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从头道来。太远的就不提了，先从毛笔字时代说起。用毛笔写字是要讲究姿势的，身正、心正、眼正、手正，笔要握紧。记得小时候写大仿，老师会从学生身后偷袭，那就是冷不防从后面拔你手里的笔。如果你的笔握得不紧被老师拔走，就要受罚，重则打板子，轻则罚站或多写几张大仿。
毛笔字时代塑造的是强劲有力的阳刚之气，成就的是以男性为主的父权社会。所以，形容毛笔字写得好的词句都是男性化的：遒劲、刚健、不媚、不软、风骨硬朗、龙腾虎跃、一气呵成……女人写毛笔字，其要求和标准跟男人一样。女人写得好就是字像男人，同样也要不软、不媚。
到了硬笔字时代，开始男女一个样。笔尖硬了，做人的修持却一点点地软滑下来。“笔记本”就是在这个时候盛行起来一做笔记的本子。那时每个学生都会使用好几个笔记本，还会珍藏一些笔记本，同学分别、结婚、获奖，最经常得到的就是笔记本。好的笔记本除去做笔记这一最基本的功能之外，还是一件艺术品、纪念品。但男女有所区别，送给男同学和送给女同学的笔记本是不一样的。
进人电脑时代，社会开始阴盛阳衰。因为世界正从蓝领经济向白领经济转型，新职业取代了旧职业，组装电脑、操纵键盘、接听电话、扫描条形码……要求工作人员最好具备一些女性特质，比如能够应付某些不确定因素的灵活性，聪敏的头脑以及亲切的微笑等等。所以在美国妇女中，职业女性从过去的增加到现在的71%，美国现在的女硕士也比男性多出1/3。
但，使用台式电脑，至少还要有一张台子、一个凳子，多少还要“端着点架子”，腰身挺直和桌面大体成直角，双腕端平，敲击键盘才能出字。而使用笔记本就随意多了，躺着、趴着、侧着都能干，床上、地下、旅行中皆可用，讲究十指纤纤，由敲击改成轻轻触摸即可出字。笔记本具有明显的阴性特质：轻佻、苗条、阴柔，既是伙伴、同事、朋友，又兼做小蜜、情人，到哪儿都得带着，须臾不可分离。
笔记本就是这样消磨了男人的阳性气，增加了一些阴性特质。如果你拒绝这种演变，它就会排斥你。我在“文革”期间打过近十年的铁，手指粗硬，尤其是指尖的部位，不尖反而呈滚圆状，近似小榔头。到笔记本上就惨了，一指头下去常常会敲上两个键，不知打出的会是什么字。可，笔记本时代，不利用它的方便也未免过于迂腐，于是我只用它上网査资料、浏览信息，捎带着收发邮件。不怕病毒，不怕断电，不怕死机，既然笔记本就是个秘书，这个坏了再换一个就是了。
台式电脑只用来写作，那才是我的饭碗，也是我的快乐所在。“手指头多粗都不怕，每到兴奋处，键盘上会发出清脆激越的声响，嗒嗒嗒嗒嘀，嘀嘀嘀嘀嗒，手指会产生弹琴般的快感，煞是过瘾。只是每隔半年，就得换个新键盘。
比起变得不男不女了，这点代价不算什么。
近接一老同志来信，里面还夹带着几个已经拆启过的空信封，信的措辞相当严厉：“我压抑了很久，终于还是决定给您写这封信，请教一个问题：像我们这样一个所谓文化人聚集的地方，现在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单位？我在这个单位里又箅个什么？近几年来，单位给我下开会通知，编辑部给我寄刊物，甚至是在年节寄来慰问信，信封上都一律只写我的名字，连个称呼都没有。我不敢指望单位能称我一声先生，难道却连当个同志的资格也没有了吗？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就差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了！我想单位里对您还不至于这样吧？那么能否告诉我在咱们单位里有哪些人还享受同志待遇，有哪些人像我一样已经不在同志之列了？但我至少还是个老人，这一点好奇心还希望能得到尊重。”
读罢信我哈哈大笑，对方身为“老同志”，而许久却不被人称“同志”，这滋味竟然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我每天差不多都会收到一捆邮件，在信封上加称呼的很少，不止自己单位的来信是如此，就是外地乃至一些著名的大报、大刊的来函，也多是光秃秃地只写名字。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倒是看到很客气地加了称呼的信函，反会有所警觉，因为那多半是向你推销什么产品，或者是请你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活动，分不清是善意还是陷阱……我想只要把我的这些空信封打包寄给那位老同志，或许就能化解他胸中的醋怨气，这至少说明我跟他享受同等待遇。其实能直呼你名字就算不错了，如果再把网上的称呼，诸如“老B4D”、“恐龙”等甩给你，你又能如何？
