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拜周亚夫为太尉，统领三十六位将军迎击吴、楚，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以监齐、赵，形成第二道防线。由于梁王的阻击（梁王与景帝是兄弟，梁王在七国之乱中的作用证明了贾谊的高瞻远瞩），吴、楚难以挥师西进，最终兵败。吴、楚败后，其他诸侯也相继败亡。
勘定七国之乱后，景帝挟弹压叛乱之余威，加速抑损诸侯势力。将诸侯的丞相改为相，使之与中央官制相别；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等官职或废除或减少官员，同时收回官吏任免权。此后几年，景帝又封六位儿子为王：刘端为胶西王、刘荣为临江王、刘越为广川王、刘寄为胶东王、刘乘为清河王、刘舜为常山王。梁王与景帝关系亲密，深得窦太后宠爱，而且在平定七国时功勋卓绝，他一度成为景帝继承人的重要人选。但袁盎等大臣极力反对立梁王为嗣，这也令梁王对袁盎怀恨在心，竟派人刺杀袁盎等人。梁王虽然得以脱身，但他与景帝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填平。公元前143年，梁王逝世，景帝以安慰太后为借口，将梁国一分为五：刘买为梁王、刘明为济川王、刘彭离为济东王、刘定为山阳王、刘不失为济阴王。到景帝逝世时，诸侯国总数已有二十多个，但它们的权势已大不如前。
就汉初历史来看，无论是异姓诸侯，还是同姓诸侯，册封的目的都在于拱卫中央王权，众诸侯的举措一旦与这个目标发生冲突，被翦灭的命运就无可逃避。权势可以吞噬友情，同样可以吞噬亲情。
吕后专权作为开国皇帝的结发妻子，吕后经历过战争和逃亡，坎坷的人生历程使她不同于一般女性，她性格刚毅、好用心计，城府深不可测；与刘邦长年的共患难生活，又令她在皇帝和那些功臣心里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威望。惠帝即位时约15岁，且生性仁柔（立为太子时刚好5岁，时当公元前209年，高祖崩于公元前195年），这样的孩子面对强势而老辣的母亲，应当只有唯唯诺诺的分。吕后专权，势在必然。
惠帝即位后，吕后迅即立自己的外孙女（鲁元公主之女）为皇后，可惜皇后没有生下孩子，遂取后宫“美人”之子立为太子，对外宣称是皇后之子，并将孩子的母亲杀死。公元前188年，惠帝去世，吕后立年幼的太子为帝，然后违反刘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誓约，立吕氏子弟为王，吕产、吕禄还被封为将军。吕氏党羽一时遍布朝廷内外，朝廷号令完全出自吕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太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发誓长大之后要为母亲报仇。吕后于是将太子囚禁了起来，然后暗中杀害，另立常山王刘义为皇帝。刘义是惠帝与后宫妃子的儿子。刘义即帝位后改名刘弘，但年号并没有改，反正是吕后专权，用不着多此一举。
刘邦去世前，吕后在谋害异姓诸侯时就已显出阴毒、残忍的一面，而待大权在握之后，吕后排除异己的手段更加放肆。她令人将刘邦的宠姬戚夫人（赵王刘如意的生母）剃去头发，颈上套铁圈，穿上赤色的囚衣舂米。后又砍断戚夫人手足，挖去她的眼睛，用药熏聋她的耳朵，最后用毒药把她弄成哑巴。令戚夫人在猪圈中居住几天后，召惠帝前去观看，名为“人彘”。惠帝询问之后才知这个面目狰狞的人是戚夫人，吓得惠帝号啕大哭，事后患病卧床，一年多后才治愈。吕后的做法令惠帝的心理渐离常态，他认为“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从此日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对并非己出的刘邦之子，吕后同样步步紧逼。首先趁惠帝早起射猎，将独处的赵王刘如意毒死；后又酒中下毒，企图毒死齐悼惠王刘肥（刘邦庶长子），但被不知情的惠帝搅乱计划。齐王假醉逃回居所后，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为汤沐邑，并尊这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为王太后，吕后这才饶恕了齐王。吕后还将家族内的女儿嫁给刘姓诸侯，监视他们的行动。赵幽王刘友（本为淮阳王，于公元前194年徙为赵王）和赵王刘恢（本为梁王，公元前181年被吕后徙封为赵王）先后被迫娶吕氏之女为王后，他们都不喜欢她们。公元前181年，醋意大发的赵幽王王后跑到吕后面前诉苦，并揭发自己的丈夫要谋反。赵幽王赴京后被软禁，最后被饿死。刘恢因宠妾被王后毒死而终日郁愤，几个月后自杀。
