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之梦
20世纪初，大量社会幻想进入到小说叙事中。这种社会想象最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出那个时代人们最强烈的欲望和最深的恐惧即“最想要的”和“最不想要的”，能够把普遍的内心状态暴露无遗。我们把“最想要的”的理想社会意象称为“桃花源—乌托邦”。与此相反的另一种非理想社会的意象称为“反乌托邦”类似于西方批评中之狄斯托邦Dystopia，意为坏地方，表示某个令人非常不愉快的虚构世界。在西方，某些作者将当今社会、政治和科学技术秩序方面某些令人担忧的趋势，以其未来可能发展到的顶峰的形式，投射进这一虚构的世界内。比如乔治·奥威尔的George Orwell《1984》，就是幻想“最不想要的”黑暗社会，如对亡国、灭族等情况的描绘，告知苦难和痛苦，以醒民心。
之所以这样命名主要是因为，晚清小说中这种幻想意象，首先是来自于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传统。这种传统以儒家的“大同”理想为代表，仅至《礼记·礼运篇》便已在上古思想史上形成一个高峰，“《礼运》关于‘大同世界’的空想学说，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总结”，如《山海经》中就记载了100多个“绝域之国”；汉魏期间托名东方朔的《十洲记》描绘了10个虚幻缥缈的仙山神岛和奇异的琼宫玉宇等遐方绝域，以其丰富的想象构建了仙人的洞天福地，有太玄仙宫、灵官宫第、紫府宫、太帝宫、九老仙都、昆仑宫、九天真王宫等，绘制了神仙名谱，有西王母、三天君、鬼谷先生、东王父、上元夫人之类，还有各种奇异仙物如还魂树、不死草、火光兽、夜光杯、金芝玉草、琼浆玉液等，为后世非写实小说提供了想象神界的框架蓝图，成为取之不竭的想象资源宝库；《诗经》里的《硕鼠》中也有对“乐土”的向往；唐代的牛僧孺的《玄怪录》中有一篇详尽描绘了理想之国的《古元之》，幻想出一个环境优美、物丰民富、无忧无害、君臣和睦、百姓安康的和神国。故事讲述一个叫古元之的人死而复生。他死后其祖带他到和神国游历了一番。“其国无大山，山皆积碧珉……异花珍果，软草香媚……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映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叶等，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人得足食，不假耕种。……一年一度，出彩丝树，枝干悉缠绕五色丝纩，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纴织，不假蚕杼。……”而且既无蚊虻虫害，又无虎狼之恶，人无忧戚，寿可逾百，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每日午时一餐，吃的是酒浆果实，“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且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人们整日游览歌咏，饮酒尽欢，陶陶然也牛。作者想象得极为具体，把人们的如厕不雅之习都解决了，神奇之极，是中国传统中人人向往之理想地。但是，这个故事并不十分有名，最广为人知的还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致后人常常把理想之地称为“世外桃源”。“桃花源”在中国文学叙事中已经成为传统理想社会的想象意象，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以表达理想、寻求寄托、解构现实、批判社会、满足愿望、展现人性、型塑人生的一个重要表达。
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相互冲撞，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使中国的理想社会追求融入了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内容，“乌托邦”（Utopia）这种想象意象也随之进入到小说叙事中，比如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就直接以之题名。“乌托邦”出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7—1535）用拉丁文所着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有趣的金书》，书中讲述了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那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按需分配，人们穿统一的制服，在公共餐厅用餐，官员要秘密投票选举，消灭了私有制。