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在浪漫主义的式微中将其与马克思哲学相联？我们又为何在对19世纪流行观点的争论中，仍对在其前一个世纪末兴盛的诗人团体念兹在兹？其实，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诸种弊病进行成熟而犀利的剖析之时，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主张以情感、艺术弥合世界分裂的哲学流派早在资产阶级王国建立之初便开始具有相似于马克思行为的批判了。虽然，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辉煌时代距离马克思有所间隙。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理性王国”的极端失望反而使两者指向了共同的批判主题。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浪漫派对启蒙的批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提供了草图。因此，将浪漫派与马克思并置于现代世纪的背景中予以考虑其实无需顾及是否存在时空上的错位。正如文艺复兴之于15世纪，宗教改革之于16世纪，科技进步之于17世纪，18世纪的光辉烙印是“启蒙”。可以说，无论是浪漫主义哲学的产生，还是对资产阶级王国的批判，一切现代性问题均肇始于启蒙运动。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考察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通过再现启蒙时代的精神原貌，来揭示由此造成的时代困境以及引发的现代性危机，进而分析早期浪漫主义哲学滋生的真实土壤，并最终呈现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内在的承续。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他的《启蒙哲学》的开篇对启蒙时代的精神予以描述时曾援引达郎贝尔（Jean le Rond d Alembert）的观点，将18世纪看做近三百年来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二者认为，在这个拐点上，人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正在被一种崭新的观念影响着，这种较以往产生显著变化的观念“似乎预示着一种更为巨大的转变即将来临”。的确，一个新的时代——在自然科学探索的丰富成果中，在哲学思维活动的亢奋激情中，在国家社会学说的契约秩序中，在牛顿、笛卡尔与卢梭期许的目光中——已缓缓挽起了她的帷幕。相对于中古时期的黯淡与蒙昧，人们冠以这个时代的特征词汇为“启蒙”（enlighten）。历史事实是，受16世纪伊始、17世纪鼎盛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引领，18世纪的欧洲大陆酝酿着一场席卷各领域的伟大革命。牛顿的物理学分析方法在整个人类社会得到了应用，科学进步与技术要求在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相互影响中达到了紧密的联合，随之而引发的是认识方式、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这不仅标志为“理性”被作为了准则，而且体现为资产阶级被认命为新生力量与社会主流。最终应该得以确定的是，诸种状况均预示着欧洲社会对合理的国家政治结构的呼唤成为了必然。当新兴资产阶级以理性怀疑一切，以教育启蒙大众的方式构设“理性王国”的美好图景之时，人们也许还不能预期这场启蒙运动将会导致一个“碎片化”、“散文式”的世界的到来。这是浪漫主义哲学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是马克思不可回避的时代主题。
一、18世纪的欧洲与启蒙运动
可以说，对于“启蒙”（éclairer）一词所蕴含的“光芒”（éclat）的法文原意，以及康德将启蒙运动视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规定，人们早已熟稔于心。经历了中世纪黑夜的漫长等待，启蒙运动敲响了西方世界蒙鸿之际的钟声。相比文艺复兴借助宗教宣扬人性时所显示的不彻底性，启蒙运动从一开始便“在从神学和教会的监护[Bevormundung]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提出了“向迷信、狂热和偏见宣战”的明确指令。当我们把启蒙作为历史进程予以理解，那它便不单单局限于对个体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讨论。我们不妨借引1967年2月4日海德堡大学神学院教师代表大会中，格奥尔格·皮希特（Georg Picht）对启蒙所作的全面而详尽的阐释。他认为，启蒙是一个涉及所有领域的历史事件，“在宗教中，启蒙表现为良心和理性反对教权主义和正统，表现为争取宽容，拒绝迷信和宗教裁判。在政治中，启蒙表现为争取思想自由、平等权利和公共福利，反对特权者的任意妄为和专制。在自然科学中，启蒙意味着经验主义和机械论、技术以及科学的扩张。