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没说什么，只是说坚决服从领导的决定，一定要好好工作，争取为公司创造财富云云。出来以后回到办公室，我就打电话给在外地出差的辜总，问这是不是他的决定，他很吃惊说这事他并不知道，是张总趁他出差和总公司人事部经理私下搞的鬼。回来后，辜总以清欠工作离不开我为由否决了张总的任命，但我明白这只是开始。
下属遇到上级不和，就像夹心饼干，若不懂得明哲保身而涉身其中的话，纵使错根本不在自己，也往往会成为矛盾的牺牲品。在某些上级的眼中，员工是他的工具，那些工具对他有利时，他会重用；无利时，他就要除去。不要以为，你给公司打拼，创造那么多利润，无功也有劳，上级会一直善待你的。如果你自认是“功臣”，那么你就要学会先下手为强，在上级还来不及下调令前，就做好万全的准备，使自己不至于陷入他的陷阱当中。还好这一次我及时与辜总沟通，避免了一场流放的危机。
我现在才知道，行政部经理是一个“风口浪尖”的岗位，哪里都有斗争。你不跟别人斗，就会被别人斗。参与过职场斗争的副作用是，你会慢慢习惯于身陷这种争斗，甚至开始享受斗争的过程。陶醉于不断升级的斗争技巧，就像武侠小说中刚出鞘的剑，见了血就容易兴奋。如果说有的人把职场斗争当成噩梦来做的话，还真的有人把它当补药来吃，越斗越来劲儿。
在公司，我一心做我该做的事，以为这样不会有麻烦，但我越尽力，麻烦越多，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来有“为谁做”的问题。我谁也不愿意“为”，只想以一个打工仔的姿态在敌对纠缠的辜总和张总中保持独立，不想归属任何一派，希望对得起自己那份薪水和已经建立的声誉。
辜总和张总开会说要讨论将一些有经验的人员外派大鹏的事情，并且还把我和他说过的，希望廖文范能担任大鹏营业部总经理的话在会上重点提了一下，让大家都考虑下一步怎么做，因为大鹏营业部的建立，既可能成为公司的伏尔加格勒，又可能成为滑铁卢。
我没有参会，当时正与阿撒去追一笔款子，并不知道自己的那些话已经到了张总和各部门负责人的耳朵里。回来后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发现别人都不敢和我说话，才开始怀疑起来，就询问一位要好的同事。那个经理本来也不愿意说的，但我以前曾经帮过他，最后就如实说了。他说张总不大高兴，对下面的人说“晓天野心大着呢！准备给自己的未来布局了，以后就是辜总恐怕也得听他指挥”之类的话。
我这才知道自己一下子得罪了张总和一些中层干部，心里不由埋怨起辜总来。再一想也怪不得他，他没有想那么多，对于下面的问题向来是不太在意。跟张总比较起来，他是实干型，而张总则是工于心计。
关于大鹏营业部组建的策划书写到一多半了，我不想再写了，因为张总也都被辜总吩咐要各写一份方案。辜总还单独问过我两次，我都谎称正写着呢。
阿撒听说后就鼓励我说：“写下去！为什么不写？早晚你要给辜总一个交代吧，这是躲不过去的。再说了，你不写张总也不可能再对你好，反正人都已经得罪了，你又不是哪儿做得不对，于公于私你都不该逃避。”
阿撒的话倒给了我些勇气，我用力抿了抿嘴说：“好！那就写完它，不过你可得帮我啊。”
阿撒又说：“张总不拿方案，你就不拿，他拿了，你一定要拿出来，让他看到辜总把你的方案和他的方案放在一起讨论，他就不敢随便欺负你。”
我自己做事情向来不太想和谁发生冲突，只想对得起自己的薪金，但是为了今后的生存，我的智商会转瞬间惊人地上升，超常地发挥。
没多久，公司果然发生了政治斗争，我不得不当了一次焦点人物，也幸好阿撒的督促和帮忙，完成了那份建议书，才化险为夷。
本来我想早点息事宁人，可事情的发展超出我的预料。张总很快把方案提交了上去，我知道了还是没交自己那份，心说还是让一步吧，和张总争犯不着。结果张总似乎再次占了上风，他的文笔好，那个方案篇幅很大，文采卓著，甚至已经盖过了方案本身，辜总也夸他文笔好。
对于方案辜总倒没多说什么，但给人的感觉张总已经胜券在握了。他的方案就是把平时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一些人派到大鹏当干部，就连清典和于子明都弄了个部门经理。另外，叫跟他比较近的李学林去做营业部总经理，然后把公司里一些不是本地人或者是根子不硬的人派过去，给了任务，三个月完不成自动离职。这下子公司里的人便群情激愤，私下里都骂他心狠手辣，又想借机铲除异己，手段太毒。
我不想卷进去，我知道自己来得晚，斗不过张总。但原来的一些人就感到了群龙无首，这让我也觉得张总有点过分。
这天早上，在办公室大厅里，当着很多人的面，张总半开玩笑半带嘲讽地对我说：“哈，我们的晓天经理可是提了个好建议啊，怎么没弄一份完整的方案出来？真是可惜，要是弄出来一个，恐怕我们这些老人是要失业了呢！”说完还一本正经问别人，“你们说是不是啊？”
那是我感到他最丑恶的一天。本来我一直对这个人怀有一种敬意，张总的这一举动彻底破坏了他在我心中原有的形象。