吕后虽临朝称制，但有众功臣环伺左右；众功臣虽心有愤懑，但却投鼠忌器。因此，吕后专权的几年时间里，全国政局不至大乱。除了与南越发生战争外，对北方匈奴继续行和亲政策。在内政上，政府仍然遵行薄徭轻赋、修省刑罚的原则，征发民役修筑长安城墙，30天即令停工。几个月后又征徒隶修筑城墙，但只有2万人，极为节制。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下令省减律令，废除“挟书律”，允许民间自由藏书。同年下令“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即免除孝弟者和勤于农耕之人的徭役。惠帝期间还颁布命令，加倍征收未婚高龄女子的税收，以加快人口繁殖。在惠帝去世之后，吕后仍然宣诏废除株连三族和“妖言”罪，于公元前187年开始为“孝悌力田”者设置了二千石的官位。
在吕后未死之时，众功臣人人惶恐，不敢妄为，王陵的直谏甚至遭到曲意奉承吕后的周勃、陈平批评。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逝前告诫吕产、吕禄等要握住军权，谨防大臣们造反。但吕禄、吕产等皆为无能之辈，吕后分封的另外几位诸侯王，如伪惠帝子等年纪尚幼，难当大任。
吕产等决定先发制人，但他们的阴谋被吕禄的女婿朱虚侯刘章窃知。刘章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他马上告知了自己的兄长，即齐哀王刘襄。刘襄在杀了反对诛吕的丞相后传信众诸侯，号召诛吕，以保刘氏宗庙。吕产等命灌婴率兵弹压，到荥阳后，灌婴却止军不前，暗中与刘襄串通。
在长安，周勃和陈平劫持曲周侯郦商，使吕禄好友、郦商的儿子郦寄为说客。郦寄劝吕禄交出符印，放弃兵权，并回到封地，以消除众诸侯和大臣对吕氏的狐疑。吕禄竟然应从，将是否放弃兵权交由族中老人讨论，当老人们犹豫不决时，吕禄和郦寄则外出游玩射猎。
当灌婴与叛军联合的消息传到吕产那里时，吕禄再一次相信了假传皇帝诏令的郦寄，将兵权拱手让与太尉周勃。周勃得到印绶后迅即召集北军（守卫长安城内北部的军队）全体将士，号令军中：“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人人袒露左肩。周勃又令人通知未央宫殿门守卫，不得纵人入殿。此时，吕产还蒙在鼓中，以为北军还控制在吕禄手中。他试图进未央宫挟持皇帝，但遇守卫拦阻而不得入，当他在殿门前徘徊时，刘章率领士兵从旁门入未央宫，将吕产围住。吕产是当时的相国，且掌握南军（负责守卫皇宫的军队，士兵居住在位于长安城内南面的未央宫，所以称为南军），杀掉吕产后，大局既定。
灭诸吕之后，众臣以为少帝非惠帝子，决心从诸侯中择立最贤者为皇帝。有了吕氏专权的前车之鉴，众臣很快排除了诛吕有功的刘襄和年轻的淮南王刘长，因为两人的外祖母家都很强势。大臣最后选立仁孝宽厚且母家势力弱小的代王刘恒（刘邦之子）为新帝。
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刘氏王朝在经历六十多年治理之后的一个盛世。高祖、惠帝、吕后期间，虽能不时施惠于民，但受内乱影响，经济恢复的速度很慢。文帝之后，政治稳定，推动农业的力度加强，经济水平提升迅速。景帝在位期间，社会已从战乱中复苏，皇帝开始营建豪华的宫殿，奢侈之风在民间渐渐兴起。文、景二帝期间，黄老思想一度繁荣，朝中好黄老者甚多，此阶段的政治带有清静无为的色彩。
反思历史秦王朝在两位农夫掀起的战火中覆灭，作为参与反秦战争的刘邦等一干君臣，曾亲眼目睹秦王朝的暴政，他们在战争中不遗余力，希望早早推翻这个暴戾的王朝。当他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之后，秦王朝的速亡又成了一记警钟，时时刻刻地提醒他们反省自己的统治方式，如同新兴的周王朝，念念不忘“殷鉴不远”。公元前199年，刘邦征战归来，见萧何主持营建的宫殿壮丽可观，马上呵斥他：“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虽然最终同意了萧何的做法，但仍可看出刘邦始终不敢忘记近在眼前的教训。
