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关注的是非写实小说在20世纪发展的轨迹,从创作文本现实中透视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非写实小说加以整体的把握和认知,从而考察与写实的主流现代小说相迥异的另类创作,揭示被非文学话语遮蔽的小说创作,以期勾勒出比较完整的小说发展面貌。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从1902年至1911年期间所创作的非写实小说作品,此为本论题研究的第一部分。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段时期,是因为从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伊始,晚清小说革新运动风起云涌,一时各类型小说的翻译与创作蓬勃兴盛,其创作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数量上,都进入了不同于传统小说创作的新境界。自甲午战争后,严复、梁启超等进步知识分子就开始提倡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借以提升小说的文学地位,开启了晚清小说变革的序幕,非写实小说也借由新小说风潮从传统走向现代,开始更新,尤其是在此期集中出现了大量非写实幻想小说文本。本文以“非写实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此类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故依据目前所掌握的晚清小说文本,将研究范围大致上推至1902年第一部新非写实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创作始,以1911年民国建立为下限。针对晚清非写实小说的创作概况,探讨在传统文学和域外文学影响下中国非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和想象意象内涵,期望由此类小说的研究,梳理出西学东渐转型期中国小说在晚清特定的历史社会情况下所具有的传统与现代因素,寻找到文学内部发展的动因和时代的影响,从而勾勒出一段历史时期的非写实小说的创作风貌。
二
选择“非写实小说”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寻求此类型所具有的独特性意义,必然要将众多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置于这一类型背景中进行解读、考察,才能发现其种种创新异质。因此,本论文将非写实小说置于中国20世纪初那个刚刚开放、开始进入多元化文学写作的转型时期,从文化、历史、社会等多角度进行考察、梳理,探讨小说内在和外部的发展动因及规律,重点描述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20世纪初,新的文化空间和传播方式开始培植现代化的文化市场,思想解放,观念混杂,环境宽松,客观上小说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追求最终导致了文学的自觉,突出表现在文学开始承担并推动时代变革的重任,强化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传统的非写实叙事习规由此遭遇了一系列的排斥、挤压、中断、继续、追捧等等。小说叙事的发展选择揭示出中国社会在整体上从传统型结构转向开放的现代化社会、从单一意识的文化形态转向多元化选择的转变过程,以及小说内部互相排斥挤压、促进并存、突破革新等发展规律,由此捕捉小说所发出的人类创造力的生命之光。
本书力图为小说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从中国文学传统上寻找突破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思维模式和批评话语。在研究话语使用中,无意纠缠于种种文学批评术语,尽量避免陷入词语的泥沼,只是要说明所关注的“非写实小说”这个问题来源于中国小说传统,所关注的是传统的非写实和写实的叙事习规是怎样在现代小说叙事中交织、挤压、遮蔽、移动的。
正是由于后来的研究者主要以西方文学史观和学术传统来面对中国传统小说资源,而常常无法找到恰当的评论话语和参照,所以对非写实的这类依托中国文学传统的小说类型关注不够,甚至引起种种失语现象和误读、误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长期历史语境(那是一个否定传统、以借鉴西方为创新的语境)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以同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相类似的写实(现实)主义为评判标准的文学意识,好像除了写实别无其他的创作佳径,致使武侠、神魔、科幻、恐怖等文学创作现象被漠视,被主流写实性创作所遮蔽。虽然这种“失语”是不同文化体系互相纠缠磨合中的一种普遍持久的文化现象,反映出从传统到现代历史转变中的一种特点,但是,这些作品的大量存在、读者的众多,使我们的小说研究显得极为不平衡,不仅剥夺了传统批评话语的合法性,窒息了其言说能力,更使其无法参与到现代文学的美学建构中,难以形成完整的“学术地图”,无法客观正确地阐释文学作品的内涵意义和艺术价值。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文学研究者深刻反省,不仅要考虑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问题,更是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言说的问题,这需要长期切实的学术理念和知识体系的完善。
