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7月16日
天气变得越来越炎热，尤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是弥漫在空气里的潮湿。我们阔别了美丽的灰蓝色的大海，驶进了牛奶咖啡色的海洋。夜幕降临时，我们驶入了黄浦江（或吴淞河）的入口，但因为落潮的缘故，我们无法入港，于是船员们又操控着轮船迂回前进，显然，法国轮船最不擅长此道。
1896年7月17日
凌晨3点，轮船再次启动，逆流而上。路上我们遇见了许多艘扬着灰色和褐色风帆的载木小帆船，船沿的护栏上捆满了木头。所有船身上都画了两只眼睛。中国人告诉我们：“没有眼睛的船怎么能走呢？”
我们也见到了许多欧洲和中国的轮船，偶尔还能遇见一两艘中国军舰。军舰异常地高，扬着大黄帆，上面极尽五彩缤纷之能事，画着滑稽的中国官员或其他形象。而几位同船而行的日本人以那种鄙夷不屑的眼神审视这样巨大的战舰，令人感到十分滑稽。通往上海的水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沿着河道两岸，满眼尽是华丽的欧式建筑，德国总领馆在其间显得十分优美。这是一座雄伟的建筑，紧靠着黄浦江，能够感受到最细微的海风，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上海的夏天炎热得可怕，加上那巨大的潮湿更是让人不堪忍受。这种厚重的空气把我重新带回了加尔各达。
与其相仿，上海也是两个世界，它们紧密并行，却互不了解对方世界中任何本质的东西。一个世界是由居住在完全隔离区域的欧洲人组成，他们极尽通风与舒适之能事建造该区，居住条件甚至比在欧洲还要安逸享受，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背井离乡和上海炎热、困顿的气候所带来的缺憾。另一个世界满是当地神秘而熙攘的人群，他们住在拥挤、肮脏的小屋子里，在我们看来是那么地悲惨和无足轻重，而在他们自己看来却又有多么聪颖和文明，可以让他们居高临下地蔑视我们。
1896年7月20日
小河上那些美丽得让人心动的船只川流不息地从我们窗前驶过，我把它们全都临摹了下来。随后我们乘船沿着一条河渠悠然自得地观光游览，远远看见许多奇形怪状、满载货物的住家用船顺着河渠往城市的深处驶去。因为弯弯曲曲的水面被河岸所遮挡，从远处看上去这些船只仿佛就像在陆地上行驶一般。沙丘上生长着羽毛状的矮竹林，黑色的大水牛懒散地横躺在河岸旁边的泥浆里，天空被柔和的晚霞映照得通红，倒映在水中益显灿烂。这是一刻宁静美好的时光，我恨不得把它永久地定格下来。人的一生其实存在这样的瞬间，生命仿佛突然间静止不动，变幻成心仪已久的梦境。但这样的瞬间又是何其短暂！尤其是我到中国最初几天的所见所闻，简直让我无法平静下来。沉醉在美好的时光里，埃德蒙多和我有时也为他在这儿的工作感到惴惴不安，不知道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想起了儿时祈祷常说的一句话：“让主来完成和实现这一切吧！”
晚上，史都培先生举行盛大的晚会，邀请120位宾客参加。借此机会我们有幸结识了德国侨民当中的许多名流。这里的德国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看上去都很独立，有自己的主张，且充满自信。
1896年7月22日
下午时分已是狂风大作，到了夜里，我们终于迎来早先预报的台风。埃德蒙多和我根本无法入睡。台风断金裂帛般的怒吼声听起来非常吓人，让我可以真切地想象出一个乘坐热气球的人在旅途中遇到狂风时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1896年7月26日
下午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出了门，去欣赏附近一座中国休闲花园。一群穿着浅蓝色绸衣的上海纨绔子弟恰好也在那里散步。中国女人在她们圆圆的脸蛋上涂抹了白色和粉色的浓妆，耳后漆黑发亮的发髻里还插了几朵橘花或假蝴蝶作装饰。这些中国女人的身旁坐着她们的孩子，每个人都穿着五彩斑斓的绸衣，津津有味地喝着各色冷饮，看上去可爱极了。花园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如丝绒一般的荷叶和粉色的荷花把整个水池撑得满满的。中国人在这美好的景色里如痴如醉。