陆贾与刘邦谈话时，总喜欢引用《诗经》、《尚书》，这令读书不多，且对儒生素无好感的刘邦难以忍受。刘邦曾怒斥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言下之意是，要论治天下，它们不管用。陆贾的回应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陆贾列传》）只要提到秦，汉初君主马上绷紧了神经。这番话令刘邦心生惭愧，于是命令陆贾著书分析秦之灭亡和汉之兴起的原因，以及历史上的成败兴衰之事。陆贾前后共写了12篇，刘邦阅后，无不称赞。这12篇被总称为《新语》。
另一位大臣萧何的理政思路与陆贾大略相同，司马迁称他是“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是千古名篇，主要内容就是分析秦之覆灭的原因。汉初君臣言谈之间时常引用秦之史事，对他们而言，秦之兴衰是每个人都应牢记的教训。张释之的遭遇则更具戏剧性。他久居低职不得升迁，在他准备辞职时，袁盎向文帝推荐了他。文帝与之交谈后认为“卑之，无甚高论”。但当张释之为其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后，文帝态度突变，称善不已，乃拜为谒者仆射。不久，张释之又援秦事谏文帝勿拜虎圈啬夫（上林苑中负责养虎的小吏）为上林令，文帝嘉善其言。在当时，援引秦亡汉兴的史事成为大臣诤谏帝王最有效的方法。
在具体国策方面，汉初君臣也不忘引秦为鉴。刘邦入关后宣布约法三章，损减酷秦之苛法，大得人心。汉兴之后，汉初君主数次下诏减轻刑罚，尤其在文帝执政期间。公元前178年，文帝下诏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以使下臣畅意直谏，君上闻己之过失。公元前167年，一名叫淳于意的官员论罪当刑，他的女儿缇萦上书认为刑罚太重，自愿为官婢为父赎罪。此事令文帝大生悲悯之情，遂下诏令大臣商议以其他刑罚替代过于残酷的肉刑，并以犯罪情节轻重论取相应服役期限，期满之后，当免为庶人。张苍、冯敬受命制定律令，以笞刑替代黥、劓、刖三种肉刑。此后，文帝还废除了秦律中的连坐制度。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因笞刑易令人致死，幸而存活之人也多成为残疾。于是下诏减轻笞刑，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公元前144年，再一次减轻笞法，除了减少次数外，还改革刑具，并改笞背为笞臀。自此以后，笞刑一般不会令人致残。后来景帝还将磔刑废除，以弃市代替。
严刑酷法之外，穷兵黩武是秦朝的另一项暴政，致使万千黎民抛尸南疆北漠，兄弟妻子离散。自高祖至景帝，四位君王均尽力减少战争，使百姓安于生产。白登之围固然令刘邦威严扫地，但也令他痛下决心，行和亲之策，与匈奴约为兄弟。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与匈奴数次交战之后，文帝下诏，定下和亲政策。和亲政策缓和了匈奴和汉王朝的冲突，使边民生活安宁，人民免于徭役之苦。和亲政策确有实力不济的因素，文帝在宣布和亲的前一年说：“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但对于百姓来说，和亲政策换来的和平安定胜于抛妻离子投身于沙场。
对于南方的越地，亦以和为贵。汉兴之后，南越已臣服汉王朝，但吕后专权时期，采取了一些过激措施，竟令双方兵戎相见。文帝为消弭吕后强硬措施造成的紧张气氛，令人在南越王赵佗在北方的家族墓地设置守邑，且按时祭祀，又赐封赵佗族人。然后派陆贾出使南越，奉书致意。面对中央王朝的温情诚意，赵佗上书谢罪，废帝号，书中还称自己是“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极尽卑顺之意，愿意世为藩属，向汉朝纳贡。
秦律鼓励小家庭制，在很多人看来，此举颠破了伦常道德。汉惠帝于公元前191年，诏令“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即免其赋役。文帝即位之初，还曾下令优待老人，令地方基层官员于岁首之时慰问老人，并有赐赏。公元前168年，文帝下诏“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即将鼓励孝悌者和勤于农耕者制度化。此类意在宣传伦理道德的政策，为汉代政府竖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利于稳定社会。