在现代文学研究经过多年跋涉之后的今天,文学整体观念已经形成,打通古今时间限制、打通内外研究格局、打通雅俗文学空间、打通整体与个别,从而有了相对开阔的研究视野,释放了极大的研究空间,使得这一学科处于不断重构和反思之中。本文选择“非写实小说”作为研究切入点,作个案研究,将“文本”作为开放的张力场,把“内层细读”和“外部重构”结合起来,即将历史与形式、政治与文学生产、思想与表达、审美与意识等关联起来,展开解读,试图突破既有的小说研究模式,多侧面、多角度地考察现代小说的叙事内涵,凸显中国小说的想象力之特征和叙事之发展。
本书着眼于探讨晚清非写实小说的发展历程,凸显此类小说创作的肇始意义,借以肯定其独立研究的可行性与价值。故据此扣紧此类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晚清时期的酝酿产生的各种新质与发展背景;并从承先启后的角度,上溯其源流,寻觅传统成因,确立从远古神话到现代小说的幻想文学脉络;有别于现今小说史年鉴式的编写,不局限在各时代此类型作品的罗列,重点进行整体把握,并谋求文本的深入分析。
在文本分析研究中,重点考察小说叙事中幻想资源和方式的承袭和更新,既有时代精神和观念的考察,也有人物塑造等叙事技巧的分析,本论文将重点关注与“想象”有关的叙事内容。毕竟,非写实小说最为突出的叙事特征是幻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的重压下,想象的空间极其有限。在柯勒律治、雪莱等诗人那里“想象”可以化合万物,使各种不同因素达到和谐,赋予世界美丽和生命,而在晚清,“想象”的爆炸成为一种具有破坏性力量的创造,颠覆传统、解构道德经验、刺激麻木的国民性、呼唤未来。非写实小说“救亡图存”的虚构指向使其创作带有强烈的“理想性”“批判性”,是与社会的现代工业化、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先进科学技术的普及等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梦想,反映了中国为了实现“强国梦”,从清末就开始不断追随西方,艰难曲折地追寻和探索着理想之路。这导致国家“理想性”想象主要存在于时间的前进中,而不是空间的营建上,表现的是一个世界的两个历史阶段:未来和现在,是同一个空间的不同时期。而“未来时态”的中国就是以先进国家为模板通过想象形成的。非写实小说以这种特有的方式,挥霍想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强国富民的理想诉求,焦灼与急切、激情与痛苦的文字,飞扬在那个时代,幻化出一幅幅虚拟图景,或引人神往,或引人深思,启蒙与救亡、科学与民主自由地驰骋,表达出冲破传统、蔑视常规、注重创意的时代价值和审美趣味,催促着现代性叙事的开启。非写实叙事习规所强调的虚构和想象,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所倚重的叙事因素,也是小说现代性叙事的重要特征,罗伯-格里耶就认为现代小说不仅肯定这一特征,“甚至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虚构和想象在迫不得已时成了作品的主体”。所以,考察贯穿于传统和现代叙事中的非写实叙事习规的演变,寻求“最传统的”如何成为“最现代的”历史动因和文学规律,应该是以“想象”为研究话题的。
三
基于这些研究方法和目的,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非写实小说在20世纪初期的创作情况的考察。这一时期,大量的非写实小说涌现出来,创作十分繁荣。首先是对其创作概况的描述,重点梳理其叙事内容,归纳为国民启蒙、政治改革、科学救国三大主题。其次论述此期非写实小说兴盛的各种原因,然后关注此期非写实小说与传统小说之差异,勾勒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轨迹。最后以此时期突出的名着续书现象来探讨非写实小说所具有的种种文学和社会意义。第二部分是对此期非写实小说中出现频繁集中的想象意象的剖析,包括“桃花源—乌托邦”意象、“飞行器”意象、“疾病”意象、“女豪杰”意象,透视小说想象之后的种种深层意蕴,寻觅文学外部对小说发展所作用的动因。第三部分以《新法螺先生谭》等为个案文本,详细而集中地探讨非写实叙事习规在此时期小说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发展以及得失经验,重点探讨了“戏拟”这种叙事方法的运用,寻求小说发展的内部动因。
本书不求做文学史的宏观描述,而力图将此段时期的非写实小说创作现象从类型上加以把握,描述出此类型的变化,以此寻找中国现代小说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种种动因,从而更好地解读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创作现象,以期比较客观准确地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此为作者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