对鲜花的共同爱好以及在这个地方的喧闹熙攘把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异国情调：中国人映衬在绿色的草坪上，仿佛是盛开的淡蓝色的鲜花；荷塘里面聚集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手里拿着长长的钳子，吃力地把荷花从荷叶里掏出来；身着缤纷服饰的女人和孩子一概描着浓妆，看上去一点生气也没有，恭恭敬敬坐着的样子好像下嘴唇涂着一大块红色颜料的大木偶。所有这些看上去是那么陌生，仿佛全然不是真实的。但在遥远的中国可以无拘无束地在户外休闲娱乐，享受这些人之常情，不由让人想起了柏林动物园星期天的下午！如果在上海亲眼目睹中国人是怎样享受着欧洲街道的乐趣，并趋之若鹜地涌到街道上散步；亲身见证中国人是如何想尽办法迁居到这里，并购买最好的花园和住房，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块地方比在欧洲人的管辖之地生活得更好，而且中国人在这里很快将会感受到幸福接踵而至。
1896年7月28日
深夜一点，史都培博士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商会的船上。在那里，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我们真正离开了欧洲。
1896年7月29日
傍晚时分起了大雾，天气变得很冷。当我们经过突兀峻峭的岩石时，听见岩石上面号叫着可怕的警讯。
1896年7月30日
清晨，东亚舰队旗下的“皇帝”号巡洋舰上的一位少尉来到我们船上，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消息：几天前，“伊尔蒂斯”号炮艇在航行中遇到了强劲的台风，偏离航线后撞上了巨石而沉没，船上77人遇难身亡！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埃德蒙多和我心里都很难过。这名军官走后，提尔皮茨将军看望了我们。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看上去同北方神话里的人物一般。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能让人自然产生好感的气质，使人觉得和他待在一起非常舒服。
午饭的时候我同他就建立殖民地的迫切性聊了很长时间。他很赞同埃德蒙多的观点，与他谈话真是一种享受。
1896年7月31日
清晨我们聚集在法国教堂里为“伊尔蒂斯”号的遇难官兵致哀。这是我们第一次乘坐绿色的中国轿子出门，在偏僻的小教堂里猛然聆听到唱诗班里的中国男童唱着圣歌，感动之情油然而生。
关于“伊尔蒂斯”号的失事情况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当船长布劳恩眼见战舰即将沉没时，他从指挥台上高呼了一声“皇帝万岁”，随后船上的水手们唱起了德意志帝国的国旗歌，直至他们被无情的波涛吞没到大海的深处。
1896年8月3日
将军（提尔皮茨）在烟台以南处找到了一个港湾，在他看来非常适合作为德国的海军基地。那里地势平坦，可以轻而易举地铺设一条铁轨，直接通往北京，据说在这条规划中的铁轨线路的两旁还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但由于国内犹豫不决，迟迟不发指令，所以即便像将军这样的大人物也有些拿捏不准。他认为（国家的）前景一片黯淡，由于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我们会被无限膨胀的人口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还提议把海军陆战队里不同的殖民军队编号进行整合，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部队，可以绕过帝国议会而任意地派往国外。这个想法很有创意。
1896年8月5日
又是一个酷热难当的不眠之夜。从大清早起天气益发热得让人难以忍受。中午12点，提尔皮茨将军来到住处接我们参加在“皇帝”号上举行的告别午宴。原指望到了船上会凉快一些，但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指挥台上阴影处的温度已经高达35度，甲板以下船舱里的室温甚至达到了68度。
在如此“适宜”的温度下，埃德蒙多和将军谈起了公务，而我则为了应酬船上的军官而累得满头大汗。之后我们移到甲板上吃午饭。气温依然很高，埃德蒙多热得差点中暑，于是将军赶紧把我们送到了“伊莲娜”号军舰（隶属东亚舰队）上。下午3点，我们随军舰出海。
1896年8月6日
经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我们于次日清晨抵达了大沽口。我们航行在黄褐色的大海上，零星的孤帆若隐若现在遥远的天际。