秦官制中设“祕祝”之官，即每逢灾祸，行祝移祸于皇帝以下的官员或百姓。文帝认为这种做法“彰吾之不德”，皇帝对灾祸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废除了这种制度。两年过后，文帝下诏表示对广增“诸祀坛场珪币”甚为惭愧，决定效法“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令祀官从此以后不得专行祭祀为皇帝求福。文帝的仁爱之举，与秦代皇帝的残酷全然相反，博得了官员和百姓的拥护。
为减轻百姓负担，刘邦曾表示“欲省赋甚”，轻徭薄赋因而成为汉代帝王的经常之举。刘邦还下诏：“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汉书·高帝纪下》）。公元前179年，文帝令郡国“无来献”，此举施惠于民，诸侯四夷无不欢洽。遇有天灾，皇帝还会开放皇室所占有的土地，与平民共享其利。如文帝就曾在公元前158年“弛山泽”，并“发仓庾以振民”。
天下大势已定之后，分封诸侯。在刘邦等人看来，秦之速亡与其专一天下，不册封诸侯紧密相关。对汉初君臣来说，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始终是他们思考治国安邦之策时的思维预设，与“其辞难知”的黄老思想相比，它对汉初政治的影响更为直接，甚至在黄老思想繁荣的背后也可见这种思维的推动。
无为而治刘邦统一天下后，虽然采取措施鼓励农业生产，以期尽快恢复民力。但刘邦主政期间，与诸侯和开国功臣之间的战争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经历短暂的吕后专政后，汉文帝刘恒即位，刘氏重掌皇权。文帝之后，太子即位，是为景帝。文、景二帝缔造了中国专制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后人常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等概括他们的治国方略。
萧何弥留之际，汉惠帝向其请教何人可继任，萧何闪烁其词。当汉惠帝说出曹参的名字时，萧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曹参在秦时为狱掾，萧何当时是主吏，二人为同僚。曹参曾任齐王的丞相，上任之初就“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后又听说盖公善治黄老，于是使人厚礼相请。“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在齐国九年间，曹参“用黄老术”，齐国因而“安集”。他继萧何为汉之相国后，坚持他在齐国的做法，因而“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后人将之称为“萧规曹随”。
在相国任上，曹参选择吏员偏重忠厚长者，凡能言善辩者，自专好为、务求声名者皆不用。曹参侍人宽容，臣属有细微过错，一概不追究。这位相国的个人生活也相当轻快，他“日夜饮醇酒”，见到来商量事情的人，他先请人喝酒，不断劝酒，使人找不到开口的机会，直至“醉而后去”。
汉惠帝对曹参的行为迷惑不解，要曹参的儿子试探情况。结果，遭到一顿毒打。在承认自己不如萧何之后，曹参对皇帝说：“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曹参任相国三年后去世，他的清静无为得到人们的歌颂。史家一般认为曹参奉行无为而治与汉初国力孱弱有关，事实上，此论仅得其一。曹参的无为而治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吕后专权。《史记·吕后本纪》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而戚夫人及三位赵王的悲惨结局更能说明吕后为人阴毒。曹参曾辅佐的齐王刘肥是刘邦的长子，其母为曹氏。虽然吕后在高祖末年最怨恨的人不是齐王而是戚夫人，但对吕后来说，齐王的存在始终是潜在的威胁。而在惠帝时，吕后曾经想毒死刘肥。曹参与高祖和吕后相处多年，他应深知吕后的为人，也应知身为齐王的相需要面对哪些潜在的厄运。所以，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曹参在齐国的无为而治只是一种“姿态”，是明哲保身的作秀行为。
