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书所记大都是作者「亲见确闻」，又加之考核严谨、撰述认真，故不少记载较为准确、详赡，为它书所不及。如记燕王俣死，宋史本传只云：靖康「二年……北行至庆源境上，俣乏食而薨。」这里既没有准确的死亡时间，又缺乏确切的死亡地点，与呻吟语所记相比颇为见绌。呻吟语的记载如下：
十六日，次都城店，燕王俣薨。太上哭之恸，殓以马槽。王夫人、王子同在一军，视含殓，请归丧，斡酋不许，令火化囊骨行。王妻别在一军，不准哭临。
这里的记载十分具体，正唯其具体，我们又能透过这一事例，清楚地看到金军对宋俘的严厉待遇。再如关于顺德帝姬之死的记载也是如此，呻吟语云：绍兴七年「九月，顺德帝姬至五国城，东路都统习古国王孛堇按打曷以其未奏虏廷，遽离粘没喝寨，指为私逃，要留寨中，未几，死。」这一记载，不仅补充了史传的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透过这一事件，看到了作为俘虏而北去的宋宫室宗族，一直处在金人的严密监视之下。这些情况，无论宋史还是金史，都是讳莫如深的。
呻吟语虽然以记载北迁的宋皇室宗族为主，但也兼及流落北方的其它人。如靖康二年五月「十九日……闻贡女三千人，吏役工作三千家、器物二千五十车是日始至，点验后，半解上京，半充分赏，内侍、内人均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器物收储三库，车辂皆留延寿寺。」接着，便引燕人麈补充说：
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其]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
上面所引该书之跋已经明确，燕人麈是作者的儿子为了印证其父的记载而在整理遗稿时增入的，它的确起到了「可相发明」的作用，所作确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本书还有不少可资考史的地方。例如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传中的陈遘传有下列记载：
京城既陷，割两河求和。遘弟光禄卿适至中山，临城谕旨，遘遥语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义自处，宁当卖国家为囚孥乎……遘呼总管使尽括城中兵击贼，总管辞，遂斩以徇。又呼步将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辞，遘固遣之。振怒且惧，潜衷刃入府……遂害遘于堂，及其子锡并仆妾十七人……振出，帐下卒噪而前曰：「大敌临城，汝安得杀吾父？执而捽裂之，身首无余。城中无主，乃开门降。金人入见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敛而葬诸铁柱寺。建炎初，赠特进。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五亦记此事云：
金人以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帅陈遘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谕令开门降，太上呼遘曰：「道君皇帝也。」遘恸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曰：「此中岂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诡计也。」以箭射之，遂鼓众喧闹而杀遘……于是贞自守中山，金人逼太上皇以归。
这两段记载颇有点矛盾：（一）城下谕旨令降的究竟是谁？是陈遘之弟陈适，还是徽宗本人？（二）众所杀的为谁？是陈遘还是沙振？（三）沙振杀主将，「自守」还是投降？凡此种种，两段记载互相抵牾之处甚多。我以为，关于这一事件，呻吟语所记最为明确。呻吟语曰：
二十八日，太上抵中山，呼守将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痛哭不奉诏，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杀之，以城降。
显然，宋史为了回避，而略去了徽宗亲临城下谕降的事实。其实，当时的徽宗，不过是金人的俘虏而已，金人焉肯不利用「大宋皇帝」这块招牌来使宋将投降？且只有沙振欲降，纔会杀死「不奉诏」的主将，否则，断无别的解释。宋史陈遘传谓城降在沙振死后，似「降」与其无关；而三朝北盟会编不谓其杀主将为「降」，反谓其「自守」，皆于理难通。似只有呻吟语所记，当得其实。