“乌托邦”意象在中国晚清小说中的出现揭示出西方文学如探险小说、科幻小说、理想小说以及相关社会理论如达尔文派文论等对中国小说的启发，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小说在传统和西方文学双重的影响，并且直截了当、堂而皇之地宣布了一个时代积极的社会政治理想，描绘了人们所追求的文明境界，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这里用“桃花源”来指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想象意象，代表着农业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逃避现世的理想；而“乌托邦”则是外来的、在工业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具有进取性的理想社会意象。
“桃花源—乌托邦”是一种社会集体梦想。它表达了对羸弱国家现实的不认可，表达的不是“世界是这样的”，而是“世界必须是这样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世界不应该是那样的”，这样，它就成为一个引导社会行为的政治规划，是近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学想象意象在世纪初的大量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以文字动天下”的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利用自己所了解和接受的自然科学知识，在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对儒家学说、佛家理论等古典哲学加以重新诠释，想象出一个无国界、无私产、无君主贵族、无家庭、无军队的“大同之世”，这个极乐世界男女平等、道德完美、物质丰富，生产力高度发展，工人地位最高，其实现的前提是要进行废君权、兴民权、行立宪等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而治理社会的最高原则是“仁”。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列举了封建制社会的种种“苦道”，批判君主专制残暴，抗议压迫和剥削，还通过对大同世界详尽无遗的描绘，专门探讨了人类社会的远景问题。以吴趼人《新石头记》的“文明境界”为代表的众多晚清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几乎没有几个能超出此书内容的。《大同书》虽然成书较晚（《大同书》成书于1902年，1913年在《不忍》杂志发表其甲乙两部，全书出版于1935年），但是早在1884年他通过撰写《礼运注》就表述过这一思想，1885年《人类公理》就“演大同之义”，是《大同书》的初稿，而且康在讲学和交游中曾向学生和朋友宣传过这一思想，因此这一思想的传播应该是在世纪初就开始了。这种空想实际上是晚清流行思潮的总汇，反映了近代先进国人在国家民族危急时刻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努力。
同时，康有为所构想的“大同之世”给近现代文化界涂抹上了一层温情的乐观情绪。“大同”理想所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博爱”思潮作为文学想象在现代文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五四”文学中众多关于“爱”与“美”的小说主题可见其身影。蔡元培不仅早在1904年就创作了小说《新年梦》，描绘出一个“理想国”，而且在1918年发表的演说中再次强调未来一定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消灭，“大同主义”发展的世界；周作人则引进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表达了对博爱大同世界的憧憬。对大同世界的理想想象，始终在现代文学“批判国民性”的主流思潮遮蔽下存在，人们用“爱”“美”“纯洁”“微笑”等闪耀人性理想光辉的意象来表达对未来美好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种文学想象意象，“桃花源—乌托邦”以其理想表达从未离开过文学叙事。虽然想象有时太放纵，而且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梦想所具有的号召力是现实的，就像谎言具有真实的力量一样，它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作为影响现实的力量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它导引着现实的方向，因此，我们十分看重小说中这种梦想意象。在此，我不想评说这种梦想的正当合理性以及对社会发展发生的作用，那是社会学家的研究范畴，而是要关注这种意象的文学魅力。
美好的乌托邦
