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文凭作坊生意兴隆
2003年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位部门主管，因为假博士文凭事件被革职。这位女士叫劳拉·卡拉罕，位居国土安全部信息司副司长，先后获取了一个所谓汉密尔顿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她声称她并不知道该大学是假的，她以为这个学校和其他在网络上提供课程和学位的大学一样合法。“我想毕业，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目标，虽然我的工作并不要求我要有这样的学历。汉密尔顿大学自我推销说是四年制的学校，虽然他们提供的是远程教育，但是他们甚至还可以提供继续深造的学位。这听上去和我的目标非常吻合。”而她仅仅需要回答10个道德上的小测验，写一篇大约2000字的论文，并且支付7000美元即可，随后她就成为了劳拉·卡拉罕博士。《华盛顿观察》周刊最近报道，这个所谓的汉密尔顿大学位于怀俄明州伊云斯顿一个老铁路小镇上，其校园地点不过是一个老式汽车旅馆改建的办公室，由两三名工作人员负责大学的所有运作，连基本的师资和教学设备都不具备，也从来没有经过任何机构认证。但它的网站却建得非常正式，拥有像模像样的学校印章和一系列学位要求，汉密尔顿大学堂而皇之地自称已经成为了一所真正的国际学院。该学校的运作机制已经愈来愈呈现流水线的高效率，申请人先在一个所谓独立的咨询处网站上填写申请表格，学校提供多个专业和学位设置，明码标价，比如一张博士文凭标价3600美金，供申请人从中选择。一旦被“录取”，只要提交出一篇简短的论文，再开一张支票，一周或两周就可以获得文凭。
而这样仓促拼凑出来的文章质量可想而知，据知情人透露，其中80%的论文都不合格。读过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就一定不难联想起书中的男主角方鸿渐为了不辜负长辈的“厚望”，如何从一个爱尔兰酒鬼那里购买假文凭，借以装点门面一事。不上课就能拿到大学文凭，只要注册、登记就可以买到任何学位。美国文凭加工厂（Diploma mills）发放假学位，经常只需要一个网络地址和邮箱地址即可。现在美国假学校有真正的市场。事实上，这种假文凭在美国官场泛滥不绝，假文凭作坊生意兴隆，一纸在手，顿时让人身价倍增，这种诱惑力确实难以抗拒。谁能想到，身居高位的美国官员，手里拿着的文凭竟然是不名一文的冒牌货呢。无独有偶，一位叫查理·艾贝尔的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声称从新奥尔良的哥伦布大学获得的硕士学位，同样是“野鸡”文凭。在加利福尼亚州，施瓦辛格州长新近任命了杰克·克里担任加州政府交通部门要职，然而，他所拥有的学士和硕士学位皆来自一个名叫帕莫尔·格林的“野鸡”大学。在美国，要进入政府部门供职，以及其后的升迁，虽然要经过多种考核标准，但是学历仍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就为假文凭买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于是乎，许多“野鸡”大学和更具“悬念”的文凭加工厂应运而生，充分考虑到了潜在客户的实际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做各种专业、各种学位，“合理”价码，“灵活”的方式，无怪乎有需求者愿者上钩了。仅仅上面说到的汉密尔顿大学一家每年可以从中获利50万到200万美元。
在美国有数百家像汉密尔顿大学一样的学校，一年净赚至少5个亿。美国国会曾经牵头调查政府雇员中的买文凭现象，结果初步核实：8个部门的28名联邦政府高官持有假文凭，其中不少是重要部门的高官。更令人愤慨的是，这些人不但通过假文凭骗取了高官厚禄，甚至利用政府部门的合法福利待遇，将买学位的费用合法报销。这些学校也深谙此道，付款方式等方面为“报销”提供方便。这些大学的标准“宽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甚至出现过为一只猫颁发MBA学位的荒唐事，最后还成功报销。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对于假文凭泛滥问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改，美国关闭了40所假学校，并将其中的20起立案。然而，自此以后的十几年间，打击的力度有所减弱。美国司法部立案调查的仅仅有哥伦比亚州立大学和拉赛尔大学，涉案人员也只有5个人受到处理。这一现象不仅让假文凭作坊再次有机会牟取暴利，使得政府雇员混杂，更让一些刻苦攻读身怀足金学历的人深感不公平。毫无疑问，用纳税人的钱为买来的文凭买单已经触犯了法律，联邦政府并非不想管，而是面对这一顽疾实在有些束手无策。根据规定，政府只能为需要进修的官员报销学费，并且规定必须到经过认证的大学进行培训，但是实际上，政府很少花工夫确定哪些官员是否有必要进修，也从不关心他们进修的学校是否经过了认证，尤其是那些财大气粗的部门。这些大学听起来往往名头响亮，有“西部太平洋大学”，“哥伦比亚州立大学”等，大有马季先生在春晚上的“宇宙牌香烟”的阵势。
假证书专家约翰·贝尔说，假证书在网上唾手可得，假证书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印刷越来越精美，而且还根据需要提供一系列的成绩单、推荐信等，手段越来越高明，足够以假乱真。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的是，严格说来，如果兜售真大学的假文凭，还有法可依，但这些“野鸡”大学卖的是自己学校的真文凭，不能说是假的。他们是通过合法注册的商业机构，其销售的并非是伪造的其他大学的文凭。这突显出了美国法律的漏洞，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所大学，程序与注册公司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学的真假的关键是认证。美国的宪法规定，联邦政府不能直接管理高等学府。为了保证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美国引进了非政府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分为两类，一是对专门院校（如艺术、音乐院校）的认证，由相应的全国性认证机构认证；而普通高校则划分成中部、新英格兰、中北部、西北部、南部、西部6个地区，由相应的地区性认证机构认证，现在美国通过认证的大学共有3600所。