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莎娜惊呆了，在两个孩子中二选一，这是每一位母亲都难以抉择的事情。她多么想让自己留下！——这是她一辈子最痛苦的选择。
琳莎娜抱着儿子快步向外跑去，留下的是６岁的女儿艾拉娜，女儿望着妈妈的背影拼命地哭喊：“妈妈，别扔下我！”声音撕裂着琳莎娜的心，在即将走出学校的时候，琳莎娜又回头看了女儿一眼，心中说我还要回来。
果然，不到一个小时，琳莎娜不管外面人的劝阻，又回到了人质中间，她悄悄地给女儿带去了水，她说：“我是母亲，我不能扔下另一个不管，我知道，如果我不回来，艾拉娜一定会死，我站在她身边，哪怕是最危险，哪怕是绑匪用枪对着她，只要我在她面前，替她挡着子弹，总还有生的希望。”
如今，琳莎娜和儿子、女儿都健健康康。或许，谁都会猜测到在女儿艾拉娜心中一定有个疑问：当初母亲为什么没有带她走？
我想，这个答案，她母亲早已用行动做了回答。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一定会记下“北奥塞梯人质事件”。这次惨无人性的绑架学生事件中，死亡的人数是３３２人，重伤是７0４人。其中，学生死亡有１５５名，重伤２4７名。然而６岁的艾拉娜却安然无恙——这是母亲再次回来的结果！这是母亲陪她共同度过被绑架５３个小时的结果。
其实，对于一位母亲而言，在面对绑匪枪口的时候，心中又怎会有什么选择？
她心中唯一有的，就是爱！除去自己的、对儿女的无私的爱！
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
一位母亲写给世界的信
亲爱的世界：
我的儿子今天开始上学。在一段时间内，他都会感到既陌生又新鲜。我希望你能对他温和一点儿。
你知道，直到现在，他一直是家里的小皇帝，一直是后院的主人。我一直在他身边，为他料理伤口，给他感情上的慰藉。
可是现在——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今天早晨，他将走下屋前的台阶，挥挥手，踏上他伟大的冒险征途，途中也许会有战争、悲剧和伤痛。要在他必须生存的世界中生活，需要信念、爱心和勇气。
所以，世界，我希望你握住他稚嫩的手，教他必须知道的一些事情。教他——如果可能的话，温柔点儿。教他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恶棍，就有一个英雄；有一个奸诈的政客，就有一个富有奉献精神的领袖；有一个敌人，就有一个朋友。教他感受书本的魅力。给他时间，去安静地思索自然界中永恒的神秘：空中的小鸟，阳光下的蜜蜂，青山上的花朵。教他知道，失败比欺骗要光荣得多。教他要坚信自己的思想，哪怕别人都予以否定。教他可把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以最高价出售，但绝对不要出卖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教他对暴徒的嚎叫置若罔闻……并且在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站出来战斗。以温柔的方式教导他，世界，但不要溺爱他，因为只有烈火才能炼出真钢。
这是个很高的要求，世界，请你尽力而为。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伙子。
成功的时候，谁都是朋友。但只有母亲，她是失败时的伴侣。
妈妈，你究竟在哪里
一丝灯光悄然渗过门缝，落到地板上。我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些许动静，于是开始热切地企盼，希望这一次真的能见到母亲或是父亲。我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脚丫走到门边，伸手够到门把。刺眼的灯光霎时间倾泻在我的房间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面前响起：“宝贝，快回去睡吧！”那不是母亲的声音，而是这栋房子里的阿姨的。我认识她，却从来不知道她是做什么的。
有时候，房子里也会有其他小朋友。白天我和他们一起玩儿，天一黑，他们就不见了踪影，只留给我一份深深的孤独。妈妈究竟在哪里？她为什么不回家？