过了不久，一艘蒸汽轮船向我们驶来，这是副国王派来迎接埃德蒙多的。当我们离开“伊莲娜”号时，船上的水手冲我们欢呼了三声，并鸣炮15响以示告别。
我们离大沽越来越近，可以清晰地看到褐色的壁垒。当我们来到防御要塞塔楼的楼顶时，信号杆上冉冉升起了德国国旗；同时，要塞上空异常精准地同步徐徐升起一面黄色的大龙旗，四周的壁垒上出现了许多面红底白字的旗帜。紧接着炮台上鸣放了17响礼炮。随后这些旗帜以同样的敏捷和精确度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墙头。看来如此娴熟的技巧就是这座要塞的卫戍部队主要的训练课题了。
我们沿着黄色的海河逆流而上。河面上来来往往穿梭着各式各样的小帆船，河的两岸满是黏土窑，让人一下子联想起了埃及的农村。
我们在大沽下了船，登上副国王特意为埃德蒙多准备的车队。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下了车，改乘一艘有镀金雕饰的蒸汽小艇驶往天津码头。
许多德国侨民已经站在那里等候我们多时。当我们走下船时，女士们涌上来给我献了花，一支中国的乐队演奏了《守卫在莱茵河岸》和《戴着胜利者的桂冠向你祝福》，克虏伯公司的代表和德国俱乐部主席还为我们欢呼了三声。我们为在这里所受到的从未经历过的热情而友好的接待所深深感动。
我们下榻在“利顺德”旅馆。店主是一个叫做里特的德国人，把我们安排住进了一间非常舒适的客房。晚上冯·克雷奇玛上校请我们吃饭。因为他有一个女儿在阿尔腾堡长大，所以我和他很快熟稔起来。他和我说了很多关于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的故事。他认为喀西尼根本不是德国的敌人，甚至有一次他们两人还谈起了中国的划分。喀西尼表示愿意把俄国和法国在华势力范围之间的地段划分给德国，而对英国却只字未提。他认为近年来英国在中国的威望下降了不少，但英国新任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却很活跃，看来埃德蒙多为了维持势力均衡，有一番工作要做了。
这是多么愉快的一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同胞是那么地自信而又富有生气，在他们身上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美好的未来。埃德蒙多所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让这块德国租界欣欣向荣地发展壮大。虽然有一大堆任务摆在埃德蒙多面前，但让我高兴的是，自从我们抵达天津以来，他重新找回了对外交岗位的热爱和激情，而他在德国良好的声望肯定有助于他结交更多的朋友。
1896年8月11日
清晨我们从天津上了路。我们下榻的旅馆里聚满了送行的德国人，还有人为我们演奏着小夜曲。当我们登上轿子和人力车时，耳边再次响起了《守卫在莱茵河岸》的动听旋律。
我们将乘船顺着海河一路北上至通州。因为城里的船只太多，行进起来非常困难，于是我们让所乘的船只于前一天晚上停泊在城外的渡口等候，如此便能节省大约12个小时。
我们让轿夫们抬着我们穿城而过，前面由副国王的特使开道。他扯开了嗓子一路嚷嚷着，还不时地抽起鞭子甩两下，硬是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给我们的车队辟开了一条道。中国人真多得令人叹为观止！途中我们与一送葬队伍相遇，他们抬着各色纸糊的房子，据说这些都要烧掉，便可以确保死者在另一个世界拥有这些财富。穿过拥挤的集市，我们来到一座小桥上，从这里可以眺望到城市的美景和如画一般的教堂遗迹。在城市的另一边能看到我们的四艘船，最大的一艘是主宾船，埃德蒙多、埃利泽和我都住在上面，其余三艘家用船分别是我们的行李船、餐船和格吕瑙的坐船。此外，副国王还调来他的一艘蒸汽小汽艇，尽可能地引领我们多走一些路程。
中国政府派来两个身材矮小的中国人负责护送我们进京。其中一人系着水晶扣子，另一人系着瓷扣子，我们把他们称作我们的“枢密官”。
一切安顿好后，我们再次上路。我们航行在交通繁忙的河流上，有些地方已经很见破旧了，两岸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灿灿的稷米地。感谢上帝，天气的闷热尚能让人忍受。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同格吕瑙重新聚齐在餐船上。虽然一路上宽阔的河道两旁的景色单调无奇，但却给人一种亲切如家的感觉，让连日来一直绷得很紧的神经终于得到了放松。由此我想，在尼罗河上乘坐三角帆客船游河一定令人流连忘返。
