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接收者和接收活动的特点，以及它们引起或体现出来的交往活动之中和交际双方之间的种种特殊矛盾，领导者说话时应充分注意到接受者是一个有独立性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接受机制和接受能力；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份、文化、民族等社会属性；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有着特定的情绪、心境。这样，领导者在说话时就不会无视接受者的存在，只顾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会站在接受者的角度上来说话，获得理想的交际效果。
站在接受者的角度上来说话，就意味着领导者在语言交往中应确立一个基本的交往原则——协商对话的原则。协商对话是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的新方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新形式。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曾明确指出：“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协商对话的原则要求领导者说话应遵循以下四点：
（1）双向交流
领导者应将自己的说话看成是和对方交往的过程。语言信息不但要从自己这里流向对方，还要从对方那里流到自己这儿来。只有在这种双向交流的过程中，才能做到对方获得领导的指示、意图与苦衷，领导也能听取到群众的意见、委屈和呼声。那种不管对方有无话语可说，只是一个劲儿地自己乱讲，讲完拉倒的领导者必然会切断双向交流的过程。在语言交往中，交往对象不是一个受话器，而是自主控制接收的对话人。
（2）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对方人格的尊重。有些领导者说话时常摆架子，撇官腔，自恃自己是领导，高人一等，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其语言表达是训斥式，这样必然引起对方的不满。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对方交往，才能获得对方的好感。二是对对方接受能力的尊重。有些领导者说起话来常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对方的接受能力，其语言表达是教导式。一两句话就可说清的东西，他要反反复复地交待说明十几遍，好像对方是个小孩或是白痴。这种方法，即使是出于好心，也不会有好效果。
（3）互相信任
随着各种因素的积累和作用，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领导者和人交谈，只是听取对方的诉说，了解他们的建议、要求、想法、困难；而人们从领导者那里听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指示、教导、表扬、批评。其实，领导者与对方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互相倾诉、互相求教的过程。双方都应把对方看成是可信赖的朋友，领导也应把自己的想法、苦衷甚至无能告诉对方，与对方交心甚至向对方求教。只有提高领导内心的开放度与透明度，才能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
（4）互相理解
有些领导在与人交往中，常以自己的观点去揣摸、衡量对方的言语内容与动机，“他为什么这样说，肯定是想占公家的便宜”；或以刻板的固定的模式去理解对方的语义，“看他那说话的样子，就是个落后分子。”如果真正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话语，“他发了这么多牢骚，可能是真的受了什么委屈吧，待我再了解了解。”语言交往又怎能不顺畅？
站在接受者的角度上来说话，还要求领导者在语言交往中应时刻牢记几点：
（1）要适应对方的年龄特点
例如同是问年龄，对小朋友就可以问：“你几岁啦？”对小青年就可以问：“小伙子，哪年出生的呀？”亲切、随便；对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问“你多大了？”就不如问：“你有三十多岁吧？”而对老年人则应问：“老人家，您多大年纪啦？”以表示尊敬。针对听者的不同年龄采用不同的语言，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一位基层党委书记在与青年对话时，就针对青年的特点，这样回答他们的提问：
问：你对青年的缺点最能原谅的是什么？
答：轻信出错。
问：你对青年的缺点最不能原谅的是什么？
答：一错再错。
问：你对后进青年的希望是什么？
答：幡然醒悟。
问：你对中间状态青年的希望是什么？
答：立志未晚。
问：你对先进青年的希望是什么？
答：永不满足。这位干部连用短句，显得异常快捷、干脆。这就特别适合青年人的办事方式，受到他们的欢迎。
（2）要适应对方的性格特点
与领导者交往的人中，有的热情直爽，有的沉默寡言；有的文静安详，有的急躁毛草；有的大大咧咧，有的审慎多疑；有的高傲，有的谦虚；有的诚恳，有的虚伪。性格不同，气质各异。领导者说话的方式也应当有相应的变化，或直截了当，或委婉含蓄；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例如要让对方接受某项任务，如对方好胜心强，就不妨说：“这个任务呀，你干不了！”他准会来抢这个任务；但如果对方自信心不强，就不能这样说，否则，他更会退缩不前。
（3）要适应对方的心境特点
与领导者交往的人总是因为具体交往活动中的具体因素而处于一定的心境之中，如紧张、镇定、愉快、沮丧、愤怒、悲哀……这种心理状态会使他们带着一定的情绪色彩去对待说话的领导者，或喜爱、或反感、或迟钝、或敏感。一些有经验的领导者在看到下级与自己谈话时心情紧张，神态不自然，就会针对这种心境，说个笑话或拉拉家常，以使对方的情绪轻松，为双方的语言交往创造良好的气氛。
对方的心境常常会因其他因素而发生变化。譬如，你领导的三个人都说完不成你布置的任务，你想对此事加以证实并问清原因。这有两种办法：一是把他们一起找来问：“这是你们的真实看法吗？为什么？”；一是把他们一个一个找来问：“你的看法和他俩一样吗？为什么？”后一问就比前一问更有可能问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是因为三人在一起和分开相比，各人的心境、情绪有所不同。三人在一起，容易产生一种保持一致的从众心理。
（4）要适应对方的文化程度
这应该是现实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领导者由于自己的身份和所受的教育，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一些不够通俗甚至晦涩的语言，从而给交往造成阻碍。我国古代有个笑话：某人用钱买了一个小官当。上任后去拜见上司。交谈间，上司问道：“贵县的风土怎样？”
“本县风沙不大，尘土甚少。”这人战战兢兢地答道。
“春花怎样？”
“今春的棉花每斤卖二百八十文钱。”
“绅粮怎样？”
“小人的‘身量’能穿三尺六。”
“百姓呢？”
“‘白杏’只有两株，红杏倒不少。”
上司火了：“我不是问杏树，问的是黎庶。”
这人连忙答道：“噢！大人要问‘梨树’？有，有！‘梨树’很多，只是结的果子很小。”
上司大怒道：“呸！我不问什么梨树杏树，我是问你的小民！”
这人恭敬地站起来，低声答道：“啊！问‘小名’？下官的小名叫做小狗子。”
这次交谈之所以答非所问，当然与这个小官无知有关，但与这个上司语言不通俗也有一定关系。再如周立波《山乡巨变》中菊咬金的老婆对丈夫说起县里来的干部邓秀梅与她谈话的情况：
“她坐在灶脚底下，花言巧语，说一套。左一声‘嫂嫂’，右一声‘嫂嫂’，又说小龙什么的，又怕风吹雨打。小龙不就是蛇吗？蛇怕什么风吹雨打！”
她丈夫菊咬金说：“我说你糊涂，话都听不懂，她说的定是小农经济，怕风吹雨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能不归之于邓秀梅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文化程度。与此相反的是，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彭湃等一大批我党领导人早年就是运用工农大众的语言去发动工农大众，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革命的道理讲得异常透彻，点燃了一片片燎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