曹参任汉之相国期间，吕后对孝惠帝逼之甚急，朝廷内外布满吕氏家族的耳目，而惠帝又值青春期（15岁左右），血气方刚。虎毒不食子，因此惠帝虽对吕后有叛逆行为（在看到戚夫人的惨状后不理朝政），但并不会有性命之虞。可曹参却不一样，作为开国功臣，又身为少主辅佐大臣，很容易陷入权力争夺的旋涡之中，甚至祸及全家。看到了吕后所带来的威胁，也就明白了曹参为什么会痛打儿子，以及他的清静无为。如果以文帝时的政策反观曹参说的“法令既明”，就会发现他明显是在撒谎，萧规曹随就是明哲保身。
黄老思想能在汉初成为主流，还与其他开国功臣的保身之术有关。自刘邦正式称帝起，开国功臣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与皇帝、众诸侯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在手握重权、享受爵禄的同时，这批人又日夜恐慌。在剖符封赏时，萧何排在第一位，“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史记·曹相国世家》）就算这样，萧何仍在刘邦讨伐黥布时贱买田地，行自污之事，以使刘邦卸下戒备心理。众开国功臣中，萧何、陈平、张良、陆贾等都是极为狡猾的人物，尤其善于明哲保身，他们无疑为周勃等武臣树立了典范。以陈平为例，他年轻时本好黄老之术，实际上他最擅长使诈，完全不同于主静的黄老之术。质朴少文的周勃在文帝时曾任右丞相，当文帝询问一个所判案件和国家的全年收支时，因回答不上而“汗出沾背”（成语“汗流浃背”典出于此）。幸有陈平解围，才挽回一点颜面。经历此事后，周勃辞职就国。但他仍然终日惶恐，担心被人杀害，当地方官员巡视至他的封地时，他总是身披铠甲，家人则手持武器，严阵以待。因此，维护眼前的政治格局，尽量不作剧烈的变革，是周勃这类开国元勋极愿看到的局面。当贾谊、晁错试图以过激措施加强中央权力时，开国功臣就成了他们遇到的第一道阻力。这群功臣大都不想卷入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之中，因之在政治上趋向保守。
曹参之后，在汉初政治舞台上继续高扬黄老的当属窦太后。史书言“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景帝时，窦太后召儒生辕固生问《老子》。耿直的辕固生竟然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辕固生“刺豕”，幸得景帝援以利器，才得以逃出生天。可以看出，景帝等人对黄老思想的态度相当暧昧，未曾真心服膺于其治道。
窦太后虽好《老子》书，但她的这种个人喜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实际政治呢？这一点很难确知。但从文、景二帝的统治来看，黄老之言虽能成为一时潮流，但朝廷所重用的大臣仍以儒生、文吏为主，博士一职也以儒生占多数。二位皇帝所宠爱的大臣，如贾谊、晁错等，不是儒生，就是法吏，少有完全奉行黄老者。而汉初的几位皇帝，各有雄心壮志，甚至连笼罩着悲剧色彩的惠帝都不安于被吕后控制，而文帝更欲亲征匈奴，且本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景帝在晁错的影响下对调整皇权与诸侯之间的冲突屡有举措，又先后用酷吏郅都、宁成治宗室豪族。黄老思想在实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可能并不及它在学术范围内的繁荣局面。
而窦太后之好黄老，应与其人生经历和所处政治环境有关。窦太后能被文帝立为皇后，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她本为吕后宫中的侍女，在吕后将侍女分赐诸侯时，窦太后与司职宦官说好安排自己到家乡赵地去（赵王属国）。但宦官一时出错，将她分给了代王刘恒，窦太后因此才勉勉强强地做了代王的宠姬。在刘恒即位前后，他的王后及四个儿子先后去世，为窦太后及其儿子腾出了位置，侍女就这样幸运地成为了皇后。
在废吕后之后，群臣就选择何人即位大费心神。代王母亲娘家势力最弱，且在当时存世的刘邦诸子中年龄最长，为人仁孝，为避免外戚专权，群臣最终决定立代王为皇帝。在窦太后成为皇后后，周勃、灌婴等一班老将功臣为使窦太后不成为第二个吕后，特意为她的两个兄弟择选良师，二位国舅最终得以成为“退让君子”。将未来的敌人培养成容易摆布的“君子”，不失为良策。在内无强势骨肉兄弟可倚，外有先祖功臣把持的情况下，窦太后在政治上势必难有作为。加之承蔽日久，国贫民弱，清静宽和的黄老之术也是潮流所向。所谓“家人”即僮仆，是地位卑贱者，辕固生以此寓指窦太后的处境的她的妇人之仁。如此入木三分的话能不令太后雷霆大怒吗？