在一般意义的科学中，启蒙意味着把自然科学的思想形式和方法运用于对可知世界的全部考察中。在哲学中，启蒙表现为摆脱神学的监管[Vormundschaft]，表现为抗拒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表现为对意识的分析和哲学人类学。”而现代世俗世界的秩序正是在从中产生的诸多伟大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皮希特演讲进行分析，有一点应该指明的是，启蒙运动的生气蓬勃处于欧洲革命发展进程的开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中将启蒙运动视为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阶段便是对这一关联的概略阐明。而我们对由科学进步、生产发展、政治变革带来的认知方式、经济结构与社会理想等方面的转变进行考察，即是要在欧洲革命的宏观背景中明晰启蒙运动发生的时代必要性。
1.自然科学的进步与思维方式的改变
其实，如果不对启蒙运动发生的历史年代做严格的规定的话，我们大可将其向前追溯两个世纪。因为，当哥白尼体系的太阳中心说还在被教会认可为是一种纯粹的数学“假设”之时，当伽利略在对宇宙星体的观察中以经验根据支持哥白尼的观点之时，受科学进步影响的人类的认知方式便开始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了。在16世纪与17世纪认识材料积累的基础上，18世纪的科学研究开始逐渐解开了大自然的斯芬克司之谜。“带有鲜明的古典特征和中世纪特征的世界观土崩瓦解，世界不再是可直接达到的事物顺序意义上的‘宇宙’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进程中，牛顿强大的影响力贯穿了两个世纪，他点就了启蒙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宏大开场。“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有光明！”英国诗人波普（Alexander Pope）写在牛顿墓志铭上的诗句以《圣经》式的韵律隐含着这样深意，牛顿已接替上帝业已完成了的创世工作而成为了世界秩序的管理者。
若说17世纪期求以严密而系统的演绎、证明方法将哲学的知识予以呈现，那18世纪对这种趋求极致完美的“体系癖”采取了绝然的摒弃与清除。“18世纪没有跟着以往的哲学学说中的那种思维方式亦步亦趋；相反，它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榜样和模式树立了自己的理想”，而这个被模仿的“榜样”即是牛顿的力学模式。所以，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不再像笛卡尔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与霍布斯那样，18世纪的人们舍弃了对数学语言精准性的狂热与膜拜，而开始受教于牛顿物理学分析方法前所未有的魅力，并将其应用于各个领域。牛顿方法讲求从经验材料出发，通过对科学依据的分析与重建，从现象推理出原理与规律。可以说，18世纪的整体思想趋势便浸染在这种物理科学带来的明晰性之中，分析方法成为数理知识与思维逻辑两者均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就必然受大势之所趋了。康德在《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原则的明确性研究》（1764年）中曾直白地指出了这种哲学对物理学方法的嫁接。“形而上学的真正方法与牛顿引入自然科学中、并在那里获得了有益结果的方法在根本上是一回事……人们借助可靠的内在经验，即直接的明显的意识，搜寻无疑包含在某种普遍性质的概念之中的那些标志……从中推导出事物的许多东西。”一种新型的理智力量将思维的特有功能与基本使命全部聚集于身，它不仅仍然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而且激发起了理智探讨思维自身性质与潜力的内在张力。而启蒙世纪中一切认知领域内的哲学思维活动即是这种既对原有的、一般的思维定势进行改革，又“对理智进行自我审查，并作出预见”的“力比多”情绪的一个注释。
2.商业、经济与一个新兴的阶级
在自然科学研究取得进步、思维认知方式发生转变的同时，欧洲大陆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由地理大发现与商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16、17世纪西方世界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的步伐在某种程度上与科技进步具有紧密的关联。地理学与航海术的研究在地理大发现的不断探寻中成为了一种迫切需要，而天文学、物理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并且又为海外市场的开拓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欧洲所经历的这场率先在英国开始的商业革命不仅推动了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的车轮，而且产生了这样一个由商人、工场主、农场主、银行家等联合而成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