称呼原本是人际交往中最基本的礼貌，而礼貌是人与人之间的桥，“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安。”（荀况）所谓“构建和谐社会”，最起码的也要讲究一点文明礼貌，若连与人相处的基本规矩都不懂，社会还能谈得上和谐吗？倘是对面交谈，有时可以省略称呼，一打哈哈就过去了，而写信省略称呼，难免会显得生硬。
书信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和性格，一个单位也一样，从它发出的信函、文件可看出这个单位的素质和品位。无论是单位或个人，对别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按过去的老传统，写信不仅要有称呼，而且称呼的等级很多，在称呼后面还要加上敬辞，诸如先生大人、仁兄大人、阁下、足下等等。
那么，在倡导社会和谐的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单位、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地都省略了对别人的称呼呢？我在回信中向老同志作了如下的解释：以某个单位或某一级组织发给您的信件，常常并不是那个单位或组织的正式在编人员写的，大多是从社会上雇来的打字员打的，而打字员是按字收费的，能省的就省。现代社会时尚讲究的是速度、直接，髙速路、立交桥、电脑不停地升级……都是为了一个字：快！而人的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越来越变得只是一个符号，再加上某些人的懒散或粗心大意，也就没大没小的一律直呼其名了。
礼貌原本是人类共处的一把钥匙，可以在人际交往中打通心灵，相互产生好感。而商业社会的律条是：“投人什么也别投人情感，谁投人情感谁先输。”人家既不想给你好感，也不想对你有好感，当然也就怎么省事怎么来了。
话虽这样说，却不可否认一个事实：省略称呼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一种社会潮流，反映了现代社会伦理的变化。无论朋友、同事，比你年长的或比你年轻的，乃至部下、晚辈，在直呼你名字的时候都不必大惊小怪，想得过多。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能否消除那位老同志因称呼问题所造成的心中不快？
近来，“草根”一词大红大紫，大热大火。几年前，有感于打工者的生活太过艰难和单调，质朴而又执著的“打工仔”孙恒，创建了“打工者艺术团”，并创作了第一首打工者的歌：《团结一心讨工钱》。
干了一年不给工钱
家里还等着钱过年
空手回去可怎么办……
不想大受欢迎，艺术团受邀到处去演出。碰上一些做贼心虚的老板还会百般阻挠，甚至将艺术团赶走。这让人想起过去的“前线剧团”、“战士文艺演出小分队”等。
艺术是人性的影子，再现人类的天性。打工者艺术团受到打工者的欢迎和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令人惊奇的是也受到了北京大学生们的喜欢，一次次把他们请到高等学府里去演出。后来孙恒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女研究生结婚，两个人共同维护和坚持着这个打工者艺术团。于是，社会上便把他们以及类似他们的文艺演出定为“草根艺术”。
2006年夏天，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历时近一个月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最为火暴的是“原生态唱法”，在“原生态唱法”中最后摘得金奖的，是云南葬族姐弟李怀秀、李怀福演唱的“海菜腔”。而在两年前的上一届大赛上，却由于人们不知“海菜腔”为何物，以及如何将其归类等问题，竟将他们早早地就淘汰出局了。
郭德刚在成名前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就是以“草根”自居，以示区别于髙居于“庙堂”之上的那些“著名相声演员”。而郭德刚的“钢丝”，也大多是在校的大学生。大学生原本是未来“庙堂”中的人才，为什么偏偏喜欢“草根艺术”呢？