先来看一下晚清小说中“桃花源—乌托邦”的具体形态。萧然郁生在《乌托邦游记》中写了一个爱好旅游的“我”，从英国人佗麻斯摩尔的乌托邦小说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中得知一个叫“乌托邦”的“地球上通不去的地方。地图上也没上着这个地名，着着一点颜色，地理书里也没说着这个地方的情形同内容，世界上的人，也从没有晓得这个地方。”这里的叙述在明白地告知读者这是一个虚构之所，“我”之所以要去乌托邦旅游，是因为游遍全球却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文明的地方。“文明的不过一个文明的面子”“文明国民所作为的都是野蛮”，于是读者可知这虚构之所应该是与“野蛮之地”相对的“理想世界”，因此，小说中的“乌托邦”寓指一个真正文明的所在，其虚构性又暗示此处不存在。以小说叙事中“我”得知“乌托邦”其名的途径寓示着西方文明应该是真正文明的起源，也就是说，真正文明来自对现存西方文明的改造。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作者表明的态度是决绝的放弃。“我”由梦境进入到水清果美、有“皆空寺”和老和尚的中国传统式的桃花源，（这种叙述是传统中国小说进入异域空间的惯用技法）通过老和尚和“我”的对话阐明“老大帝国”黑暗腐败无可救药，“都是甘心做奴隶的，都是甘心做奴隶的奴隶的”，“我”已经抛弃了祖国。由此作者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极端失望。飞空艇图书馆里支那国的图书被视为最坏、最轻贱的，其专制政体被视为最可恨的，从这些情节也可知道作者的激愤态度。
事实上，“我”并没有真正进入“乌托邦”。作者巧妙地借助老和尚着的三本《乌托邦游记》的书名来介绍这个由“腐败时代”经“过渡时代”到“维新时代”的乌托邦世界的形成，却只以最后一本游记来展示文明世界的最终形态。“我”始终停留在“桃花源”何有乡而没有进入到“乌托邦”。何有乡有奇花异草，奇禽怪兽，海阔天空，大荒山无稽崖之绝顶，四大皆空的匾额和皆空寺，住着遁世的老和尚。这样的空间意象无疑是中国传统性的“桃花源”，表达的是一种逃避遁世的消极人生观。借老和尚的游记，小说进入对乌托邦的叙述。小说只刊出了4回就断掉了，但是我们从对乌托邦飞空艇的章程的详细记录中知道，进入乌托邦的人必须是干净健康的客人，要遵守纪律，舱内有电话、电灯、电铃、无线电报、风扇、火炉等现代化设备，还有各种小说古籍，更有博物馆、实验室、俱乐部、工厂、讲习所等等，小说家通过有限的西方文明知识想象出了一种质朴简单的社会。乌托邦境界全无自然景观，只有物质文明和文化产物，表达了对现代社会文明的概念化的向往和追求，比较具体的则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那么，晚清其他虚拟小说对于乌托邦的描绘又是如何？陆士谔的《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至中国》）叙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乌托邦中国。1951年的中国立宪之后，繁荣昌盛，海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已经收回，租界取消，国债全数还清，自行集资建厂，留学毕业生回国创业，工业发达，教育普及，交通便利，军事强盛，科技发达，社会文明，物质富裕，人性善良，世界和平，万国统一，唯一的问题竟是国家财富过剩！这种乌托邦想象显然是针对现实中国经济落后、军事软弱、主权被侵等问题而发生的，不再是逃避性的“世外桃源”，而是“世内乌托邦”新中国的建立。应该说，晚清社会想象充满了激情和勇气，不仅有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愿望，甚至有成为世界霸主的狂想。他在《新野叟曝言》中就想象了一个征服欧洲七十二国的中国，这个中国更是厉害得不得了，不但科技发达，有各种先进发明，自来水、升降机等，人们个个都有职业，吃饭有公饭所，洗衣有浣衣所，小孩有扶养所，而且有神奇的飞舰，进行星际旅行，征服了月球，往木星移民！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将2000年的中国想象成为一个世界超级霸主，国力强大，科技发达，人口众多，以致成为各国恐惧的“黄祸”，而且中国托词保护黄种匈牙利人而先出兵挑起事端，俨然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列强形象。经过世界大战最后中国战胜了欧盟，各国给中国割地赔款、设立租界，共同使用黄帝纪年，其时为4709年，就是中国的新纪元。很明显，这种乌托邦意象充满了一种国家复仇主义，报复列强曾施加于中国身上的种种凌辱。但是这里的想象同样难以挣脱现实的窠臼，基本是一种模仿，把现实中的中国和列强的角色在想象中进行了置换。这些强国“乌托邦”充满了虚张声势的霸气，和现实中的各帝国对当时的中国的傲慢态度如出一辙。高阳不才子的《电世界》乌托邦则充满了科幻色彩。宣统一百零一年（2009年）正月初一，在中国昆仑省乌托邦府共和县，电学大王黄震球开设帝国大电厂，皇帝亲临祝贺。西威国拿破仑派出飞行舰队前来挑衅，电王炼成一种可空中发电的物质，背负在身上即可飞行，瞬息万里，制成手枪威力无比，大败西威。各国皆臣服。电王开发南极和北极，用的是欧洲工人，把那里变成了温暖的乐土。这个电“乌托邦”尽管奇特，但是其治国理念和方式与其他乌托邦相差无几。