可是就在认证程序中同样大有文章可做。根据美国法律，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可以注册成立认证机构，这样一来，就可以先成立大学，然后再注册认证机构，自己给自己认证。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认证机构是否为美国政府机构承认。美国教育部的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对认证机构进行认证，从而承认这些认证机构所认证的学校，然后建立互联网络查证中心，以帮助雇员和用人单位核实文凭的合法性和含金量。此外，还有一个民间机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也从事这项工作。只有经过美国教育部或CHEA认可的认证机构才是真正的认证机构。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实施起来事倍功半，如果只列出那些经过认证的学校，就等于说那些没有通过认证的合法学校全是假的，而如果列出所有合法注册的学校，也会将众多“野鸡”大学包含在内，就失去了监督的本意，而且可能间接替这些学校做了广告。联邦政府针对愈演愈烈的假文凭泛滥现象，召开多次会议商量对策，仍然未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诚实的腐败
从殖民地时期到现在，腐败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国，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政治腐败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是美国生活中的痼疾。”——《美国政治腐败》，约翰·博伦斯和亨利·施曼特在殖民时期，政府就有腐败的传统。只是在结束了专制的英国殖民统治，初步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以后，美国腐败的程度才逐步降低下来。应该说，开始的几任政府都还是很清廉的，一方面，那时候的几位总统都非常有人格魅力，给属下作了表率，另一方面，那时候美国也刚刚起步，要腐败也腐败不起。从美国建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1812年战争后，美国发生了一系列贪污联邦资金的事件。西部开发，一些国会议员和开发商相勾结，肆意侵吞联邦津贴。20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爆发后，联邦军需开支剧增，经纪人和军火商与腐败的官员相勾结，至少掠取了35亿美元国库财富。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腐败的程度也不断提高。1869年到1877年格兰特总统在位时期，是美国历史上腐败程度较高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两起重大丑闻，即信贷公司丑闻和威士忌酒帮事件。进入20世纪后，由于历届政府为反对腐败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努力，腐败的程度开始缓慢地下降。30年代和40年代，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公众对腐败问题的注意力。直到60年代和70年代，一系列政府腐败丑闻相继曝光，反腐败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影响最大的是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和他的副总统阿格纽的受贿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过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政治丑闻，迫使在位总统或国会采取更加严格的反腐败措施。
美国国会山
其实也难怪这些政客。在美国，任何政治运作都离不开钱。不说别的，光是政治选举，从市长到州长，到总统，都是烧钱的事。小布什竞选总统就花了6亿美金。“在国会山国会山：美国国会办公大楼。因其被建在一处海拔为33英尺的高地，华盛顿又为一座丘陵城市，所以，此处被称为国会山。没有钱绝对寸步难行”，这是每个政客都心照不宣的秘密。面对丰厚的“政治捐款”，谁都难免会眼热心跳一阵。
美国国会山办公区域
每一次选举期间，议会都会频繁地提出同性婚姻的问题，讨论是否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同性婚姻进行抵制。这在美国看上去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对政客们来说更是大问题。同性恋问题热点化和宗教人士不无关系。在美国，宗教人士是一群掌握大量财富的人。他们手中的钱对于很多竞选者非常重要。而且美国人口中很大部分是基督徒，大概80%以上，其中不免有很多是保守派，自然会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一方面是响当当的钱，一方面是硬邦邦的潜在选票，所以难免很多竞选者会迎合他们的需求。乡村风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人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有权要求政府纠正或赔偿。它保证了游说的权利。19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寻求面见议员表达不满或需求帮助。但现在很多从事游说这一行的人，不是受到冤屈后进行“事后”游说，而是为预防“冤屈”发生，越来越多地进行“超前游说”。游说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在美国由来已久，问题是现在随着游说高度职业化、商业化的趋势日益严重，难免有让贿赂制度化的嫌疑。“利益集团和个人都希望法律对自己有利，因此他们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尽力施展自己的影响。
