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到南站是买“海拉尔”棉鞋，竟把这事忘了。
白雪覆盖苏联红军纪念塔顶的坦克，使它像一辆真坦克，抬高炮管翻越一个弹坑。这时，一块雪从坦克上滑下，积累不住，在空中分散，落在黑湿的水泥红砖上。
我在南站的胡同寻找一种棉鞋，高腰黑条绒面，两层毡垫扎在一起当底儿，叫“正宗海拉尔”棉鞋。胡同卖鞋垫的人卖。暖气不好的时候，在屋里穿。
朝鲜冷面店门口摆几个烤肉的铁皮炉子，一人蹲着，捏一把用过的方便筷子生火。专卖店的小姑娘穿店服，并拢双脚鼓掌，说：“随便看一看啦！”橱窗的黑塑模特穿毛衣，搭一条围巾。长途车拐进来停下，旅客用犹疑的眼神看东看西。这种眼神对狗来说就是它们的鼻子。行人有穿连体雨裤的，沾着下水道的污泥。有人把头埋在风衣的怀里打手机。两个女人穿一样的衣服，如降价买的。一女子穿薄袜，短裙束腰短大衣，在雪溅黑泥的路面走过，像幸福生活楷模。她上身挺直，腰也未动，屁股两边扭，往左扭的幅度大一点，左脚着地重。
“Qi ha xa ye ben jian？”
我在人群中听到了这句话，蒙古话——直译：你走向哪个方向？即你上哪儿，往哪儿走。
我用目光捉住了说话的人——民工，头发耸立，鼻梁一块创可贴。对方也是民工，回答：
“Ge ri ten he ri ya。”（回家。）
这两句蒙古语让我怔住了。我是说，它使我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像车辙蜿蜒的乡路有一粒红豆，像森林一棵树的杈桠上放着一封信，像身处异乡有人喊你的名字，像被河水冲走的衣裳又漂了回来。
“Ge ri ten ya men ri ji ri ge？”（家里怎样情形？）
“Ho sai hana”（均好。）
我听他们说话，像是为我而说的。蒙古语的发音，特别是牧民的话，详实亲切，每个词后面藏着一样可见的东西，比如铁锅、马鞍子、炕沿、拴马桩、装红糖的铁罐、羊五叉、银板指、鞋和反射酒瓶子倒影的亮漆的红箱子。蒙古语把它们擦亮，或者说，它们是雨水，让蒙古语长出新绿的叶子。
鼻子有创可贴的民工脸宽，嘴大到恰好，说他始终在笑也行。另一个民工用手指捏肩膀垂下的系行李的带子。他们脸红，颧骨的皮很薄，像容易被风吹破。从头到脚的衣服已有城里人的意思，或者说城市垃圾衣服的拼凑。眼里有牧人的单纯。
蒙古人要说的话不多，换句话说，蒙古人放马、种庄稼的生活没有催化更多的话语。一些蒙古语是说给牲口的。你看，一个牧民出屋，把鞍子备在马上，饮马，从窗台抓一把烟叶放进兜里。当他让马抬蹄穿过缰绳时，说：马抬蹄。牧人上马走远了。牧人和牧人见面时，问：“今年草场怎么样？”那人眼睛看着草场，答：“还可以。”问的人也看草场。在牧区，许多事情不用问，也不用回答。“你的马好吗？”马就在那里，自己看吧。
“你的孩子好吗？”孩子正拽牛犊的尾巴奔跑。天气、雨水、玉米的长势怎么样？看吧。在牧区没有什么看不到的东西。问询在牧区成为礼貌，语气很轻，像吐出的烟雾一样缓缓缭绕。
我加入不进他们的谈话。我能问他们庄稼的事情吗？蒙古语的词汇那么轻快地在他们口唇间舞蹈，如春水带走片片桃花。他们真挥霍。在沈阳，我听到的每一句蒙古语都很珍贵，他们连贯的对话，在我心里像一次多米诺骨牌比赛，这一排塌过去，又塌过来，折折叠叠。他们又说“车票、玉米、被子”，这些东西在我眼前顺次出现。
他们分手，一个往南站，一个往桂林街，埋在人流里。他们怎么走了呢，把我独自剩在这里。说蒙古语的人走了，我身后传来强劲的歌声。回头看，等离子电视正在播放MTV“日韩疯”，人物表演卡通动作。歌声骤停，电贝斯缭绕，一人用手指蹭密纹唱片，手击鼓响，裤带从他腰间悬下。
雪闭幕，路面欲结冰，有一些亮光，还没冻成。街上的人比刚才多，商铺灯光搅拌半稠的暮色。我来做什么，忘了。最近我的记忆力糟透了。简单说，是记忆下达搜索的指令后找不到目标。不是记忆没存盘，是目录乱了，需要重建，或者神经递质（传递素）的化学性质不达标。譬如书上说1939年马三立在天津小梨园的搭档是侯宝林，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回家吧，我还记得回家。公交车上接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姓海，回回，演过武生。我想起到南站是买“海拉尔”棉鞋，竟把这事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