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观念之一，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它不仅是传统中国人观察宇宙、观察自然的学说，也是解释人生、解释历史的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进入一个剧变的时代。一方面，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和学术文化流派竞相角逐；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统一呼声日趋强化，统一趋向日趋形成的历史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登上学术舞台，它一开始就企图用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对自然和社会作一种统一的解释。它先限定了一些必要的原则，然后又用这些原则把自然与社会贯穿起来，其原则的适用范围广及哲学和各种实用科学诸领域，与历史哲学体系也有密切的关联。
阴阳五行学说支配下的历史哲学所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天人感应”说的思想理念注入历史解释。在这种观念系统中，世界显现出一幅天人万物互融、互感、互应、互渗的图景，用这个原则去解释历史，历史就会变得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阴阳五行学说支配下的历史哲学展示给人们的另一种图景是历史的循环演进，首尾相衔，无论从哪里出发，都将回复到其自身原先所处的位置上去。坚持这个原则，我们丝毫发现不了历史进程的螺旋形上升的轨迹，而只能察觉一种近似圆形的轨迹。前一种原则，到西汉董仲舒手中才被发挥到极致，而后一种原则，我们在老子那里就可见其端倪了。
“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老子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展开的，老子的历史哲学，是根据形上学意义层面的“道”推演的。在老子看来，历史的进程依循于“道”。“道”所具有的基本特质是自然无为与循环返“常”。“道法自然”，“道”以它自己的状况为依据，“自然”就是“自身如此”的一种状态而已。“道”既是自然的，也就是“无为”的，“无为”是自然的写照，两者是合一的。而历史则应是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中运行，绝对要排斥人为的干扰。老子尊奉“太上，不知有之”的时代，“太上时代”是老子的理想，因为它合乎自然无为的原则，历史运行应是向这个时代的复归。这样，变动是老子所肯定的，但这种变动和运行，老子一概认为不过是在循环返“常”而已。“常”，即是“道”的本初面目，历史的运动发展是循环的，终究会返回到原点，即“常”的状态中去。他说：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这种“复”既是指形而上的“道”的运作，也是对人类历史运行轨迹的暗示。对人类历史来说，“常”的极妙状态就是那种“小国寡民”的“太上时代”。形而上的“道”返回原点后，也就达到了一种类似于婴儿的状态，无思无虑，老子又称之为“朴”。“太上时代”就是一个“质朴”的时代。
老子的历史学说，给人以一种退缩的感觉，他断定历史运行的轨迹将会是循环的，而其归宿却是那么一个“小国寡民”的“太上时代”。大概老子对自己所处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深恶痛绝，所以不惜以放弃文明为代价，退回到蒙昧社会中去，为了证明他所持见解的合理性，他赋予这种蒙昧社会以黄金时代的桂冠，成为他政治与历史学说的最后的落实处。需要强调的是，老子学说尽管不是以阴阳五行要素来建构的体系，但阴阳观念已界入其学说，并初步成为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
历史循环是经由孟子的倡导才在中国历史观念中发展起来的。孟子一方面认定“先王之法”为万世不变之圭臬，一方面又创发“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坚信历史将复归先王的黄金时代。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观点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自上古的尧舜禅让到孟子所处的时代，这种治乱更替已数次发生。当时王权式微，诸侯力政，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大乱。孟子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判定，一次治乱循环所需的时间约为五百年，所以他坚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萧公权先生认为：“孟子所以毅然以‘平治天下’自任，以‘保民而王’勉人者，正由其胸中先有此世运当治之信念，深知文王以来七百余岁，计数已过，论时则可也。”的确，孟子之所以提出历史循环的思想，是因为对现实政治的极度不满，同时也自信自己被时代赋予平治天下的使命。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孟子所持“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同以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持的见解相同。为什么他们都执“五百年”这一周期呢？杨向奎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大五行说”，是五行说的放大，以五百年为一历史运行的周期。
阴阳五行学说支配下的历史哲学中的另一大原则天人感应说在孟子思想中也有反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讲天命也仅限于个人之穷达。而孟子所说的天，被界定为具有道德属性，天命往往是他政治与历史学说的最后依据。“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天和人具有共同的道德属性，因而是互感互应的，此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的天人相应说还不成熟，在说明历史运行的决定性力量时，仍是以天命重于人事。然而，他的这个理论，实是替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说开拓了通道。
循环论的历史观也存在于荀子的思想中，他认为历史是一种循环的运动：“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变化只是一种循环的运动，某些原则性的东西（伦常）是“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的亘古不变的存在，三代则是伦常秉彝最为完满，政治文教之极致，历史进展应是复归这个古典的黄金时代的过程。
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的理想，完全以人的行为作为历史运动的决定性力量。荀子所说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指的是整个自然界。他也用阴阳说解释自然界的生成变化：“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这是一种“不为而成，不求而得”的“天职”，即自然的职能与规律。而历史却属于人类行为的范畴。自然界的运行与社会的治乱没有任何的联系，人事才是社会治乱的惟一的终极原因：“天变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否认了人格神的天。“明天人之分”的“分”，就是“职分”，也就是“职能”，“明天人之分”就是要明辨天与人的职能。荀子的这种天人无涉论比孟子的天人一元论无疑要高出一筹。