当在权利受到挑战时再想找政府补救，往往为时已晚，因此他们现在想先行介入。”——美国知名的游说研究专家杰夫理·伯恩堡一位为印第安赌博业充当说客的人引爆了华盛顿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桩游说丑闻。这起风暴的中心就是人称“超级说客”的阿布拉莫夫案。此人曾是一名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只是国会为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奔走应酬的大批说客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印第安赌博业日进斗金，一年净赚190亿美元，在国会安插不少说客也不足为奇。为了防止贿赂，说客为国会议员支付旅行费用是违法的，但是2000年，阿布拉莫夫还曾邀请国会共和党领袖迪莱到苏格兰打高尔夫球，并用自己的信用卡为他付账。这已经是阿布拉莫夫第三次为迪莱的国外旅行付账了。参议员安德鲁斯的高尔夫球课程也是由阿博拉莫夫买单。美国司法部对阿博拉莫夫展开的腐败调查还显示，他曾向国会两党的171名国会议员提供过竞选捐款。阿博拉莫夫的贿赂行为正是华盛顿腐败现象的反映——通过利诱拉帮结派，对美国的立法和联邦政策施加影响，这种现象在白宫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已经蔚然成风。华盛顿的腐败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政客们都在诚实地腐败。但是在最近几年，这种现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巧妙，更加普遍，也更加奢侈。“即使从华盛顿的标准看来，丑闻中所显现出来的欺骗和贪婪也非常让人震惊。”
——民主党参议员拜伦·多根游说丑闻激化了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愤怒和不信任。过去，美政客对说客曾不屑一顾。但近10年来，美议员们及其他政府官员却趋之若鹜，纷纷与说客结盟，团结战斗。个中原因，乃是说客不仅是说，而是施以贿赂。一位熟悉国会说客的人士这样形容国会的游说现象：“商业集团和说客们都变得非常疯狂了，根本没有限制，充斥于国会山的每个房间，在国会没钱将根本寸步难行。”据美国《时代》周刊1月22日报道，布什总统至少有6张与阿布拉莫夫合影的照片，而且是在总统的接待处所拍。人们看到，一个“超级说客”丑闻曝光竟引发了一连串腐败事例的曙光。那么，仅仅逮住一个“超级说客”及惩罚几个议员，美国会就可以避免丑闻发生了吗？回答应是否定的。可以说，阿布拉莫夫的暴露，只是美国政治腐败丑闻的冰山一角。“全世界各地的腐败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那里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交换机制，人们不能按照公开的市场规则办事。”——《华盛顿周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目前美国腐败的程度是比较低的。但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美国政治腐败的程度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属于中等水平，它和日本、法国同处于一个层次，比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要好一些，但比北欧国家以及英国、德国等部分西欧国家要严重得多。就目前美国政治腐败主要领域而言，民选和政治任命的政治家比文官中的腐败现象更严重，州和地方政府的腐败比联邦政府要严重，政治竞选捐款和院外游说活动中的违法现象尤为严重。美国的民主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金钱政治，工商业和金融业巨头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社会集团。2000年总统选举中出现的种种选举舞弊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今日美国政治腐败仍很严重。一个“说客”倒下去，一批“说客”又会崛起。没人相信抓住了一个阿布拉莫夫，就可以根治美国政治的“说客”陋习，说到底是美国政界的腐败。
●各扫门前雪
美国号称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过君主的国家，是根据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创立的全新国家。它的机构还是很现代和有效率的。但即使如此，三个和尚没水喝，美国的政府机构也逃脱不了官僚主义横行的弊端。随着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这些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机构重叠、以权谋私、报喜不报忧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美国世贸大楼被袭场景
“9·11事件”发生半年后，位于迈阿密的飞行驾驶学校收到美国移民归化局的两封来信，通知他们在该校学习的两名外国学生的学生签证被批准了，而这两个外国学生正是6个月前驾机撞毁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犯。人们就此批评美国政府的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低下，政府机构缺乏协调。对此，移民局竟然振振有词：“这件事有助于说明我们的困难，移民局现在使用的收集情报和跟踪外国学生的系统是非常陈旧、过时、不准确和不合时宜的。”换言之，移民局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避免类似的失误。“伊拉克情报门”丑闻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听取了9·11独立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进行情报机构改革的建议，一天内签署了三道命令，启动美国情报机构改革：增强政府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权力，设立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建立国家反恐中心；不同情报机构间信息共享。但是分析家认为，这是最典型的用“官僚主义方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增加另一个更高级别的职位和相关政府部门，反而会使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机构更为重叠。美国联邦政府最初只有3个部：国务院、战争部和财政部。每个部当时只有几名雇员。