与此类似，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想象了1962年政治改革之后强盛无比的新中国。这时，万国太平会议在南京召开，万国友邦派军舰皆来祝贺，上海开设了大博览会等等；蔡元培唯一的白话小说《新年梦》则用梦的形式展望了一个新中国，甚至是一个大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没有君臣，没有夫妇，没有姓名，万民一心，交通便利，语言统一等等，带有极强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春的《未来世界》则想象立宪之后，“民智开通，民权发达，居然成了个帝国的规模，复了那自由的幸福”。春《未来世界》第2回，《月月小说》第10号，1907年10月。通过投票选举乡官，乡官实行地方自治；社会风气改良了许多，城内开设男女学堂，“男女学生，自然而然的一个个思想开通，精神发达，居然都成了个完全立宪的国民”，自由恋爱，女子自由交际，随意应酬，戏院里唱的都是新戏，提倡国民尚武的精神，破除迷信的风俗。最后，中国强大，备受尊敬，而朝鲜则如今日之中国贫弱，不由得感慨“立宪自由万岁！”吴趼人的《光绪万年》亦是想象君主立宪之后的种种美好图景。虽然这些小说并未充分展开对未来乌托邦的叙述，给读者带来新意，而是附着在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的关注上，但是“乌托邦”意象总是位于小说的开头，作为叙事的终结形态存在。“乌托邦”仿佛一个叙事诱饵，不断地挑动着读者的想象欲望。
当然，小说中也有很多乌托邦意象没有直接点明发生地是中国，如张肇桐的《自由结婚》里不仅想象出了一个太平洋自由岛上有个自由学校，在自由学校高谈阔论自由结婚，而且还想象“话说现今我们地球上有一个威名赫赫的大国，就是妇人女子三岁儿童都晓得的爱国。”“我记得百年前，爱国还是个半开之国，到了如今，好像旭日当空，光照四海，猛虎啸山，威及百兽，轰轰烈烈，那一个不见他害怕。”假借“爱国”之国名来影射中国，表达强国之梦。又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所描绘的“文明境界”，不知在何方天地。最典型的“桃花源—乌托邦”想象意象是旅生的《痴人说梦记》（1904—1905）中的长篇叙述。作品以愚夫贾守拙梦见仙人岛开始，以稽老古梦见中华大开世界结束，形成一个完整的乌托邦故事。由于政府腐败、国情黑暗，志士贾希仙等被迫流亡海外而来到一个物产丰富的世外桃源仙人岛，不受外界干扰，进行海外殖民地开发，建学堂，启民智，兴办实业，创立了一个理想社会。最后稽老古老人梦见自己回到了中国，在梦中描绘了理想中的祖国：到上海看到外国字换上了中国字，租界巡捕换上了中国自己的警察，中国十八省的铁路造好了，交通便利；各处设了专门学堂，造就出无数人才，轮船驾驶、铁路工程都是中国人管理；外债还清了，人人识字了，科学知识普及了，马车电车在双层街道上行驶，干净有序，皇上平民化，政府民主了……。这里“桃花源—乌托邦”的实现不是经由革命或者维新改良，而是通过殖民开发来进行的。我们不由得苦笑，似乎除了模仿帝国列强的发展道路之外，实在找不到其他的救国方法了。
陈天华的《狮子吼》则想象以激烈的革命手段来实践理想。小说以梦中授书的结构写了一个理想的“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雏体”——民权村，这里有议事厅、公园、医院、图书馆、学校、工厂等现代化公共设施，女子都不再缠小脚，村里人仇满排外。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则想象了几个女革命志士们所缔造的桃花源世界，如天香院是一个用妓院作掩护的女性学校，不仅有自习室、讲堂、音乐唱歌所、理化实验室、寝室等设施，还有电车、电梯、氧气瓦斯车、电话、吃饭机器（只用口吮吸即饱）、电报、手枪、望远镜等，她们不但有很多科学发明，甚至还有试管婴儿之类的设计；另外，参充白十字社的洗脑院和水母姊妹所在的音乐桃源，都是革命者的根据地，也是他们探索救国之路的实践场所。
由此看来，几乎所有晚清小说中的乌托邦意象都生发于“想象中国”这一时代母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这种政治色彩正是晚清小说的底色。最让我们惊讶的是这种乌托邦想象的任意性和强悍性，充满了自信，自以为这种小说政治规划可以真的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表达地急切认真。还让我们惊讶的就是众小说家对梁启超所论“政治小说者，着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的一致实践。他们不仅相信未来会这样，而且觉得应该使人们相信未来就是如此。因此，描绘单一且集中的强国乌托邦意象，就是对国人进行思想动员的一种文学承诺，表达着20世纪中国人的百年现代化之梦。乌托邦意象中凝聚着这个沉重的梦。