《易传·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阴的功能）一辟（阳的功能）谓之道。”“道”表现为阴变阳易。变易是《易传》的中心思想，宇宙万物，无物不变，无时不变。除了变以外，《易传》还强调“通”，《系辞传》上说，“往来不穷谓之通”。所以《易传》的总法则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种注重变通的学说。然而，《易传》同时也认为那套根本性的伦常法则是无法也不能变动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从这种不易的基点着眼，变易终将是一种循环的运动：“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为了更明确地说明循环法则，《易传》又常用四时往复比喻事物的变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与四时联系进来的“革”肯定是种循环的变革，因为四时就是“寒往而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传》的循环运动观念与《易经》六十四卦的编排很有关系，六十四卦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以体现一种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循环运动。《易传》的循环运动观念与《易经》六十四卦的爻卦辞也很有关系。“乾”上九的爻辞说：“亢龙有悔”，“泰”九三的爻辞说：“不平不陂，无往不复”，这些无疑都是循环的见解。
“《易》以道阴阳。”与其说《易经》的核心思想是阴阳学说，还不如说是后人用阴阳学说阐释《易经》。阴阳的观念并非《易经》爻卦辞中所本有的，是《易传》把《易经》纳入了阴阳学说体系，成为“以阴阳道《易》”。阴阳学说的运用，使《易经》较呆板的构架圆通化了。《易传》以阴阳理论阐释了宇宙万物生成的本原与变易问题，建构起一种自然哲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历史学说。
在齐人邹衍那里，阴阳五行学说正式成为用来解释历史发展过程与发展动力的理论。邹衍创始的“五德终始说”就是这样一种学说。“五德终始说”指的是“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更具体地落实到历史过程中去，则是所谓的“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王朝据此依次相替。五德从现象上看是五类王朝更替的表征，同时，更深刻地说，也是五种支配历史发展的势力。历史上的每个王朝的出现以某一“德”为表征，也受这一“德”势力的支配，无疑地，这一个承受了那个特定的“德”的王朝，上天也会发出与这一“德”相应的符瑞，以作为得到上苍许可的证明，这也便是“类固相召，气固则合，声比则应”的感应法则，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天人感应说的另一种表证方式。与此相对应，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循环的迹象，从“土德”开始，经木、金、火、水四德，必将重归于“土德”，然后再开始新的循环，“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邹衍从历史相对论的角度出发，断定不可能有哪一德将“守一不变”。这种历史学说固然是一种命定论，肯定天的意志，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历史学说又是在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周天子的权威无疑早就没落了，天下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人间的苦难深重，统一是民众的呼声，也是当时的政治大势，谁能代周而兴，谁就是代表胜周的那一“德”，这是一种替未来新权威寻求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所以深受列国诸侯的欢迎。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把五行相胜的观念运用于历史领域，形成一种历史变迁的固定的逻辑，对秦汉以降的政治和历史学说影响甚大。秦始皇翦灭六国，就以为自己是代火德的周而兴的“水德”，为此“改正朔，易服色，数用六，色尚黑”。以为既为“水德”，故“深戾阴刻，一切皆决断于法”。同样，汉朝的统治者也用这套理论来论证“汉承秦制”的合理性。随后，在中国历史的各个关键时期，总会有一些类似于“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出现，以适应当时现实政治的需要。
在董仲舒的思想里，阴阳五行之气周流于天地万物之内，阴阳被界定为周流的动力，五行被界定为周流的过程和次序。而这一切又有一个要由天道的阴阳五行向人间的政治和道德落实的问题。董仲舒建构的历史哲学，是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相呼应的。他创设了一种“三统”或称“三正”的理论。“统”就是统系的意思，“三统”则为“黑统”、“白统”、“赤统”。就具体的历史而言，则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依次循环，首尾相衔，周而复始，历史的演变，无非就是三统的更替。新兴的王朝以一番“改正朔、易服色”的程序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这便是他“三统”理论的内涵。“三统”说实际上不过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一种简化。支配“三统”的黑、白、赤统其实也是五行的翻版。它和五行一样，在不间断的变易过程中，呈现出一幅循环的图式。阴阳五行学说在董仲舒手中发挥到了极致，成为解释天人感应学说的一种工具，正是因为天的意志和人的行为都附着于阴阳五行，相应地具备了同样的属性，所以“天”“人”是同类感应的。董仲舒把他的这种学说应用于政治与历史领域，历史便形成了一种天命所定的“三统”循环的模式，支配这种循环运动的便是处在天道之中的阴阳五行之气的运动。
综上所述，阴阳五行学说是传统中国人以对自然现象的经验知识为素材所发展起来的循环观念和哲学的宇宙图式，也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意识。在阳阳五行观念支配下的历史演进图式中，历史成为封闭性、循环性的机械运动，且其所回复的始点永远只能是一个曾存在于远古的黄金时代，这就是道家的“太上，民不知有之”的蒙昧时代和儒家充溢着血缘宗法亲情的尧舜三代。这种复古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与农耕民族所从事的生产方式的节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和融合的周期率，兴亡盛衰的社会政治崩溃与修复机构几乎天然地吻合，成为中国传统历史学说的特质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