从英国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结束，面对封建贵族权力对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损害，旧有的经济制度不断地受到毁灭性的否定与质疑。与此相应的是，资产阶级也越来越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启蒙运动的高歌猛进中承担了主要的角色。在经济领域中，启蒙者需要达到的是一种避免重商主义的严格限定并脱离王权或政府管制的“自由放任”生活，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对私人财产权、经济自由主张以及利润正当性辩护时所言。这就是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所梦寐希求的最终愿景。
对资产阶级而言，作为启蒙运动的结语的法国大革命是其自身获得真正胜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虽然相对农民、工匠等劳苦大众来说，以商人为主要组成人员的法国资产阶级较少因贵族特权的税收负荷而受到侵扰，但这个阶层却仍对旧政权感到极度不满。“他们愤恨自己受到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做二等臣民并排除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之外”，因此，“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从而争取有利于自身壮大的各种权益。所以，启蒙运动在经济领域内的表现即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在力量的不断积蓄中对封建制度与国王、教会等特权阶层的摧毁以及对欧洲新秩序的重建。
3.政治变革与契约社会
从以上两点可以轻松得出这样的结论，崇尚理智、运用分析，并为资产阶级谋求利益的思想家与改革家组成了主要的启蒙者大军。启蒙运动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人类思想的第二次解放运动之所以得到如此热烈的支持与快速的传播，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启蒙者为大众特别承诺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理性王国”——“启蒙的世界就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道山谷，人类在此安居和耕作：这儿有路可走，也有路可以向上攀升。”可以说，穿越过“中古时代的阴森可怕、漫漫悠长的黑夜”，启蒙者对理想社会美好愿景的最初筹划就是从教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类精神真正内容的完美展示。正是在此目标的诱导下，欧洲社会的思想力量开始了对现存秩序的“合法资格”、“真理性”与“有效性”的反对。
被用于发现物理世界普遍规律的分析方法也被应用于国家和社会这一实在领域。“社会，就像物理实在一样，也必须俯首听凭人的探究。剖析工作又一次开始了，国家的普遍意志被看做是由个人的意志组成的，是这些个人的意志联合的产物。”当启蒙者对“理性王国”进行构想之时，其所憧憬的目标正是基于此物理学分析方法之上的预设。何为启蒙了的社会？何为可以经受理性检验的国家？政治动荡仿佛成为18世纪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终极追问的一种现实表现。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开始，欧洲大陆在半个多世纪的骚动中逐渐失去了田园牧歌式的安宁，在对完美的国家宪法和立法的永无止境的完善中，革命成为启蒙运动的又一主题。对于革命，讨论从不稀缺。康德的学生及其著作的首位编者约翰·亨利希·蒂夫特伦克（Johann Heinrich Tieftrunk）曾将其自身生活的时代称为启蒙的与革命的时代，并自问，“这（启蒙）究竟算是一种荣誉还是一种耻辱？”“对国家的和平加以破坏的就是启蒙吗？”可以说，亨利希认为，在通过运用理性来达到理想的道路上不应该存在暴力革命的可能。有所区别的是，同为康德追随者的亚当·贝克（Adam Bergk）不像亨利希般保守，他明确地指出了，启蒙即是一切政治革命的根源。革命在贝克看来，不是对权威与权力的抗拒与反叛，“而是在一个宪法的基本原则上的剧烈的、全盘的变化”。所以，革命不该被理解为思想的、感官的，而该被看做是实践的、政治的、法律的。从霍布斯到卢梭，从对自然法的遵守到对达成社会契约的诉求，18世纪的政治变革在契约论的基础上得以开展。真正的人类社会正是借助于理性产生公民契约，从而组成了人为共同体的公民社会。
