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国内蚕茧歉收价格高昂，同时海外各国因天气奇冷，呢绒畅销，丝绸无人过问，又加上日金解禁，日丝步跌，华丝市价遂亦一再下降，厂方亏本每包达二三百两，“查全沪丝厂一百零四家现计停工者已达七十几家，尚有三十余家，亦预备将期丝缫解清讫后，于本月内一律停机，闻其中濒于破产者，为数已不少，情形危急问数十年来未有之现象也。”1930年因美国银根奇紧，丝销呆滞，“日丝意丝无不大受影响，华丝自难逃例外，八月底九月初已有半数停厂，11月1日全部丝厂一百零六家一律停机。”由于丝厂低御外来风险能力薄弱，丝市动荡叵测，资方在丝价良好的情况下连续大幅度加薪造成工价高昂，一旦风云突变，丝价一落千丈，为了降低成本转嫁风险，资方遂采取解雇减薪手段，导致停产罢工不断发生。
劳资对抗的过程及特点这一时期劳资对抗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26—1928年劳方主动出击，处于强势地位，资方步步退却，无力抗拒。据上海社会局1928年统计，丝厂工会达103个，会员25641个，说明当时丝厂工人的组织程度比较高，工人斗争亦获得相当成果。例如，1926、1927年两次大罢工迫使资方大幅度提高工资，常车每日工资由0.42元增加至0.58元，同时在劳资调解会的协调下，丝厂工会与资方达成了丝厂职工待遇条件的条款，为缫丝业工人提供了基本保障。资方面对迅速高涨的工人罢工，只能以妥协和让步来维持丝厂正常运转。1929—1931年资方态度由弱变硬，劳方逐渐处于被动地位。从1928年起，在行业危机和经营压力下丝厂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大量丝厂停业工人失业，资方借此要求工人减薪。鉴于僧多粥少的社会现实，大部分工人被迫答应减薪。从此，缫丝业工人处于被动防御地位。
现出4个特点：1.罢工的突然性和破坏性。突然性是指它并没有象一般劳资争议那样有沟通和交涉阶段，而直接采用激烈手段，使资方措手不及无从防御。如1927年6月初，出现了零星的罢工，资方已预感到形势不妙，先加薪一成，以求缓和局势，但还是无法避免大规模罢工的发生。由于丝厂管理不善环境恶劣，工人文化程度低，社会意识淡漠，容易采取直接带有发泄心理的行为方式。如1926年《社会月刊》形容当时的罢工：“泰来厂门前立有数十人，不肯上工，若有所待，当经再四劝导，置诸不理.忽有路上远来男女数十人，亦至厂前，一声喊叫。迫令先经入厂各女工，已有八成之六，一律拥出，遂即动手乱打，重复入厂，至工作处，将丝茧倾倒满地，凡有缫丝应用物件，打毁殆尽，随即至同一宅内，久泰厂捣毁无遗，扬长至元元厂，先至车间，打毁器具，继将丝茧倒地乱踏，复至职员卧室，抢劫床帐被褥衣服，甚至皮鞋脸巾一并搜去，随即至久康厂，适有造屋之工棚，夺取匠人劈斧六把，竟将大门劈开一洞，拖一年幼女工人门开工，然后大众入内，凡有门窗器具，均用斧头乱劈，敲碎窗上玻璃，即以碎片划断车上之丝，挟人衣袋。”这种暴力行为所造成的破坏性足以震慑资方。
2.工会组织作用薄弱。自国民政府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工会就成为劳资对抗中劳方的代表，但是在缫丝业几次劳资对抗的大罢工中，工会都难以起到领导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一、工人具有明显的地缘特征，受地域及帮派影响较大，工人内部分裂，组织分散，缺乏有经验有能力的领导者，难以统帅全体工人；二、劳资关系对立，解决矛盾的合法途径没有建立，自1926年资方御用工会被推翻以后，资方视工会如洪水猛兽，双方水火不容，加上劳资双方流动性大，工会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并实现工人要求；三、工人自发行动习惯也限制了工会合法手段的运用，但是由于工会具有帮派无法比拟的组织动员作用，所以争夺工会领导权，把持工会的现象层出不穷。如1929年罢工，有女工告发“东区女工会中完全是一个书记卢虚生把持，他早晓得虹口方面有钱可捞的，平时常常煽女工发生风潮，想于中取利，又见虹口工友有二万多人，每人收会费贰角一个月可得二三千元，所以他一方面诱惑工友说向厂方提条件，替工人谋利益，有许多没知识的工友听了甜言蜜语就听他指挥了。”（上海档案馆档案S37-1-208），显然，这样的工会不能合理地引导工人对抗资方，自然也难当领导重任。
3.劳资双方对于劳资调解的态度与当时一般劳资案件表现方式迥异。一般劳资调解中资方都采用拖延战术，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实行不合作，而劳方则十分配合，提供资方不利证据，主动降低条件，甚至采用静坐、绝食和包围等非暴力方式。双方态度不同，但无不各施绝招，无所不用其能。在缫丝业劳资对抗中，资方态度相当积极，主动和官府沟通配合，劳方却是观望等待。
这种表现方式一方面是因为新茧上市之时若不及时开工缫丝，就意味着损失和风险，对于资本小、各自为战的资方而言可能是灭顶之灾；另一方面资方力量不足，复工必须得到官府保护，再加上丝业穷途末路，急需政府救济，只能主动配合。所以，缫丝业劳资对抗中往往出现官府拉着资方到处寻找劳方代表的现象。从根本上讲，一般劳资纠纷主要因经济问题，劳方要求加薪提高待遇，资方则避之不及，缫丝业劳资对抗的动因和目标虽然也是经济要求，但是对资方而言，它所更不能承受的是劳方的行方式和过程。