1896年8月12日
早上我们来到一个名叫河西的小村庄。在这里我们同我们的枢密官、翻译卫谦和轮船的船长们发生了长时间的争执，因为他们准备撇下我们往回开，但我们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继续拉着我们走。我们把这场争论看作是对固执的中国人的第一场胜利。
但到了下午，我们还是放走了其中的一条船，晚上我们又放走了另一艘，因为据说前面的水路很浅，而且两艘船上都没有燃煤了。但我们很快弄明白他们是出于害怕而开溜的，因为前面有一处水流异常湍急，几天前田贝家的一条船就是在此处被掀翻的，我们经过时仍能看见这艘船就翻躺在河岸边的烂泥里。
船夫们一边在岸上用缆绳拉着我们的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一边用长竹竿从后面推着船身滑行。利用这点空隙，我们下船沿着河岸旁边的稷米地步行了一小段路。傍晚的天空十分美丽，燃烧的晚霞映红了远方的天际，透过灰紫色的云彩又变幻出黄色和浅绿色的光芒，让人浮想联翩。
1896年8月13日
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这些中国苦力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站在齐膝深的泥潭里吃力地推拉着小船，但却一个个精神饱满，中气十足地放声高歌，肆无忌惮地欢笑着；中午时分他们歇了半个钟头，吃着泛着酸气、在我们看来连狗食也不如的面包和豆角。他们的身板结实俊美，如同古希腊长跑者的健美体形。
1896年8月14日
穿过上百艘的船只，我们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通州。当其他人尚在为我们的下一站行程做准备时，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片段性与插曲性，当年我们抵离开罗的场景油然浮现在我的眼前，时间过得好快呀！或许我们在中国的岁月比我们想象中过得要快，但我们很可能是最后一批还需要乘坐轮船和轿子去北京赴任的德国使节，因为一年之后天津通往北京的铁路就要开通了。
行李运送的相关事宜处理妥当后，埃德蒙多、伊丽泽和我登上了轿子，格吕瑙跨上了他的白马，两名枢密官分别骑上了小毛驴。就这样，我们这个小分队继续向北京行进。
我们首先需要穿过整个令人惊诧的通州城，为此耗费了近一个小时。城里的巷子十分狭窄，以至于我们所坐的扶椅几乎要蹭到两边的房屋。泥泞的土路没过了轿夫们的小腿肚，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垃圾和脏物随意堆放在大街上，里面间或翻滚着觅食的黑猪，空气里蒸腾着种种熏人的臭气。堆着人粪的提篮毫无遮盖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最后被运送到田地里，污染了整个城市的空气。数不清的中国人挤满了街道和商店，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这些欧洲人，眼中有一种令人惊异的好奇。
我开始怀念起在主宾船上的那些日子，那艘船倒是考虑到了欧洲式的对于排他性的需求。
我们穿过通州城后，迎面是一条宽石板路，由此径直通往北京，可以想见当时肯定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但如今这条路看起来好像刚刚经受了一场可怕的地震的冲击：铺路的方石块缺损很多，缺损处尽是一个个黑窟窿，走在上面一脚深一脚浅；而另一些地方看起来好像一股来自地底的巨大力量把整个地表都掀了起来，以至于大大小小的方石块堆积在一起，出人意料地形成了一座座小山头；石子与石子相互松散地粘连在一起，不由令人怀疑它们之间的洞穴究竟有多深。
正是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一队满载货物的独轮小推车车队。轮子安嵌在小推车的正中央，两端绑满了小木箱、布袋子和木梁等物件。车夫在这条高低起伏、满是漏洞的街道上推着这样的独轮车行进，真如同表演特技一样！于是我不无担忧地想到：我们的行李一定也得如此这般运送到北京吧。
除了小推车外，我们一路上还看见了许多辆带斗篷的马车，京城里的人们就是坐着它外出旅行、走亲访友的。倒霉的旅客必须蹲在一个坚硬的大方斗里，因为路况的缘故，他们从方斗的一角被甩到另一角，撞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唯一不被碰撞的可能就是让身体躺在车辕上找平衡。这个巨大的马车有两个锯齿状的轮子，只有这样的轮子方能经受得住粗劣的路面，但恰恰也正是它们把路面毁坏得面目全非。这样的马车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亲见马车的车轮陷入路面一足多深的洞穴里，然后吱吱呀呀地越过下一块石头，我想大概没有其他车辆可以经受得住这样的折腾。