启蒙运动在政治领域内的理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得不承认，法国人对“理性的思想”的崇拜善于在行动中给出最直白的表明，相对于英国的精致情感与德国的痛苦思辨，“法国人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使理性成为社会和思维的指导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使世界‘理性化’”。应该说，启蒙者对政治变革的希望往往寄托于开明的君主制，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未如其所愿。当巴黎人民在巴士底狱前欢呼雀跃，当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政权更迭后的恐怖每天都不断得到证实，法国大革命便注定了其违背革命初衷的灾难性的命运。一个现实的世界便在这种充斥着盲从与焦虑的气氛中诞生了，它不是启蒙者的“理性王国”，它被看做现代世界的开端，它纯然是资产阶级的家园。
二、启蒙的任务
“什么是启蒙？”当我们再次重提策尔纳（Johann Friedrich Zollner）于1783年在《柏林月刊》上的提问时，首先想到的是门德尔松与康德的经典回答以及贯穿于18世纪末期的一系列争论，即使这个讨论已延伸至20世纪，这一词汇却从未得到过清晰而确定的界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曾作如下叙述：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从康德对启蒙的辩护中我们可以引申出几点对于启蒙的认识。首先，将“运用自己的理智”作为口号意味着，公共的“理性”始终是启蒙运动用以衡量一切的标准；其次，对人类“不成熟状态”的脱离，同时暗含着人类对其现存状态的怀疑与不满，如果要解除时代的禁锢，必须将一切交付批判予以裁定；最后，人的“不成熟状态”不是缘于“理性”的缺失，而是由于未经别人的引导，这种引导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通过对于公众的教育来实现。因此，若以康德的理解为出发点，理性与批判便足以成为启蒙的要点了，而启蒙的任务即是以理性之光祛除蒙昧，同时持守着对于一切的怀疑与批判，使这种“理性”拥有“公开运用”自身的自由。而“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
1.“理性”的公开运用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语来表述启蒙运动的重心之时，毫无疑问地会想到“理性”。卡西尔就指出：“‘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但我们应有所了解，“理性”并不是在启蒙运动的如火如荼中才时髦起来的字眼。1955年，美国新世界文库在《导师哲学家丛刊》中对中世纪至20世纪间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进行划分时曾将17世纪称为“理性的时代”，可以说，按此理解，早在启蒙运动之前，“理性”便已成为特定时代的特征词汇了。笛卡尔确定了理性的这种绝对权威，他将其作为第一原理建立的基点，从而开启了唯理论以“证明和严格推论”为主要方法的哲学时代。具体来讲，17世纪的哲学习惯于保持着一种对“理性”概念辐射下的“体系癖”的痴迷，以及“天赋观念”影响下的独断的形而上学倾向。“理性”与“天赋”的结合，更使思维所追随的最高的确定性存在幻化成了上帝的另一个变体。所以，理性在笛卡尔与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里是人神共有的、永恒的、真理的王国，人们“通过理性所认识的，就是我们在‘上帝’身上直接看到的东西”。而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上帝“打开了通往心智世界、通往超感觉的绝对世界的大门”。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17世纪的理性是始终在一个封闭的、真空的体系之中把自己铸造成“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的，而人的理智力量在这种与“容器”的隔离中荡然无存。
卡西尔坦然承认，18世纪的哲学在体系上无法媲美于17世纪形而上学体系的严密，但这是一种对几何精神的故意的“摒弃”，“它所探寻的是关于真理和哲学的另一种概念，其功能是扩展真理和哲学的范围，使它们更灵活、更具体、更有生命力”。笛卡尔的启发以及牛顿和他的物理学分析方法使启蒙哲学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牛顿哲学思维的准则没有最初的对原理、概念或公理的预设，而是对经验材料的研究；没有纯演绎式的抽象推理，而是分析式的归纳发现；不是要获得“关于特殊、关于‘事实’的知识”，而是要最终达到普遍性的原理。这实际上是对唯理论方法的一种倒序。进一步，孔狄亚克提出了应将“实证精神”与“推理精神”进行综合，让“理性”在现象的内在关联中浮现，并在“事实的知识”的积淀中日益完善。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启蒙理性在对神学与17世纪形而上学的反对中产生了，启蒙运动自始至终都紧扣着这一理性命脉。这是这样一种理智的能力与力量：它不在意对经验世界束缚的破除而注重对经验世界游刃自如的把握，它能够引导人们“发现真理”、“建立真理”与“确定真理”，它会在“作用”与“效力”的发挥中被理解充分，它崇尚对事实、经验材料或一切信念和见解的“分解”与“重建”，它将在对真理的不断验证与获得中证明自身。康德认为，人类的启蒙不是仅仅依靠知识教化蒙昧的人群，唯有人在具有自觉公开地运用这种理性的自由的时候才会实现，而思维的自由要在政治的自由之先。