4.劳方在过程中的强势并未转化为结果的优势。1926一1931年缫丝业劳资对抗在规模和声势上是突出的，但占据主动的工人获得的结果却是有限的。当时国民政府对激烈的劳资对抗作了限制，规定罢工只有在劳资磋商调解无效后才允许，而打厂更为非法。这样.就把发动罢工的一方排斥于劳资调解的对象之外。1927年、1929年罢工因被视为有人煽惑，最终由女管车工作为代表出席调解会，结果女工代表只工工资可否照给等一些小问题，资方稍作让步，罢工就得以“和平”解决，劳资冲突对象在调解中显然错位。1927年以后总工会被取缔，工人各自为战，处于社会底层的缫丝业工人维持了相对原始的斗争状态，以习惯和自我意识与资方展开斗争，这在合法和公开的环境中更显得格格不入，其结果自然是雷声大雨点小。政府和劳资关系劳方强大却分裂无序，资方疲软但攻守不紊是这一时期缫丝业劳资关系持久而混乱的关键。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混乱局面得到部分控制，但工潮没有消弭，这和政府的劳资政策有关。
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相当关注劳资问题，通过立法建立起劳资解决的合法程序，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法规，如解决工商纠纷条例，上海特别市劳资调节暂行条例，劳资争议处理法等，试图改变劳资关系中非法而无序的对抗，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劳资解决机制，建立劳资调解及仲裁委员会等劳资团体，主动介入劳资纠纷、解决劳资问题。从缫丝业来看，最明显的成果就是劳资对抗中的暴力行为得到控制，类似1926年工人大暴动的场景基本消失。另外，政府在介入调解过程中也逐渐找到解决罢工的捷径，通过女管车工这一有影响力的阶层解决罢工问题。女管车工类似于工头，与工人有地缘或血缘联系，又部分承担了管理者职责，有一定的威信，又因本身工资相对较高态度温和，易与资方沟通，所以几次罢工最终由她们引导女工复工。同时，政府介入也使劳资对立有所减弱，劳资对话有所增加，如1928年姜案后期资方同意女工会提出罢工工资及礼拜赏，而1930年女工会也接受资方提出工资八折的要求。总之，政府介入对于控制劳资对抗的激烈程度，逐渐引导台法对话机制的出现，迅速解决劳资纠纷，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这是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但是政府介入作用仅限于控制工潮，还无法防止这一时期罢工的一再发生，这与政府的劳资理念有关。国民政府劳资理论以发展生产劳资合作为基础，以做大蛋糕公平分配为理念，认为中国落后贫穷，只有增加生产，工人生计才能充裕。只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曙光难现，蛋糕反有变小趋势，劳资对抗依然激烈。同时，缫丝业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经济要求自然觉醒，劳方主动出击的趋势巳经形成，劳资合作观念在工人中影响有限，缺乏社会基础。面对连绵不断的罢工，政府除了强化劳资解决机制，再就是限制劳资组织的作用，阻挠总工会成立，禁止公共事业罢工，把劳资关系控制在低层次的对抗状态。结果，在缫丝业的劳资关系中，政府更象消防队的救火员，疲于应付星星之火、劳资对抗依然在持续。特约编辑阎丹红（原文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2期）试论1920、1930年代上海童工问题丁勇华吕佳航20世纪20年代，上海加快其进入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体现得越来越突出，但历史的进步与痛苦却同时存在于文明社会，社会仍有阴暗之处，童工的存在就是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本文旨在探讨上海在新旧过渡与转型过程中产生童工问题的原因，以此来揭示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面。
不同的时代、国别，童工的最低年龄界限不同。2002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中第二条规定：童工是指未满十六周岁，与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劳动关系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者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但在20世纪初期，童工的年龄都低于这个标准。1919年国际劳动会议规定十四岁未满者为童工。1923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暂行工厂通则》规定：“男子未满10岁，女子未满12岁，厂主不得雇用之”，“男子未满十七周岁，女子未满十八岁者为幼年工”，［1］37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修正工厂法》规定：“未满14岁之男女，工厂不得雇用为工厂工人”，“男女工人在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者为童工”。［1］39文中论述的童工是指1920、1930年代上海地区未满16周岁的在工厂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儿童。