我经常含着眼泪睡去，朦胧中奢望着，等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躺在母亲的怀里。然而，每一个清晨，等待我的依旧是一片孤寂。我唯有独自起床，闷闷地走进厨房。一股头发被烧焦的味道刺激着我的鼻子，这是阿姨在用一种加热后有直发作用的发胶水整理头发。厨房里已经有了些人，只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我在自己的那张小椅子上坐下来，无聊地靠在小小的餐桌上。早餐是涂了果酱的烤面包片和一杯咖啡。我习惯蘸着咖啡吃面包。
我问一位阿姨：“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
阿姨看着我，温柔地笑了，“妈妈今天就会来的，宝贝。”阿姨的声音是轻柔的。只是，天很快就又黑了下来，我心底的那份恐惧随着黑夜的降临再次袭来。我不想一个人回到小小的房间。
阿姨伸出一只手。她的皮肤是黑色的。那是一只印满操劳的手，摸上去油腻腻的。我被阿姨领回房间，被阿姨安顿着上了床。
我不要待在这里！我躺在床上，怔怔地望着从门缝里渗进来的那一丝灯光。“妈妈，你究竟在哪里？”没有人回答我。我感到害怕，怕自己会永远在这栋房子里待下去，怕妈妈再也不会露面，怕自己从此再也回不了家。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身上已经被冷汗浸湿。床头的闹钟指向凌晨五点四十五分。此时的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四岁的小男孩，而是一个四十五岁的成年人，身旁躺着我的妻子。我又做梦了。刚才的场景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睡梦中，但我从来没有向妻子讲过这个梦，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过它。这个梦追随了我四十年。有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这一场梦竟然真切得让我能够感受到心头的那一滴血。曾经经历过的生活，留在我记忆当中的那些磨难、贫困、罪恶、绝望，经年累月的挣扎，以及看似不可思议的荣誉和悲剧，凡此种种，无不像是一场梦，过眼云烟般的梦。然而，唯有这一场梦，四十年来始终萦绕着我，不肯离去。我能清晰地看见那个被遗忘的小男孩，那个被遗忘的儿子在苦苦地等待他的母亲。那一幕，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那是我心底的一个黑洞。
我搞不懂，为何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依旧摆脱不掉这场梦。我摇摇头，试图让自己变得清醒。我走下床，进了洗手间。我想冲个澡或许会让我感觉好些。
今天是2000年8月19日。再过几个小时，我将与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并肩站在纽约市政厅。朱利安市长将向全世界宣布，任命我出任纽约市第四十任警察局局长。
(伯纳德·B·克里克出生在贫民窟，幼年时被母亲抛弃，成年之后由普通警察做起，进过特种部队，管过监狱。在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时协助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处理了“9·11”恐怖事件，曾被布什总统提名为国土安全部长。最终，他成长为美国警界着名的铁腕人物。)
世界上一切都可能是假的，空的，唯有母爱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的。
母爱
“仅次于人的聪明的动物，是狼，北方的狼。南方的狼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不知道的事咱不瞎说，我只知道北方的狼。”
一位老猎人，在大兴安岭蜂蜜般黏稠的篝火旁，对我说。猎人是个渐趋消亡的职业，他不再打猎，成了护林员。
我说：“不对。是大猩猩。大猩猩有表情，会使用简单的工具，甚至能在互联网上用特殊的语言与人交流。”
“我没见过大猩猩，也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东西。我只见过狼。沙漠和森林交界地方的狼，最聪明。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啦……”老猎人舒展胸膛，好像恢复了当年的神勇。