等张总走后，一些人聚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我：“你看你找的这事，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方案啊？事情是你弄出来的，可不能就这么不管了啊！”
“你一个很随意的建议，却给大家带来这么多麻烦，你说怎么办啊？”粱琪说。
我不言声，张总终于逼我反击了，这也是他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地方。大凡职业经理人，是一定要切记“静”这个字的，辜总曾对我说：人们为什么说平静，平和静心，有静心做事就会公正公平，而且合乎礼。职业经理人失去了静字，就变成小人了。虽然辜总自己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但他这种解释我却非常赞同。
张总的某些话也引起了其他几个部门经理对他的怀疑。他大概得意得有点忘形，对着其他几个部门经理说有些员工看着有才，但很可能是害群之马。张总还提到了我，这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失误，他应该明白廖文范对我的态度。他说我暗里拉帮结伙，总想和他作对，廖文范才突然意识到他工作上可能真的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辜总随后便找我谈话，当然他不是怀疑我，而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对张总的猜测，结果我始终没说任何关于张总的坏话，辜总又专门问我对他的印象如何，我说：“一切自有公理，大家都看着呢。”
至此我心里也已经明白可能是怎么回事了，便向辜总提交了那份早已完成了的方案。辜总看了连连称赞，说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营业部经营规划方案，但思维角度新颖，很能给人以启发，可参考的价值很大。
辜总终于召开中高层管理会议，在会上把我的方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问大家的感想。各部门领导们都默不作声。辜总扫视了一遍会场，大声说：“观念！观念！我落伍，你们也都落伍了吗？要发展就要有创新，我还一直说我观念落后了，不懂市场，不懂经营，所以希望你们多负些责任，可你们都在操心什么？争来争去有什么用，公司垮了你们还不都得失业？！”
会后不到一周，廖文范就任大鹏营业部经理，张总提名的人一个也没有提拔，提拔的都是近三个月业绩突出的人，梁琪也成为部门经理之一。
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仿佛一切归于平静，但是，我知道在平静的后面隐藏着更大的爆发，至于哪天爆发，我估计比预测地震还难。
一天，辜总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过去以后，见他正和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谈话。
见我进来，他连忙介绍说，这位姓刘叫刘杰，是一个玩具厂的老板，因为要赶一批货出口，想在我们公司找一笔短期流动资金。
自从廖文范去大鹏营业部以后，她原来的业务一直是我在兼管，为此张总很是不爽。我跟刘杰聊了一会儿，他说他现在赶的这批货，是给香港百货公司的圣诞节的补货，要在一个月内赶好，他承诺给公司比较高的回报。
这可是件好事啊，但是我转念一想，以前公司没有跟刘杰合作过，对他的信誉不太了解，会不会有问题呢。
听了我的想法，辜总嘿嘿乐起来，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尽快把手续办好就行。”我说要正常办，大概要一周时间啊。辜总说：“你怎么这么笨，你账户上还有多少钱？”我说：“还有三十多万。”辜总说：“你先用这笔钱不就结了吗？你别怕，刘总是我同学，出了问题我还你。”
我说：“那你得写个条子，不然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辜总摇着头，边写条子边对刘杰说，你看看我这个同事，以前我就跟你说过，人是好人，也有能力，就是死脑筋，这事也要我批条子。
我对此只能报以干笑。拿了辜总的条子，提了现金，我跟刘杰到他厂里拿了借据和国土证来做抵押。刘杰死活不让我走，非要和我喝一场，结果在一家饭店喝得天昏地暗。
席间，刘杰厂里有个漂亮的文员叫万惠总敬我酒，我还和她交换了电话号码，后来实在架不住他们的车轮大战，就找个机会说有事回家了。