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认识、支配自然的胜利，增加了人类运用理性的自信。其实，当培根把力量归因于知识的时候，我们就该觉察，受启蒙理性捷报鼓舞的人类是要摧毁神话的崇高而开始宣告成为世界的造物主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对启蒙的概念进行分析时曾指出：“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可见，启蒙理性的科学化、工具化在人类树立自身权威的过程中成为必然的标准与倾向了。
2.怀疑与批判
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是黑格尔所说的用头立地的时代，也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首版序言中将理性与批判的综合作为其生活时代的总体境况进行如此的概括之时，他是把“理性”看做检验的标尺，把“批判”看做启蒙的凭仗了。宗教、君主制、等级制度、经济限制……封建社会的诸多弊病以及大众的蒙昧都成为了启蒙理性的主要敌人。在人类从蒙昧到开化转变的临界点上，任何一次理智思维的自我确信行为都必然隐含着某种对神学教会、旧形而上学体系及封建制度的质疑，“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思维着的知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通过理性标准的检验来呈现一个真实的、绝对的、理性的世界。
如同孩童成长为少年后开始愿意叛逆地对已知世界的既存规则提出质疑一样，人类在脱离神话护佑的初期，启蒙思想也带有着一种批判的精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理性”与“批判”只不过是对启蒙运动内在精神力量不同角度的表述而已，两者是彼此依存、相互契合的，正是在这种依存与契合中，启蒙时代不断跨出了前进的步伐。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从科学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思维领域，启蒙理性的批判能力体现在激情澎湃的法国大革命中，也体现在康德的批判哲学里。这意味着，宗教信仰中的神学世界观，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传统与习俗，政治学说中的君主专制与等级划分，均将受到理性的审查与批判，启蒙理性正是这样“从它对一个他物的关系上取得了一种否定的实在”。面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以及对人类获取自我解放的迫切渴求，启蒙理性的否定性思维方式被彰显得淋漓尽致。
虽然启蒙精神传播到德国的历史时间较晚，但在康德哲学中却有最集中的呈现。这位在哥尼斯堡过着“孤独而优雅”式的学者生活的哲学家，“出色地将启蒙运动的最大优点荟萃于自身”。虽然“法国启蒙运动用以促使政治社会条件得到改进的高尚的自由精神”与批判原则引起了哲学家的共鸣，但是康德不像法国的启蒙者那样狂热地将自身扮作救世主，也没有将理性的批判能力现实化为一种绝对的物质批判力量，而是主张“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并在此“运用”开始之前，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理性批判，是启蒙理性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成熟表现。
三、启蒙的结果
启蒙运动提出了以理性的名义反对传统精神与社会权威，并将这种反对的力量诉诸理性自身。但是，在其以思想解放运动达到社会变革，以表现为政治实践上的法国大革命对现实的政治制度与权力提出挑战之后，预设的理性王国并未实现，而这个时代却走向了“对于理性的绝望”、“宗教上和伦理上的轻浮任性”与知识上的“庸俗浅薄”。正如施密特所说：“启蒙运动试图把这个世界从神话和迷信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但这种努力已经陷入了一种致命的辩证法——启蒙本身返回了神话，助长了种种新的支配，这些支配由于声称得到理性本身的证明而显得更加阴险。”这是启蒙运动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的初显。无时无刻，卢梭不在自身中觉察到一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的“空乏”，这种“空乏”在被思维“有限化”、生活“碎片化”与宗教“虚无化”的包围中窒息了时代。启蒙运动所造成的时代困境主要表现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理性主义的“有限化”、政治生活上的人类世界与人类生活乃至人自身的二元分裂，以及精神生活上的宗教信仰的失落三个方面。