我们经过八里桥后在一座寺庙里歇了脚，喝了点茶水，不由又想念起了日本的庙宇。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终于离北京越来越近了。
当我们走过一段特别脏臭的马路后，豁然看到一堵高大的城墙威然挺拔在我们的面前。城墙环城而建，高高的塔楼间或耸立在城墙上，顶部镶嵌着彩瓷。其中的一座塔楼引出一扇城门，我们由此进入北京城内，也就是鞑靼人城。
出乎意料的是，整个内城仿佛就是一座偏僻荒凉的村庄，大宅院和茅舍一律都是灰色，显得破败不堪；道路（勉强还是如此称呼吧）的状况比我们此前走过的还要糟糕：一会儿踩到了一堆淤泥，一会儿又被石堆绊了一下；在房屋和马路之间的空地上积满了臭烘烘的死水。北京的第一景象实在是太丑陋了，让人几乎把眼前的一切当做高烧后的幻象，或是宛如做了一场噩梦。
在离开通州5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拐进了使馆区的街道，它与旁边肮脏简陋的小巷子比起来不啻为人间天堂。在中国人的小茅屋之间耸立着高高的围墙，院墙后面是一座座相互隔离的公使馆。
我们的公使馆有一扇朱红大门，穿过这扇大门，我们来到了一条林荫道上。道路的一面是秘书和翻译们的住宅，另一面是公使官邸。
普里特维茨夫妇热情迎接了我们。他们看上去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这也是我们抵达公使馆后唯一能够高兴起来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住房显然年久失修，阴暗且处处残破不堪，偏偏这里却还要成为公使馆的中心所在！我对我们的住所感到绝望，根本想不出来有什么法子可以把屋子变得漂亮一些。
院子里的花园也荒凉着，长满了野草，看不见一朵花，整个园子都散发着一股不健康的霉菌味。我不禁问自己，来自上层社会的欧洲人究竟是如何忍受这样的环境？普里特维茨太太临时用家具给我们隔出了三间卧室，中饭和晚饭都是在她那儿吃的。
这个可怜的妇人只有三间窄小的房间，但却收拾得整洁舒适，成为这片可怕的荒凉野地上仅有的一块绿洲。
在我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个晚上，埃德蒙多和我一起坐在院子里赏月。我们真心希望能够尽快且体面地离开这里。
1896年8月17日
过去的三天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近乎绝望的我马不停蹄地在公使馆里跑来跑去忙着收拾，但总让我撞见丑陋不堪、毫无品味的东西。没有一间房门可以锁得上，没有一块墙纸勉强让人看得过去，屋子里四处摆放的老式德国家具竞相展现着它们的丑态。这一切都让人有一种身处墓穴的感觉。
除此之外，很多原本再简单不过的东西却给我们增添了很大的麻烦。比如在北京根本买不到可以修饰那恶劣地板的油彩和床垫，也买不到合意的墙纸。而从上海订购，算上转运和水路，总共需要四周的时间，而且价格高得离谱。
偌大一个公使馆，我们却指望不上一个人能够真正给予我们帮助。
这两天埃德蒙多和我反复在问自己，我们接受这个岗位是不是有些发狂了。我心里想着，那些不明就里、糊里糊涂就应募加入外籍军团的可怜人心里应该很不好受吧。人们总是希望能快些醒来，只当是做了一场梦罢了。
1896年8月18日
埃德蒙多对总理衙门进行了上任拜会。从公使馆通往总理衙门的道路与北京所有的道路都是一般的脏、乱、差。
恭亲王接见了埃德蒙多，并把他引入会客厅。厅里围着桌子已经坐了七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据埃德蒙多说，他们的面目僵硬得吓人，看上去就像戴了假面具一般。这次会晤之后，埃德蒙多觉得和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他们能够听明白权力的声音，但也仅止于此。
恭亲王看上去好像是这个集团的领袖，但他却沉溺于鸦片与女色，而把很多事情都交给了曾经在华盛顿待过的荣禄，后者看上去是整个这群人当中最文明开化的一个。
荣禄还问及埃德蒙多是否把夫人也带过来了。但按照中国的礼俗是不得公开谈论女眷的，所以他委婉地问埃德蒙多是否把他珍贵的“小包裹”带了过来！