“狼带着小狼过河，怎么办呢？要是只有一只小狼，它会把它叼在嘴里。若有好几只，它不放心一只只带过去，怕它在河里游的时候，留在岸边的子女会出什么事。于是狼就咬死一只动物，把那动物的胃吹足了气，再用牙齿牢牢紧住蒂处，让它胀鼓鼓的好似一只皮筏。它把所有的小狼背负在身上，借着那救生圈的浮力，全家过河。”
“有一次，我追捕一只带有两只小崽的母狼。它跑得不快，因为小狼脚力不健。我和狼的距离渐渐缩短，狼妈妈转头向一座巨大的沙丘爬去。我很吃惊。通常狼在危急时，会在草木茂盛处兜圈子，借复杂地形，伺机脱逃。如果爬向沙坡，狼虽然爬得快，好像比人占便宜，但人一旦爬上坡顶，就一览无余，狼就再也跑不了了。”
“这是一只奇怪的狼，也许它昏了头。我这样想着，一步一滑爬上了高高的沙丘。果然看得很清楚，狼在飞快逃向远方。我下坡去追，突然发现小狼不见了。当时顾不得多想，拼命追下去。那是我平生见过的跑得最快的一只狼，不知它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像贴着地皮的一支黑箭，追到太阳下山，才将它击毙，累得我几乎吐了血。”
“我把狼皮剥下来，挑在枪尖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想，真是一只不可思议的狼，它为什么如此犯忌呢？那两只小狼到哪里去了呢？已经快走回家了，我决定再回到那个沙丘看看。快半夜才到，天气冷极了，惨白的月光下，沙丘好似一座银子筑成的坟，毫无动静。我想真是多此一举，那不过是一只傻狼罢了。正打算走，突然看到一个隐蔽的凹陷处，像白色的烛光一样，悠悠地升起两道青烟。”
“我跑过去，看到一大堆骆驼粪。白气正从其中冒出来。我轻轻扒开，看到白天失踪了的两只小狼，正在温暖的驼粪下均匀地喘着气，做着离开妈妈后的第一个好梦。地上有狼尾巴轻轻扫过的痕迹，活儿干得很巧妙，在白天居然瞒过了我这个老猎人的眼睛。”
“那只母狼，为了保护它的幼崽，先是用爬坡延迟了我的速度，赢得了掩藏儿女的时间。又从容地用自己的尾巴抹平痕迹，并用全力向相反的方向奔跑，以一死换回孩子的生存。”
“熟睡的狼崽鼻子喷出的热气，在夜空中凝成弯曲的白线，渐渐升高……”
“狼多么聪明！人把狼训练得蠢起来，就变成了狗。单个儿的狗绝对斗不过单个儿的狼，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老猎人望着篝火的灰烬说。
后来，我果然在资料上看到，狗的脑容量小于狼。通过训练，让某一动物变蠢，以供人役使，真是一大发明啊。
记忆中的母亲啊！最心爱的恋人啊，您是我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情谊。
我的母亲
母亲没文化，却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她说话干净利落，形象生动，从不拖泥带水，而且有时很有文采。我小时候她常抱我去戏园子看梆子戏，戏剧人物就进入她的语言。她说某人脸红，就说“脸红得跟关公似的”；形容某人爱哭，就说“哭得像刘备似的”。我稍大一点，天凉了不肯加衣，她说：“穿上，寸草遮文风。”那时对这话还不太理解，却牢牢记住了，后来越想越觉得意味深长。我１９４８年离家，１９６２年才第一次回去探家，相隔１４年之久，进门刚喊了一声娘，就听到母亲慢悠悠地说：“呀，这不吃奶还记得娘吗？”一句话说得我羞愧难当。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常教的儿歌“小麻喳，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我真的忘了娘了吗？说良心话我没忘，可是为什么过了１４年之久才回来看娘？哎，真是一言难尽！母亲见我难堪，就换了口气说：“请一个瞎子算了一卦，知道你这几天回来，这不，买了块猪肉在墙上挂着。”我一看房墙上果然挂着一块大猪肉。那时广州猪肉１４元一斤，家乡也卖到７块钱，家里买这块肉真不容易。