直到1789年才增设了总检察长办公室，以后美国管理部门不断扩大。小布什上台的时候，奉行的就是共和党那一套信条——“干涉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如今美国联邦政府有15个行政部以及其他的直属机构，约有270万名雇员。美国政府部门有一个内在的扩张趋势，这种扩张趋势往往与大众利益背道而驰。每个官僚机构都热衷于说服别人，它们的工作如何繁忙如何重要，必须扩编人员。可以说，每个官僚都是一个“帝国”的营造者，“帝国”越大，官僚得到升职的机会也越多。美国政府机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个大的政府机构，往往要创造另一个政府机构。2004年，联邦政府中有64个类似于办公室主任这样的协调性职位。但在1998年，只有51个这样的职位，1992年只有33个，1960年只有17个。世贸大楼倒塌场景美国政府部门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政治上的失败或失责往往成为官僚机构的成功（获得更多资源）的契机。这表现在工作不力的部门机构往往得到更多的经费。例如，由于“9·11”的失责，所有联邦安全机构的预算过去6个月里急剧增加；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后，美国航天总署的预算也得到了增加。不仅联邦政府陷入精简—膨胀—越精简—越膨胀的恶性循环，州一级政府也普遍存在积重难返的问题。加州明星州长施瓦辛格就面临一场精简加州庞大官僚机构的艰苦战斗。加州政府每年的预算高达1050亿美元，比菲律宾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还高，州政府的雇员人数也多达30万。
上台伊始，施瓦辛格上台后就成立了一个加州政府评估审查工作组，该小组最近提交了一份长达2500页的报告，建议把11个机构和79个部门合并为11个部门，到2010年减少1.2万个职位。同时撤销118个董事会和委员会，这样预计在今后的5年时间里大约能节省320亿美元。不料，报告一出来就遭到以州参议院领袖约翰·伯顿为代表的一些人的强烈反对。约翰表示：“要裁1.2万雇员，从哪里裁，怎么裁，为什么要裁？”拥有14万会员的加州政府雇员协会也发誓要坚决抵制这个裁员计划。布鲁金斯研究所8月13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在过去的6年里不是“瘦身”了，而是进一步“膨胀”了。1998年政府高级官员的职位只有2385个，2004年却增至2592个，增加幅度达9%。难怪布鲁金斯公共服务中心主任赖特博士表示，“现在联邦政府上层的等级和职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9·11前的世贸中心有学者揭露，美国每个部门都只执行符合它们自身利益的指示，对不利于自身的政策则不积极配合。随着官僚机构的增大，这样的无效工作也越来越多，纳税人的钱被严重浪费。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少必要的交流和沟通，是美国政府的官僚主义现象的典型体现，就像“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一般来说，政府部门越大，内部的协调也越差。“9·11事件”的发生反映出美国政府各情报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缺乏必要、及时的情报交流和协调。不少人认为，“9·11事件”证明美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而政府所做的是，用两个新的政府机构取代备受指责的移民归化局，把8个国家安全机构合并为一个庞大的“国土安全部”。马里兰州罗约拉学院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迪罗伦佐认为，“9·11事件”是包括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移民局、国防部等在内的“整个联邦官僚机构的失败”，而且这种失败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建立多少官僚机构都无济于事。只不过是在注定要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船上重新安排座位而已。
美国灯火辉煌的夜景
官僚机构膨胀的另一个恶果是工作人员的才智得不到发挥。有人说华盛顿是一个“苦工之城”，怀才不遇的人大有人在。官僚机构存在时间长了，其高官的注意力往往不在于如何发挥其雇员的聪明才智，以保证机构的高效运转，而是放在保证本机构的预算不断增长上。官僚主义还导致了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只讲上司爱听的话，不可避免地会误导上级机构。美国《时代》杂志引述一位中央情报局职位很高的分析员的话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没有情报支持的情况下，夸大了对伊拉克危险的评估，完全是为了“迎合上级决策者对‘基地’组织与萨达姆有联系的兴趣”。美国一名前情报官员曾私下透露了情报界的一条“金科玉律”：当你面对一大堆情报而无所适从时，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强调“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如果事实表明威胁没有那么严重，决策层会因此感到释然。万一出现严重威胁，也没有人能责怪情报部门疏于职守。接下来该怎么做，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