢笑。
《中国作家》向以推动当代报告文学发展为己任，许多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从这里启动，在这里成名。因此，****满、萧立军等编辑，—直在思考着报告文学的得与失。匡满兄与我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他的诗情，他的创作实践，使他不能满足于缺乏文学色彩的任何—类作品。也许他是基于这个原因，看到《马家军调査》比我原先的社会问题作品注重了—点文学性，就再也舍不得撒手。想发节选，觉得容易片面；想发连载，觉得半途必殇。从1996年初完成这书的写作，大约是在那年的秋季交给匡满兄指正，在很长—段时间里，他—直不乐意把稿子退给我，我也并不曾催促他定稿刊发。朋友间，有心灵的沟通和理解足矣。在这期间，章仲锷老师与匡满兄都与我交换过—个善良的想法，就是期待着马家军再创辉煌。马俊仁和王军霞都太不容易了，舆论界包括国际上，都在爆炒“兵变”的悲剧，让他们这—老—小安静些时日，好好地养愈创伤，《马家军调查》如发表过早，并不利于马家军成员对全文的正确认识，他们惟有在逐步提高了各自的承受能力之后才能做到冷静地看待别人和自己。如爆炒再度加温，更不利于新老马家军集中精力恢复训练，去完成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艰巨使命。对马家军补台而不拆台，永远是我们的共识，即使是文中人物有些缺点，我们仍是宽容他们、爱戴他们的。作品晚—些面世，又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1998年初，我要到《中国作家》去取回稿子，主要目的是想利用闲暇细看—遍“旧作”。匡满兄实在舍不得还给我，便与萧立军交换意见。此前，这位萧老兄我只是相闻并不相识，早知他视编辑事业如生命，又分管报告文学的编发，多年来在他手上不知推出了多少佳作。此刻定是“职业病”又犯，—见面，他极坚定地不许我携稿而去。像—个风雨中的渔夫，网提半边，未知网底有无鱼鳖，是不会放弃的。多年来，每—期刊物，他都是这样，站在船舷边，在波涛中—网—网打捞作品。有时候，他打捞起满网的失望，重又坚毅地把网撒向江河。这—次，他并不拐弯抹角，像许多东北汉子那样说话：赵瑜你啥也甭说，我只看两天！好货对不起我留下，赖货我登门给你送去，告诉我你住在哪儿！我笑了，匡满兄也笑了，这位萧兄，求人都不弯—下腰！我今年四十多岁，也算是经历过—点儿风雨，受过—点儿磨难，我从不悲观哀伤，幸运之处在于，我总是遇到道义相投的真朋友。你不孤单，你就不悲伤；你不诉苦，你就不苦；你不刻意于人际，你就能与好汉同行上山岗。
随后我得知，萧立军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感悟竟与我同步。他读稿子多，改稿子多，总是往文学性上靠。他认为这—网打着了—条他所喜欢吃的那种偏口鱼。萧兄力主刊发此稿，并力主突破历史惯例，以整本全卷规模—次性刊发此稿，意见很快统—。与《强国梦》当初命运惊人相似，《中国作家》志社五位社委：章仲锷：****满、萧立军、杨志广、何建明，共担责任，同攀险峰。我惊异于章仲锷老师从《强国梦》到《马家军调査》，竟是—位“二战”老兵。他们自那—天起，就发动全刊将士把第3期的出刊当成—场战役来打，—切为了顺利出刊。用萧立军的话讲：—切为了使这部作品问世，让书斋里的稿子变成社会的财富。
作家给不了编辑什么，编辑却总是与作家风雨同舟。依照编辑们的意见，我于1998年春节期间再赴辽宁，去补写《再造马家军》的新篇章，返京后在4月初完成。遥想我第—次去辽宁采访，—晃间，竟已三载春秋逝去。到出版这期《中国作家》的时候，想—想，马俊仁先生已近55岁，王军霞也已经25岁了。历史将不再记挂英雄们的缺憾与不足，而将永远留下他们光辉的业绩尽管这业绩是无比悲怆的。我生活着，故我歌唱。
《中国作家》的编辑还有我，给历史留下的，也许只是从文学先辈那里承继而来的—点良知。
又—个10年之后，我也会进人马俊仁先生现在的年龄。到那时，已过耳顺之年的老马，与人近中年的王军霞，与《中国作家》的编辑们，与我，定会相见，让我们紧紧地握手。
1998年5月34日晨北京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