此外，他们还闲聊起了埃德蒙多的姓氏，因为在中文里“海靖”的意思就是平静的大海；但恭亲王却发现字符里还有另一层“争议”的含意，并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不过据他们说，埃德蒙多的姓氏还应当有其他的含意，比如埃德蒙多能喝很多酒——这种关联大概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总理衙门同这里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最高长官都是由满族人担任，但真正办事的却是汉族人。
皇帝少时的老师也坐在其中。同其他大臣一样，他也是每天夜里三点给皇帝秉烛夜读奏本，而且必须得跪着。这样的姿势无疑是很累人的，特别是在黑暗中一不留神即可能摔倒在地，所以每位大臣都贿赂了宫廷里的一些殿前太监，让他们在自己读奏本时暗中搀扶。据说，在如上帝一样高高端坐的皇帝面前读奏章的景象会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宗教狂迷活动的印象。
埃德蒙多骂骂咧咧地从总理衙门回到家中。他认为，倘若不是持续时间太久，亲眼目睹这些其实也蛮有趣的。
下午外交部发来了一封电报，询问埃德蒙多关于德国舰队在中国建立基地的问题在明年初以前可否得到解决，因为海军司令部希望届时能够把“威廉公主”号和“伊莲娜”号调回德国。埃德蒙多对着这封电报有些不知所措。如果德国不能够向中国提供相应对等的条件，这让他如何唐突地向中国索求海军基地？他又如何能够知道明年早春之前是否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更让埃德蒙多搞不懂，为什么要把现有的十分有必要留在中国的军舰调离？
施阿兰先生邀请我们参加他的晚宴，因为都在使馆区，所以我们决定步行过去。我穿着一条大开领的裙子，戴着钻石项链，走过尘土飞扬的北京街道。走在我们前面的是两个提着大灯笼的中国仆人，一边走一边嚷嚷着：“德国皇帝的伟大使者驾到。”有了他们，我们这段路程无论如何也不乏味。
法国公使馆是一栋非常高大美丽的建筑，必须要穿过一座巨大的中国式庙堂才能到达正屋。庙堂很漂亮。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喀西尼和他非常友善的一等秘书巴布罗福、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和他白发苍苍的秘书以及维西尔夫妇。
我同施阿兰谈得特别投机，因为早在他于巴登—巴登做老皇后的朗读者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满怀激情地说起了我们现在的皇帝，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皇帝陛下对他写的那本《柏林社会》一直耿耿于怀。
1896年8月19日
早上我和格吕瑙把所有的罐头都拿出来转移到地窖里，毫无疑问，它是整栋楼里状况最好的一间屋子。
埃德蒙多午饭后去找喀西尼谈舰队基地的事。他从喀西尼那儿得知胶州湾已经正式转让给了俄国，如此一来只剩下在中国的南方寻找基地的可能性。厦门显然是其中最为适宜的海港，唯一的困难是可能来自英国方面的阻力。
埃德蒙多立即向柏林发了电报，此外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肯定是他接受这个岗位以来心情最痛快的一次。
1896年8月20日
我们决定搬到北京城外的一座寺庙里暂时住上一些时日。在夏季最炎热的那几个月里，欧洲的外交官们都会住到位于北京城外奇特的佛寺里，以之为避暑之处。
清晨6点整我们就上了路，埃德蒙多、埃利泽和我坐着轿子，格吕瑙和科尔德斯骑着马。
清晨的北京城给人的视觉感观要好一些。但只要我们稍事休息，立刻会围上来一大群爱凑热闹的好奇者，但他们给我的感觉都是善意的。
我们穿过内城城墙，越过这道城墙即可仰望弧形圆顶的寺庙。那红墙绿瓦在宽阔水渠中的倒影美丽如画，这让我想起了缅甸。爬满绿树的“煤山”也很美丽，穿透树林的间隙，黄色弧形的瓦顶凸显可见。以前人们可以在这座山里散步，但现在中国人禁止外国人出入这座山了。
从城墙里走出来，人顿时觉得松了一大口气。空气是清新的，田地是绿油油的，远处的青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里的街道堪称典范，让人有些怀疑是否仍然置身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大概是因为这条路通往中国皇太后避暑的颐和园。这座宫殿集房屋和寺庙于一身，就建在远方依稀可见的一座小山坡上，四周全都围上了城墙。