首先，哲学思维方式在经旧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康德批判哲学与谢林绝对同一哲学之后，仍然有限的局限于抽象理性主义之内。前康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绝对化的抽象理智来把握对象，带有强烈的独断意味。理性至上源于文艺复兴对理性的倡导，直接针对的是中世纪的神学正统，它将以人为根本的认识论代替了以上帝为根本的宗教神学的本体论，强调理性的确定性，而贬低感觉经验的作用。这种权威的转变只是将独断的理性作为“永恒真理”的王国，以有限的抽象概念来把握无限的形而上对象，而实际上并未找到理性的实践根源，没有超出“上帝的藩篱”。经验主义将一切抽象观念向感觉经验还原，是以弥补理性独断论的抽象性与空乏性为初衷的，但这种以分析为主要方式、以因果性为“习惯性联想”的从经验直观中离析普遍观念的思维方式，却必然走向不可知论与怀疑主义，从而导致了一场新的空乏性危机。启蒙理性正是在对神学的反对和17世纪形而上学的争论中产生的，启蒙理性试图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双层意义上进行分析还原与理智重建。其“灵感部分来自笛卡尔、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等的唯理论”，但其“真正创始人是艾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虽不预设先验的理性，主张从现象的内在联系中发现规律，但理性的自信心依然支配着18世纪的启蒙精神，笛卡尔的“天赋观念”以添加了道德取向与价值判断的“地上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康德学说正是“启蒙运动的最高的荣誉象征”。康德立足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在对抽象理性的内在批判中打破了理性神学的权威，使哲学思维方式发生了从超验的理念存在向内在的经验的人的认识能力转变的“哥白尼革命”。他批判“独立于所有经验去追求一切知识的一般理性能力”的有限性，批判理性至上的理念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教条独断，但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仍然是站在理性立场，以理性为武器，最终诉诸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哲学只是将人的主观认识能力限于知性的范畴，范畴的普遍必然性作为我们的思想因只行使知性立法，而无法深入物自体领域，因此康德的批判哲学仍然是主观、有限的“空洞的抽象”。
这种抽象性与有限性还体现在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的逐渐蜕变之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对此表达了极度的失望，并提出了猛烈的批评。启蒙，日益倒退入了新一轮的神话之中；理性，也在神话与启蒙的辩证法中被置于糟糕的境地。曾经，人类的理智是一种被用于战胜迷信、解除束缚、支配自然的力量，然而，伴随着自然界的祛魅进程，人类尝试粉碎自然奴役的结局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被奴役之中。这种新的奴役是人类自造的枷锁，“理性”曾冷漠地打破神话的祭坛，也曾残暴地戳穿宗教的丰饶角，现在，当一切不可度量之物被摒弃之后，“理性”的冷漠与残暴却成为了永驻人间的面具。启蒙指使理性的初衷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规范受到同一支配的自然界与现实社会，而人类也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禁足于体系规范之中了。这是启蒙思想者无法预期的人类理智的异化，思维正在启蒙运动的尾声中不由自主地客观化为一部测量的机器，“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启蒙理性支配自然与社会的力量愈加增长，异化理性禁锢人的权力也就愈加强大，启蒙理性愈发演变为一种工具理性，不合时宜的发挥着它的压制力量，从而丧失了以人为目的的解放精神。当拿破仑在马背上横扫欧洲，当资本主义制度蔓延开来，启蒙了的人类开始渐渐在自我中迷失了。“神话昏暗的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阳光照亮了，而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人类摆脱了神话，“又总是不断落入神话的魔力之中”。此时虽然距离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言及的“文化工业”社会尚远，但却是启蒙理性开始走向反面的开端，即使这种理性的有限性只是具有一些细微而不太明显的极端表现，它还是依然为某些18世纪末的诗人、学者等思想家们细腻地感知到了。