民国时期的沪上，童工被称做“小鬼”、“小猢狲”（沪语）。20世纪以来，上海童工问题日趋严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如1923年成立上海童工委员会专门就童工问题展开调查。当时上海童工的特点是：
第一，人数多，比例大。
1927年9月，泛太平洋劳动大会（基督化经济关系全国大会）的报告中提到，上海工人总数是1，253，000人，其中童工是94，000人（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在工人中所占的比重为7.5％。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等8省29市的产业人数进行调查，数据显示产业工人总数为1，204，317人，而童工为55，605人，［2］54童工在八省工人中占的比重为4.6％。由此可见上海童工与全国相比，人数多，比例大。
第二，分布广，男性童工比例较大，且呈低龄化。
正如表1所示：童工在上海各个行业中都有分布。机械、器具部门比例竟分别高达24.4％、22.4％，但从绝对数来说，纺织部门最多，多达15154人，占全部童工的73.4％。可见当时上海的童工主要集中于纺织工业中，所以，以纺织部门为例分析可以揭示上海童工的大致面貌。
资料来源：王清彬，王树勋，樊弘，林颂河，陶孟和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北平和济印书局承印，第一编，第563页。
从年龄分布来看，从5岁到14岁。火柴厂“儿童之年龄，约五岁至十岁”；纺织厂“彼等开始工作之最低年龄，颇难确定，但依童工委员会之意见，颇有许多童工之年龄，绝对不过六七岁”；缫丝厂“儿童之年龄，大都皆幼，甚有在六岁以下者”。（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生存状况严峻。
首先，工资水平低。“纱厂童工每班0.20元；丝厂童工0.20—0.25元；烟厂童工0.20-0.30元。即以每日收入，供两餐之用，且感不足。”（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从下面表3可以看出棉纺织业中童工工资最高时每日也不过是3角5分，一个月（以30日计）为10.5元，远低于成年男女工人。当时上海普遍工人平均工资为“男工15.28元，女工12.50元，童工8.9元”。［3］189由此可见童工是低廉的劳动力。
其次，工作时间长。上海童工的工作时间大都较长，类似成人工作时间。“多数工人，皆日夜工作，每日两班，每班12小时。”（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上海童工委员会调查发现，“如有亟待完成的工作，童工早上4点甚至3点就要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或更晚，中间只有30分钟用于吃饭。基本上没有休息日，星期天和平常一样工作。”（《童工委员会关于童工状况的各种调查统计资料（1923～1924）》，上海档案馆藏档案，U1-16-2095）1923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暂行工厂通则》中第八条为：“幼年工每日工作，除休息时间外，至多不得过八小时。”［1］37显然，童工的工作时间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其合法的休息时间被厂方剥夺。
再次，生存状况差。大多数工厂空气不佳、尘土亦多，卫生设备落后。童工宿膳虽然有人供给，但是状况极差。“童工们通常睡在地板上或是与成年工人们挤在工棚里。一般睡觉的房子又是吃饭的地方。”（《童工委员会关于童工状况的各种调查统计资料（1923～1924）》）纺织工厂中童工的生活境况尤其恶劣。工厂中温度较高致使“灰尘与原棉之织杂，亦时常飞散空中，有时温度过高，灰尘四处飞扬”；卫生状况又极差，“多数纱厂不注意厕所之设备，以致臭气扑人”；童工还要于夜间工作，但因极其疲倦，“随处倒卧，或在显明处，或躲藏於篮内用棉遮盖。”（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这样的生活、工作环境导致了童工普遍身体素质差。
上海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城市中处于领军地位，离不开上海产业工人的突出贡献，作为建设者之一的童工群体以幼小的年纪雅嫩的躯体进行高强度的劳作，过早地承担了建设社会的责任。
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市各大行业、工厂之中的童工问题，已经嬗变成上海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童工广泛分布于上海工厂中，概言之，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点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