这个梦想本身就具有自相矛盾的性质，一方面，现代化梦想不是一个中国梦，而是一个西方概念，要想强盛就必须模仿西方，抛弃中国传统。按照东方学的逻辑，中国的现代化梦想就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就像《乌托邦游记》中“我”对“老大帝国”的决绝；这个梦，起源于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挣扎中，是中国人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而不断追随西方，沿着共和、民主、平等、自由之路艰难曲折地前行的一种追求。另一方面，现代化梦想又是百年来几乎全部中国人的共同梦想，是中国因其自身传统文化、心理、制度等的复杂而呈现出的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梦。中国之所以选择现代化梦想是因为只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够反抗和摆脱西方的霸权支配，就是说，只有把中国变成西方才能够抵抗西方而重新成为中国。柚斧的《新鼠史》利用对鼠国的生动想象形象地演绎了这一过程。“鼠之祖，虎也”，因遗传变异而为鼠。鼠国因人口众多不得不外出行窃，国内腐败，遇强敌又不得不媚外，成了猫的奴隶。于是他们痛定思痛，与鱼和鸟联盟，复仇成功。同时，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群策群力，维新变法，蒙着猫皮，伪装成猫，麻痹敌人。最终“鼠复变为虎”。小说点出：“夫袭他人之皮毛，只可谓一时权宜计。如欲与万国争生存乎，非合吾人大众之精神热血，以与天演淘汰之风潮相战胜不可也。”蕴含着要成为真正的强国，披着“西方的毛皮”进行模仿只是一个发展自己的“权宜计”之深意。由此可见，中国晚清的“乌托邦”想象并没有真正的全新未来，不是把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西方文明模式投射到中国的未来幕布上，就是幻想中国回到了过去的辉煌，恢复为过去的“虎”。因此，晚清小说中的“乌托邦”意象没有浓厚的展望未来的乐观的氛围，而是充满了“回到未来”的激愤，小说中常常用演讲或戏剧表演等情节来回顾充满艰辛的强盛发展史，也由此回到现在时态，和现实缠绵不已。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莫尔的“乌托邦”本来是表达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反对私有制的一种社会空想理论，而在晚清小说家笔下则表达了对西方现行制度加以肯定的中国式想象意象。
中国式的“桃花源—乌托邦”是当时激烈反传统人士面对未来不知所措时的心理幻想。因为在那个时期，民族主义只能提供政治愿望，民主宪政、渐进改革所要求的国民素质、社会秩序、政治文化等先决条件都不存在，科学主义对政治也无法指手画脚，这就使得他们在丢掉传统之后陷入茫然的恐慌，而急切地寻找能够对未来提供指导的新的系统性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西方文明自然是他们希望效仿的，但“老大帝国”的自尊心和道德优越感又使他们对外界采取拒绝的态度，因此，中式乌托邦意象具有千禧年式的自以为是的强悍和封闭，或是自称世界霸主或是自成一体的小世界，虚张声势地宣扬着传统道德及“以仁治国”的理念，急切而封闭地梦想着未来，在亡国灭种之危中居然有称霸世界的幻想，的确可笑。可是这也反映出中国历来以世界中心帝国自居的惯性心态，以及近现代知识分子观念中传统的仿佛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的那种对抗性“国家关系”的概念，还有优胜劣汰的进化观念。
我们重新回到上文《乌托邦游记》中，“我”始终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乌托邦”这一情节设置中。对已经抛弃祖国、希望寻找真正文明的“我”来说，“乌托邦”意象始终是虚无缥缈的，存在于老和尚的抽象文字描绘和读者的文学想象里。而“我”最终没有寻到那个所在，只是徘徊于对现实的逃避中，存在于“桃花源”意象——何有乡。小说未完，我们不能妄加揣测后面的情节故事，但是这种“徘徊”境地，非常准确地契合了小说家关于中国“乌托邦”的意象想象：走不出现实的尴尬和无奈。同时，也表达了在背叛“过去”之后找不到“未来”的茫然和只好从他人那里借梦来进行自我未来设计的现实心理处境。
“桃花源—乌托邦”想象意象，深深烙着中国文学想象从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印迹。传统封闭自然美丽的“桃花源”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人类科技文明的“乌托邦”世界，二者在晚清小说中交织于一处，既有传统“桃花源”的情调，又有现代“乌托邦”的效率，呈现出一种新旧混杂的奇异之感。
反乌托邦