与“草根艺术”相对应的是“庙堂艺术”。顾名思义是堂皇的、官办的、髙雅的艺术，比如那一台台花费大量财力、人力搞出来的各种晚会和文艺演出。确实也有过精彩，推出了一些明星，留下了一批给人印象深刻的节目，却也不能不承认，“庙堂艺术”近年来令人失望，浮华、空洞、傲慢，陈词滥调太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常常给人感觉整个晚上就唱一首歌，所有的歌曲调都差不多，唱法差不多，内容差不多，歌手形态动作差不多，唱了一晚上也让人记不住，大部分歌都是有歌无调，有音无律，叫歌不像歌。
再加上“庙堂”里太热闹了，明星拥挤，大腕云集，卖弄，夸张，快意时快语，失意时乱语，名和利挂钩，幕前和幕后较劲，新闻和绯闻结合。皆因庙堂高高在上，条件太过优越，讲究高投人、高产出，动不动就要大阵容、大制作，一切都寄希望于炒作和审査……而艺术恰恰是不能命令的，在获得权力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命力。这使“庙堂艺术”难有惊人之作，并渐渐失去了人缘。艺术是“黑夜和沉默的产物”，它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不会因你是平民百姓便对你视若无睹，也不会因你是明星权贵就对你青眼有加。
“草根艺术”里倒确有真东西、好东西，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是石破天惊。如杨丽萍，原是“草根”中的佼佼者，后被选拔到“庙堂”中，偶尔才能现一下身。谁知她“有福不会享”，竟毅然选择了逃离“庙^堂”，重返“草根”。两年后便创作出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红遍国内外，也使“原生态”这个词汇大红大紫起来。“原生态”自然也算在“草根”的范畴之内。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本是“庙堂”盛会，为了更多地吸引听众，特意增加了“原生态唱法”。这是“庙堂艺术”向“草根艺术”示好，但又不想示弱，所：以还是要按“庙堂”的规矩对“原生态歌手”当众进行知识考试，将有些“原生态歌手”难为得够戗。
这不免令人想起儒贝尔的妙论，他说最早的艺术家使傻瓜变得聪明，现代的艺术家努力使聪明人变得愚蠹。就像现在参加歌唱晚会一定要拿个小旗子或荧光棒，整个晚上舞动不停，嘴里伴以狂吼乱叫，或根据导演的示意疯狂鼓掌……有些“庙堂艺术”创作灵感往往靠“侃”，几个人住在宾馆里，吃着、喝着、侃着，一部大作品的框架就搭出来了。而“草根艺术”的宗旨只有一个，让观众喜欢。只有观众认可了才会掏钱买票，“草根艺术”也才有生存的余地。所以当代有建树的艺术家，常常身居“庙堂”心向“草根”。就比如赵本山，成立“刘老根艺术团”，以东北的“草根艺术”二人转，悄无声息地就占领了北方的大城市。
还有数不清的“二人转小分队”，也被人称为“草台班子”，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了，也活跃在城市的各种小剧场、大浴池和火暴餐厅里。里面有无数个“赵本山”、“郭德刚”，只是尚未大红大紫罢了。甚至连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人们厌烦了远离真实生活和真实体验的虚华浮饰，渴盼能读到有真货色真分量的作品。文连平因吸毒曾连累家里四口人丧命，后来到新疆用了14年时间成功戒掉毒瘾，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部长篇传记《地狱天堂》，感动了大量读过这本书的人，其中有话剧表演艺术家朱琳，亲自将其改编成大型话剧，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北京大学毕业的陆步轩，百般无奈当了屠夫，生活得以温饱后想起了自己曾学过的中文专业，在卖肉之余写成了长篇传记小说《卖肉生涯》，也很受欢迎。
经历就是财富，感觉就是才华，差别就是优势。在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的时候，真实便最有魅力。“草根艺术”发端于现实，为民间所需要，所以有强韧的生命力。福楼拜说，在一切谎言中，艺术是最真实的。当“庙堂艺术”让人感到不真实时，“草根艺术”想不“热”都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