在一座中国式的寺庙里安家落户，不免让人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当我们于下午3时终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大觉寺时，这种奇特、非现实的感觉更为强烈了。
其实不应当说这是一座寺庙，因为它是由好几座寺庙和庭院组成的综合建筑群，院子里还有僧侣们的住宅。这些建筑物参差不齐地坐落在山坡上的绿树之间，周围环绕着一堵长满了青苔的灰墙。一股清泉流经整个庭院，古老的白杨和雪松伸长了手臂为藏在树荫当中的屋子挡风遮雨。屋子一律是灰色的，屋顶向外抛出了一个弧线，屋檐上坐着一排饱经风吹雨淋的小石龙。
我们住在最高处的一座小寺庙里。寺庙后面有一股清泉从石缝中涌出来，水流很急，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瀑布，随后全部流入下面的天然水池里。房屋的四周和整座山头长满了伟岸的树木和许多不知名的野花。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而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指望过会有如此美丽的风景。这里的安详和宁静无以言表，如果我们能够常年在这里生活，我便不会对埃德蒙多的新岗位再有任何抱怨。
1896年8月21日
清晨6点30分我就起了床，在一名小僧的陪同下走到小树林里散步。他忙着为我驱赶在一旁狂吠不已的野狗，还给我摘了好些朵野花。
在我们住房的旁边有一湾特别神灵的池塘。泉水从巨大的石头眼里涌出来，注入池塘里。池塘的两边凿磨了许多层石阶，一直通往建在高处的寺庙。因年岁已久，石阶上面蔓生着粗粗的青藤。越过寺庙的大门，可以看见佛祖和其他神灵安详地端坐在里面，铜像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五个化缘箱。在这个池塘的前面有一处不是很大的空地，立着一座白色的石塔，让人很容易联想起缅甸来。一些说不上名字的藤生植物缠绕着塔身一个劲儿地向上攀缘，一棵威姆士松树巍然挺拔，深绿色的树冠反衬出石塔更见洁白。
如果这儿的天气能够凉快一些，我的身体能够少生点儿病，再能有一个手艺精湛的厨师，驻外的生活简直诱人至极！
埃德蒙多写了一篇关于总理衙门的报道，内容非常有趣，我把它誊抄了下来。他自从上任以来已经撰写了许多篇报道，以他第一印象对当前时局做了很深刻的描述。
他还报道了英国势力在中国的衰败和俄国公使喀西尼伯爵的主宰地位，但愿外交部的人能够从中领会出只有同俄国合作，借助俄国的力量，才能够获得他们最终想要得到的东西。
1896年8月24日
我们住宅的主体部分其实就是一条走廊，用日本绉纱简单装饰了一下，再摆放上几个青花瓷瓶，这才稍稍有些居家度日的样子，但房子总是缺棱少角的。我们用喂鸟的小钵盛放芥末和烟灰。如果不是埃德蒙多总是在抱怨中国的一切，其实待在中国也挺有乐趣的。
下午的时候我常常坐下来临摹我们寺庙的大门，而我的身旁总会吸引一大群的中国观众。他们带着善意的好奇，但却一点也不粗鲁放肆。
1896年8月31日
这些天的下午我都是在格吕瑙男爵的陪同下爬到一座小山上素描。为了减少山路行走的困难，我找来一头小毛驴作为我的坐骑。但这头畜生竟然在山坡的一处陡坡上突然低下头来啃草皮，毫无提防的我一骨碌从驴背上滑落了下来！
1896年9月7日
早上我在院子里素描，恰好瞅见寺庙的住持正在焚烧一个纸做的木偶和一大堆纸片，以祭祀佛祖。住持们身着浅黄色长袍，同我们在缅甸见到的僧侣有些相似，而他们跪拜的姿势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俄国的教堂。
1896年9月15日
我们刚刚远足去了所谓的“土匪窝”。上面的寺庙已经荒芜了很长时间。据说往年患了眼疾的病人或者没有孩子的夫妇总是络绎不绝地赶来这里朝山进香，在佛像面前贡上小瓷娃娃或者羊眼，请求佛祖的赐福。
我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笔墨。这是第一个让我感到流连忘返的地方。可惜天气渐渐变冷了，天公也时常阴着脸，大伙儿越来越多地说起返回北京的话题，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
这里沉睡般的寂静让我感到很舒服，和朋友们在一起又让我觉得生活过得很简单。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总和普里特维茨夫妇生活在一起，我们根本无法真正适应中国的生活。因为和像他们这般友善的夫妇待在一起久了会让人产生一种依赖感，什么也不用自己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