父亲抗战前是国民党县政府的小职员，算盘打得极好，小时候常见他晚上熄了灯还练算盘。后来读了“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样的诗句，便觉得也可用来形容父亲的算盘声。县城沦陷后，国民党的县政府在乡下游击，父亲的算盘仍然用得着。外祖父家是地主，有八九十亩地，父亲出钱赎回外祖父当出去的２０亩地，算在我家名下出租。土改时，父亲成分本来划为小土地出租，复查时发现地主户数不够，便把父亲“升格”为地主。这一来我便背上了“地主家庭出身”的包袱。１９50年我调到广州，不久便发现肺结核，大量吐血，最怕的就是叫我“回家养病”，好在没叫我回去，养了几年病也好了。反“右”时我因为“不积极”，被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接着又是下放劳动，大跃进，生怕“改造”不好，哪里还敢回家探亲，于是一拖就是１４年不曾回家。到了１96２年，吃饭成了问题，政治气氛不那么紧张了，这才利用一次北上出差的机会，请假顺道回家探亲。面对母亲的责备，只有哑口无言。
没想到，第一次回家之后，刚能吃饱肚子，又碰上了“四清”、“文革”、“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１９７６年，才利用出差的机会第二次回家，中间又隔了１4年。这时父亲已经病逝，母亲跟同父异母哥哥生活，一见面又是一句：“哟！掐得真准，不到１4年就不回来！”望着７0多岁日见衰老的母亲，我又一次无话可说，只有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勤来看望老人家。
母亲心胸开阔，遇事想得开。１９４８年春天，我为了上中学去投奔远在河南新乡的大舅，她心里舍不得却不表现出来，只是挑了个“好日子”——惊蛰，说是“二月二，龙抬头”，很平静地打发我上路。当时一位表姐说：“俺姑心真狠，他才１６岁就放心让他自己出远门！”我长期不在家，母亲和并非亲生的哥哥相处得很好，帮哥哥带大了几个孩子，又带过几个孙子、曾孙。她一生勤劳，纺纱、织布、剪裁、缝纫无所不能，针线活在同辈中是拔尖的，每到秋冬之交，散处四乡的晚辈亲戚便纷纷用拖拉机或地板车接她去做针线活。８０岁以后，走路要拄个拐杖。一次我回家，她边揉面边说：“自从嫁到你们李家就做饭，如今腰也直不起来了还做饭。”牢骚中含有几分得意。
母亲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亲自送走了两个弟弟：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民党员，总算为国共两党做了一点事情。1993年，90岁的母亲病逝。我因心脏病不能回乡奔丧，用电报发回去一副挽联：
九十年含辛茹苦慈恩荫后代
三千里忧国思家哀子哭高堂
母爱是多么强烈、自私、狂热地占据我们整个心灵感情。
妈妈的鞋子不见了
元月，我去桂林，在教育街花鸟市场三号门面前，初见虎皮。
精美的木质雕花鸟笼里，虎皮一身翠绿，孤独地立在栖枝上面朗诵一支童谣。我的双脚于是像灌了铅似的，再也挪不动半步，目光久久地纠结在那翠绿的流线型的小身体上面。
精明的店主一眼便看穿了我的迟钝，开始漫天要价。
我像个傻子一样任他掏空了身上所有的钱，然后不得不步行一个多小时走回下榻的酒店。一路上，我并不寂寞，因为虎皮是个热闹的家伙，它不时地朗诵起我熟悉的那支童谣。
我的心里有酸酸的物体在澎湃，仿佛看到巧巧踮着小脚唱着童谣朝我走来：“天亮了，鸡叫了，妈妈的鞋子不见了，东找找，西找找，找不到，就算了。”
巧巧是三岁四个月零八天的时候在庙会上走失的。
本来我紧紧地攥着巧巧的小手，可是后来遇到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在我伸手掏零钱的空当，巧巧淹没在汹涌的人群里。她丢失的那天，身上还穿着我给她织的绒线背心，颜色正是虎皮身上那种翠绿。
巧巧丢失整整两年了，长辈们开始委婉地劝说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彼时，我的情绪已由当初的日哭夜闹渐渐平静，但我仍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对自己说，哪怕穷尽一生的时间，也不放弃对巧巧的寻找。我申请调到贸易部，开始天南地北地走，一边谈生意一边寻找巧巧，直到遇上虎皮。
然后着了魔似的把满腔思念嫁接到虎皮身上。
虎皮仗着能把人类的话学得惟妙惟肖，自觉比一般鸟胜出一筹，眼里常常闪耀着目空一切的傲气。在我满腔慈爱的注视下，虎皮显得不卑不亢、常常自顾自地用尖尖的喙沾了清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从不多看我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