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分裂与动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但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仍然取得了不少成就：文学方面，主要体现在“三曹”文学与“建安七子”；书法方面，主要是楷书的创立及草书的发展；绘画方面，则出现了宗教题材、现实题材的作品。
“三曹”文学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的合称。这父子三人不仅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活跃在三国文坛上的巨匠。
“三曹”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散文，摒弃汉代奢靡华美的文风，提倡文章的自觉而发；同时以其尊贵的地位身份，他们还聚集了一批具有相似追求的文学人才，使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独特的繁荣景观。后人称之为“建安文学”，而将建安文学的风格追求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曹操一生南征北战，饱经汉末大乱的时势，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见闻与情感。他主张文章应“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不因循古人的套路，有独特的精神与新颖的风格。曹操的作品大都为乐府诗歌，尤以四言、五言诗见长。诗作的题材很广泛，或为汉末战乱的真实写照，如《蒿里行》、《薤露行》等；或抒发一统天下的凌云之志，如《观沧海》、《短歌行》等；或表达世事无常、忧思难忘的苦闷情绪，如《秋胡行》、《陌上桑》等。曹操的诗风沉郁沧桑，间或有豪迈，开建安文学之新风。
曹丕的诗作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皆有，多以男女爱情、游子思乡等为题材，风格清新婉约，缠绵悱恻。如代表作《燕歌行》，描写女子思念征人、夜不能寐的情景，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曹丕的才华不及其父曹操和其弟曹植，其作品不如曹操的现实诗作那般深刻，也比不上曹植的文赋浪漫。他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写作了文学评论史上的重要著作《典论》，从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论断，阐述了建安文学各家的“文气”，将文学引向一种自觉的表现。
曹植被公认为建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也是最具浪漫气质的一位。天才的禀赋与曲折的经历，使他在建安文人中留存的作品最多，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大。曹植的作品以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为界，前期因其深受曹操宠爱，因此作品多为直抒心志、感时伤乱之作，如《白马篇》、《送应氏》、《泰山梁甫吟》等；后期因被曹丕猜忌迫害，作品多为忧愤凄凉、控诉不平之作，如《赠白马王彪》、《七哀诗》、《洛神赋》等。其中，《洛神赋》借与洛神遇而又散的故事，表达深深的怅惘之情，文辞优美，想象新奇，最为后人传诵。曹植的文风华茂充盈，骨气兼备，历代评价颇高。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之称源于曹丕的《典论》，是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主力。
孔融，字文举，孔子的二十世孙，幼时以重孝悌而让梨给兄弟，“孔融让梨”的典故遂名闻天下，文才出众，辞藻华丽，被誉为建安七子之首；陈琳，字孔璋，在建安七子中年纪较长，擅作长诗；王粲，字仲宣，记忆力极强，路过石碑看一遍而成诵，观人下棋棋局乱而重布，没有丝毫差误，文学创作感人有力，在“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徐，字伟长，勤于学术，淡泊功名，数次辞官不就，甘居陋巷寒舍；阮瑀，字元瑜，少有奇才，擅作章表，通晓音律，诗文生动形象，语言朴素；应玚，字德琏，擅长作赋，诗亦见长；刘桢，字公干，擅作五言诗，通俗易懂，言简意深。
“建安七子”的人生经历有共同的特点，即前期在汉末动乱中颠沛流离，后期得到曹操的重用担任官职（只是结局不同，有些得善终，孔融、刘桢等则被曹氏迫害）。与之相对应的，他们的作品也鲜明地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所作多为感怀乱世、忧心百姓之作，后期作品则多为施展抱负、颂扬曹魏之作。总的来说，“建安七子”的作品大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不落流俗，独辟蹊径，贯穿了作者的气质，体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说法。
“建安七子”在诗歌、散文、辞赋三方面都很有建树。诗歌方面，“建安七子”大量写作五言诗，促进了诗歌形式的成熟；将很多现实生活写入诗中，平实动人。如王粲的《七哀诗》描写了饥饿的妇女抛弃儿子的悲况，揭示了汉末战乱中百姓深重的灾难；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了幼子受继母虐待的遭遇；陈琳的长诗《饮马长城窟行》借秦长城之事，深刻地揭露徭役繁重对百姓的迫害，这些都是感人肺腑之作。
散文方面，孔融文风骈俪，《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作品独树一帜；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陈琳的《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王粲的《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俱为佳作。
辞赋方面，“建安七子”喜作小赋，取材广泛，抒情真挚。如王粲的《登楼赋》抒发思念家乡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恨，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建安风骨”之作。
钟繇创楷书
三国时期最主要的书法成就是隶书衍变为楷书，钟繇是楷书艺术的首创者。
钟繇，字元常，官至太傅，曹丕主政时封侯，位列三公。钟繇一生痴迷于书法，曾师从曹熹、蔡邕、刘德升等书法名家，刻苦用功，最终博采众长，自成一派。据史料记载，钟繇学习书法极为刻苦，不论寒暑昼夜，坐卧立行，只要有闲暇就会练习写字；见到花鸟鱼虫、草木走兽以至自然万物，钟繇都会仔细观察，然后从中揣摩笔法的奥妙；与人做客聊天时，钟繇就在旁边的地上练字；夜晚不能成眠时，钟繇就在被子上以手写字，久而久之，被子竟被划出一个大洞。西晋虞喜的《志林》一书中写道，一次，钟繇发现书法家韦诞有蔡邕的笔法秘诀，便央求韦诞借给自己，但韦诞以秘诀珍贵为由不借，钟繇情急之下，竟顿足捶胸，大闹三日，以至身负重伤，昏厥不醒，差点死去。这段故事或许是杜撰的，却生动地反映了钟繇学习书法的执著。
经过长年不懈的努力，钟繇在隶书、行书等字体上都练得出神入化。更重要的是，他在汉代隶书的基础上，首创了楷书，后来楷书取代隶书成为书法艺术的主体。钟繇创楷书，不仅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也对汉字的发展流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钟繇的字古朴典雅，布局严谨，字体大小相间，不失灵动。历代书法家都对钟繇的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上品之上”、“天然第一”、“超妙入神”等，后世名家王羲之、怀素、颜真卿等都争相临摹汲取。钟繇被誉为“中国书史之祖”，与大书法家王羲之合称“钟王”，与胡昭并称“胡肥钟瘦”。
钟繇的真迹至东晋时已失传，一般认为其代表作有“五表”（《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调元表》、《力命表》），“六帖”（《丙舍帖》、《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等。
此外，三国时期的书法成就还有：曹魏碑文庄严方正，自成一体（魏碑体）；张芝、张昶、韦诞等书法家擅长章草，张芝还创新出今草，发展了草书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