不是所有的未来都是美好的。美好的“桃花源—乌托邦”固然是国人殷殷期待的发展趋势，可是黑暗的现实也有可能成为“反乌托邦”的未来，即更加黑暗。小说家们并不总是天真地幻想着甜蜜，他们也焦灼地想象过可怕的亡国灭种之灾。如《自由结婚》就在开头讲述地球上有个爱国，民分盗贼和奴隶两种，国政大权被盗贼把持，他们专制独裁，骄奢淫侈，争权夺利，奴隶却百般顺从，后来被强国所灭。故事由此开始叙述爱国的革命志士的复国史。冷情女史的《洗耻记》中也在开头就“话说牙州有个大国叫做汉国，本来历史上极有名的。距今二百余年前，有一种野蛮民族贱牧人冲进来，把汉国灭了。”守白的《冷国复仇记》讲述的也是一个原为极乐国的冷野国亡国复国的故事；徐卓呆的《分割后之吾人》更是详细描述了中国被列强瓜分后的种种悲惨之状。虽然这类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亡国之后的复国经过，但是这种亡国的“反乌托邦”意象的惨烈描绘令人触目惊心，与“乌托邦”意象的自由美好相对照，自然会产生激励的效果。中国男儿轩辕正裔（郑权）的《瓜分惨祸预言记》也是如此，开始先预言各国已经瓜分了中国，并且要实行灭种政策，虐杀中国人。各国在中国横征暴敛，国人无以为生，受尽欺凌。作者称此书原名为《醒魂夺命散》，目的就是醒民。《冷国复仇记》的作者在序言中也非常直接地表白：“环顾我国，立宪立宪，敷衍犹昔；革命革命，党祸蔓延。而外人眈耽，彼此立约，将实行此瓜分之政策。译者滋惧，乃述彼国之往事，为此国之警钟。俾读是书者知区区一冷国，尚有无数志士……卒能还我自由，靖外辱而定国基。……特未知沉沉大梦，何日方醒耳。”由此可见，小说家营造“反乌托邦”意象，是希望它就像一枚钢针，刺入读者麻木的灵魂，以醒国民。其发生的目的和“桃花源—乌托邦”意象一样，都是为了激励国民爱国强国之心。
在这些小说中，“反乌托邦”意象通常并不是叙述的主体，而是作为小说故事的引子，引出对各位仁人志士复国壮举的讲述，并且如果有结局（晚清小说很多都是未完篇），通常都是一个“乌托邦”的意象（中国小说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叙事习规），如《冷国复仇记》和《瓜分惨祸预言记》中最后都复国成功了。这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时局的变化，被立宪、改革、革命等吹鼓起的那种天真乐观渐渐在小说里消失，“反乌托邦”意象被更加完整地想象出来。1916年1月发表在《礼拜六》第69期的《奴史》（小草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小说着者自称是“病国人”，写书时已亡国30年，此书是着者在被监禁中费尽心机偷偷写成的。“余”是亡国奴，被驱至船上劳作，遭鞭挞，为猪仔，受尽凌辱，苦不堪言。小说在痛苦的未来中没有乐观的结局，反而是回顾从垃圾中检出的一张“一千九百十余年”没有亡国时的地图。“现在”在未来“反乌托邦”的意象映衬下成了“乌托邦”。这种绝望地、彻底地想象让人悚然一惊，不由得开始珍惜现有的祖国，而力求逃脱亡国厄运。这种激愤之音早在1903年就有人高声疾呼。署名“瓜子”的《明日之瓜分》就充满激情写了一个亡国梦，不仅“国之失于欲灭人种之外人手”而且国人“易国籍如弈棋，爱异族如老母”。满怀悲愤之情，“吾痛哭于梦中，吾惟闻遍地鬼哭”，“呜呼！吾失望！吾断肠！”“二千万方里之古国，何至于此！四万万伟大之民族，何至于此！”其痛心疾首之状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小说最后感慨“梦之只一夕，犹复使涕泪满床第。而况他日之实受，而况他日之实受？”瓜子着《明日之瓜分》，《江苏》第7期，1903年10月。已经是不敢想象的痛苦了。《汉声》七、八月合册上有一篇《燕子窝》，用寓言预示了这种亡国命运的可能。故事讲述湖北省城西边的燕子山下燕子村的燕子性格愚钝，但做窝光滑，储粮丰富，却被山北的麻雀王欺辱逼迫，无处逃生。后来有个燕子带领大家奋起反抗，赶走了麻雀，自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但没几年，他们依旧被人欺凌，几乎绝种了。从这一寓言故事到《奴史》，我们看到亡国灭种之大恐惧一直以“反乌托邦”意象存在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心中，折磨着国人的内心。
“桃花源—乌托邦”意象在小说中实现了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阐述的“小说之支配人道”之力之一“刺”，以美好未来的承诺来激励国民，以亡国惨状来警醒民众，充分体现了小说之群治之功用，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晚清新小说的价值观念。
20世纪初中国小说家充满激情和信心地营造了“桃花源—乌托邦”理想意象，表达着对美好未来的设计和追求，尽管这种想象被西方既有文明模式所牵制着。在这种美好的想象背后，深刻地蕴含着对“反乌托邦”未来的想象，毕竟这也是现实中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这两种想象意象因现实的沉重始终难以振翅高飞，而不得不徘徊在现实的上空，焦灼恐惧地寻觅安全的未来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