呻吟语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徽宗北迁关于徽宗北迁之日期，一为三月二十九或三十日，一为四月一日。盖前者从徽宗离开斋宫，集中到刘家寺计，后者盖从车驾离开刘家寺计。，迄绍兴十二年梓宫南返，较全面地记载了这一段悲残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我们在本文开篇时已经说明，呻吟语是宋人著作。金人也有这方面的著作，这就是宋俘记。宋俘记共分宫眷、宗室、戚里、臣民四部份，现只存宫眷全部和宗室一小部份，其它都已亡佚了。作者可恭，事迹不详。本书开篇说：「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廑行万四千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孰存孰亡，瞢莫复知。追溯临憘，贯分六道，阇母、谷神两道记载犹缺，余虽详略不同，要有笔札可推。删繁记要，以存其人……」这就是说，这本宋俘记是根据开封府「列册津送」的名单和诸路监押宋俘的「笔札」撰写而成，但阇母、谷神两道之笔札缺略。考宋俘记开篇，知阇母所监押的为「首起：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王皆预焉。」而谷神监押的为「六起：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三千四百十二人。」这就是说，本书必详于宫眷、宗室，而略于戚里、臣民。
宫眷共有徽宗（称昏德公）、钦宗（称重昏侯）两部份，每部份都包括本人、妻、妾、婢、子、女、媳、孙、孙女等数项，逐人纪录，略叙其北迁及北迁后之梗概，大多极为简单。如上文我们征引的呻吟语关于燕王俣之死的记载，较为具体，本书则不然，本书只云：「赵俣即燕王，四起北行，四月十六日殁于都城店。」比呻吟语所记简单了许多。再如呻吟语于绍兴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记云：「沂王〈木咢〉、驸马刘文彦首告太上左右及信王谋叛，千户孛堇按打曷即习古国王接其词。七月，遣使诘问，太上遣莘王植、驸马宋邦光渡河往辩……沂王、刘文彦承诬……宣命赐死。」而宋俘记只云：「〈木咢〉十年七月控昏德左右叛，坐诬，伏诛于五国。」足见宋俘记所记旨在存其事迹大略，而不及细节及其它。
本书大部份可补宋史宗室传有关传记之缺，同时，亦有不少地方可资考史。如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云：「荣德帝姬至燕京，驸马曹晟卒，改适习古国王。」据开封府状：「荣德帝姬二十五岁，即金奴。」而本书则明云：「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并注云：「皇统二年封夫人。」考呻吟语：「绍兴十二年（即金皇统二年）三月，虏封华福帝姬，玉嫱、飞燕宗姬，并次妃，荣德帝姬夫人……」可证本书所记正确，而宋史所云则没有根据。我们由此例，已不难看出本书价值之一斑。
[五]本书的流传及其版本
本书自南宋咸淳丁卯（即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编定之后，似没有刻本、流传甚少，至自宋以后诸家书目皆未著录。但本书却很快传到了高丽。辛巳三月（即明惠帝建文三年、公元一四〇一年）朝鲜李朝国王遗德在本书上写有一个题跋，跋云：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是编久存大藏，朕微时见转钞本于同年家，差脱不可句读。践祚后，检诸故府，得此，有先「忠烈王」图印，是百年前传写来。披览事变，终始咸悉。宋金所为，皆有国者金鉴。正史隔越两朝，卷帙繁博，无此融会贯通。暇当考征芟补，命儒臣泐为一书，为万世子孙戒。辛巳三月上巳，遗德笔。
考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忠烈王讳昛，古讳谌（按元史作「愖」）、又賰，元宗长子，母曰顺敬太后金氏。高宗二十三年丙午二月癸丑生。四十六年，高宗薨，元宗以太子入觐于元，王时为太孙，受遗诏，权监国事。元宗元年八月，册为太子。十三年入元，十五年，尚元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癸亥，元宗薨。甲子，百官会于本阙，遥尊为王。秋七月，元遣同知上都留守事张焕册为王。」元史卷八世祖纪亦云：至元十一年秋七月「癸巳，高丽国王王植薨，遣使以遗表来上，且言世子愖孝谨，可付后事。敕同知上京留守司事张焕册愖为高丽国王。」与高丽史所记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忠烈王于至元十一年（即宋咸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即位。又据高丽史卷三二忠烈王世家，其人死于戊申三十四年秋七月己巳，即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一三〇八年）。即然朝鲜李朝内府所藏靖康稗史有「忠烈王」图印，那么就可以肯定，这本书至晚在公元一三〇八年之前，就已传到了高丽。又考东藩记事，遗德即芳远，于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一四〇〇年）嗣位，第二年，他便写了这个书跋，其云「当是百年前传写来」，亦与史完全吻合。由于朝鲜国王如此重视这本书，把它视为「有国者金鉴」，故其书在朝鲜一直保存并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