其次，启蒙运动付诸实践将涉及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法国大革命的果实与成就便是启蒙运动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体现。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取代了封建专制制度，并扩展到法国本土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当理性在运用中触及人类的现实利益之时，启蒙便成为了政治性的东西，启蒙哲学家言及的经验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便以人类世界、人类生活、人自身的二元分裂形式凸现出来。A。施莱格尔认为启蒙运动在任何领域的半途而废使“有用与适用”代替了真理的标准，使真理“沦为无条件的追求”；黑格尔认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无序化与生命形式的碎片化成为了市民社会的“实用主义图景”。阿尔都塞将浪漫派与黑格尔所处的时代称为“在绝对存在的形式下，对空乏进行崇拜的年代”，这种“崇拜”在政治生活领域内表现为空前加强的专制，在个人生活领域内表现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主体。而“崇拜”“烟幕”掩饰下的社会现实，是在二元分裂的张力下挣扎呈现的。一方面，18世纪后十年的德国已被分化得“不再是一个国家”，“大批更小的相互倾轧的专制小国家”无法构成统一稳定的政府，但却“形成了更强大的专制”。欢迎法国大革命的理性、自由与请求上帝保佑祖国免受革命的恐怖，政治的中央集权与国家的四分五裂在强大的反差中营造了紧张的政治气候。另一方面，康德的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及“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可以运用理智的美好初衷，并未延续其原初的积极意义。科学与艺术的日臻完美腐败了人类的灵魂，“思想用数学、机器和组织等物化形式对那些把它忘在脑后的人们实施了报复，放弃了思想，启蒙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可能”。启蒙原是要通过对一切个体进行教育而使尚未开化的整体达到自由，但一旦当理性被用作为只具有认识功用的工具理性，个体便陷入了摇摆于情欲与理性之间的尴尬境地，“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并“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从甘于蒙昧到理性、自由至上，从依附到自决，个体在征服感性世界而脱离感性世界的独断理智的作用下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二元分裂，人类成为了异在于自身的“与社会进化规律和自我原则相对立的东西，变成了单纯的类存在，他们在强行统一的集体中彼此孤立”，这是“大众的退步”。
最后，启蒙运动使时代的空乏以失落的宗教信仰为内在的表现形式。路德的宗教改革高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大旗拉开启蒙运动的帷幕，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理性与主体性原则颠覆的对象。政治生活长久的专制压迫使德国市民转而向内心世界去寻找理性、自由的内在价值。路德将这种内在价值定义为在任何外在条件下都会被实现的基督教的自由，其“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规劝解放了的个体通过改革应得到的外部世界的权利和要求而进入自己的内心生活，来接受已诞生的新社会的制度”。不为外在现实与斗争矛盾所动摇的自由道德王国是从悲惨世界中决裂出来并定居于个体心灵中的避难所，是政治的浪漫派与唯心主义者的思想成因与必然趋向，是批判思想无力进行社会政治变革而采取的精神意义上的举措。宗教改革与启蒙都将中世纪的宗教信仰视为自己改革的对象，而我们需要意识到，与启蒙相对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信仰，它已作为异化精神的一个表现而被近代化了。被启蒙运动所颠覆的宗教信仰只是将上帝视为保证意识同一和世界统一的内心表象，“是自我意识在分裂的世界中寻求自我同一的另一种努力”。理性主义泛滥导致了精神世界中宗教退步为神话，这种退步引发了浪漫派与黑格尔共同的哲学思考。
因此，启蒙运动所导致的时代困境主要表现为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有限化、世界与人自身的二元分裂以及宗教信仰的失落。而现代性的特征正是表现为根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理性与感性、才智与自然、存在与非存在、概念与存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浪漫主义哲学先于黑格尔哲学而处于鼎盛状态，其对现代性危机的感触也更加敏感。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早期浪漫派针对时代的分裂特征提出了自己的浪漫主义理论，从而开启了与现代性问题的首次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