最近以来，阿撒几乎可以完全独立完成工作了，大大小小的债也要回来二十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现金，按照辜总的意思先进我私人账户，然后再放给刘杰。阿玲约我出去吃过几次饭，有次喝多了，拉着我说要我去她那里，态度也很明确，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身体关系的好。第二天，两人再见面，谁也没提前一天的事情，就仿佛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大鹏营业部业务一直上不去，辜总很着急，张总又开始对外散布假如当初是派李学林过去不至于这样一类的流言。等到大鹏营业部的业绩逐渐稳定，龙岗这边却出现业绩下滑的迹象，其实主要原因是，张总在这边推行工资和绩效挂钩，而且基本工资也压得很低，差不多每个员工都得拼命才能拿到提成来超过以前的薪水。
张总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公司内的“闲人”也都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忙着跑业务、谈客户，根本就不在乎是在上班时间还是占用了私人时间。尤其在公司规定，如果连续三个月业绩都为最差的话，就要列入辞退的名单中。当然，如果连续半年都为前三甲，就会被提升，薪水也因此翻番。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行以后，我发现很多人的业务进展简直就微乎其微，而且明显公司的氛围变了，同事之间的交流少了，人与人之间请教问题时也不像以前能得到真诚的帮助。很多人每天都很压抑，不敢看每月的排行榜，但也不得不为了每月进入TOP3而苦苦奔波着。很多人觉得有些经受不住，头脑中不时窜出跳槽的想法。
看到这种情况，辜总开始变得焦急，不时地问我怎么办？我一时没想好，也不好轻易发表意见。因为我深知，在这个公司，我绝对不能提交一份连我自己都不想收到的报告，更不能言之无物，因为我不只有填写报告的义务，同时也有提出改进意见的责任。更不能言而无信，否则会让所有与我工作上有关系的人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其实，我觉得张总这次推行的制度不是不好，而是没有从公司的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催生了过度竞争。凡事讲求个平衡，过度自然违背了一定的规则。竞争是个潜规则，过不过度，有时很难说。就拿员工来说，用一句广告词形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月你任务完成得出色不是？下个月接着追加，老板只要结果，员工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公司内，员工存在竞争，行业内，老板之间也有竞争，你一松气马上被拉下来，谁敢怠慢？过度竞争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跟自己过不去，二是跟人家过不去。我们首先该问问自己，究竟什么是竞争？难道就是压倒甚至毁灭别人，来显示自己的强势吗？这会导致两个极端，胜出者更加焦虑，患得患失，难以获得内心真正的快乐，失败的人容易破罐子破摔。
我决定仔细地进行一次调研，然后形成一个提案交给辜总，而且还要避免与张总发生正面冲突。
这个月公司的电话费也忽然增长了很多，到电信局一查，原来是有人在偷打声讯电话。公司除了财务、辜总办公室是单独的电话，其他的都是用一部四回路的老式三十二路程控交换机控制的，所以是哪一部分机打出的根本查不出来。
我想了一个办法，叫前台小姐和林英分别把每个员工在办公室的时间悄悄记下来，然后在下一个月电话费单出来时逐一比对。当然，我也发了一个禁止拨打声讯电话的通知，但我知道，那人一定还会打的，因为我听人说打声讯电话会有瘾。
当电信局的话费单和林英、前台小姐的记录清楚地表明，打声讯电话的人就是李学林时，一场争论在我和张总之间展开，我的建议是立刻开除李学林并要他赔偿损失，张总的意思则是再给他一个机会。
“高层管理人员疯了才会鼓励员工犯错误！这是根本用不着考虑就能回答的问题。”我这样对张总说。
“一家容不得雇员出半点儿差错的企业，不客气地说，能活着，都已经算是奇迹了。”张总这样解释。
我最信奉的是员工的力量。我相信如果他们犯了错误，应该让他们明白这并不会导致恶果。真正能够导致恶果的是犯了错误却竭力加以掩盖。如果员工不犯错误，那么他们永远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总是犯错误，你就应该让他们去为你的竞争对手工作。
但是，李学林的情况不同，他是在明明知道公司有严格的规定不准打声讯电话的情况下故意浪费公司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