窦太后置辕固生于死地有违黄老之言，而她对郅都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又能证明辕固生所言不差。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景帝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公元前148年，因修建宫室有违礼制，刘荣上书谢罪后自杀。刘荣一直得到窦太后及其侄子窦婴的支持，在他被废后，窦太后试图立梁王刘武为嗣，但最终失败。在临江王一案中，持法严厉的郅都承袭一贯作风，甚至不许刘荣写信向皇帝请罪。郅都因保护景帝而受窦太后嘉赏，又因刘荣之死而遭太后怨恨，最后遭陷害至死。作为一名深居后宫的女性，窦太后不愿看到骨肉相残，她希望通过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尽量保持现有的权力格局，避免兄弟父子互为仇敌。窦太后的行事说明她好《老子》，很大程度上是以养生之道视之。
由于承继战国以来的自由风气，汉初的学术空间亦较为宽松。而早在战国末年，黄老思想已初呈强势面相。在云梦秦简中有一篇《为吏之道》，一般认为该篇大部分内容成于战国末年。这可能是秦国培训官吏所用教材的杂编，其中就透露出了一些黄老思想。马王堆帛书《黄帝书》是一部黄老学派的著作，其成书年代也远在汉初之前。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黄老思想的特点观察，黄老思想在汉初的风行符合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何况百姓厌苦战争，国家刚刚脱离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而且统治阶层内部又矛盾重重，各方均无力改变眼前格局。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汉初政治染上了“无为而治”的黄老色彩，黄老思想也因此一度繁盛。
文景之治早在刘邦统一天下之前，他已经开始实行一些宽惠的政策，以使民众勤力于农业。公元前205年，刘邦下令：“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汉书·高帝纪上》）天下大定之后，民生凋敝，恢复经济势在必行。刘邦采取了赐兵将田爵，下令释放奴婢等措施，鼓励农耕，并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吕后专政期间沿袭了高祖的政策，司马迁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文帝即位后，政局更加稳定，与民休息的力度得以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推广。公元前178年和前168年，文帝曾两次下令将租税降为三十税一，这项税率后来成为汉代租税的定额。公元前167年，文帝又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免除田租，这是专制王朝历史上罕见的举措。
田租之外，徭役负担也是汉初君主的关注重点。高祖多次小范围内免除赋役，或令士兵解甲归田，且免除赋役。文帝时，将服役间隔扩大到三年一次。公元前155年，景帝令民20岁始傅籍，即开始征发徭役（秦代是17岁）。公元前149年，景帝诏令诸侯王丧葬事等征用民力不得越过300人。
汉初还有鼓励生育的政策。汉高祖曾于前200年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高帝纪下》）鼓励生育的目的在于繁殖人口，增加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与之相关的还有释放奴婢，使之归家；向未婚高龄女子征高税。
汉文帝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的皇帝，他曾计划营建一个露台，预算之后获知得耗费百金，文帝认为这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遂下令停建露台。文帝在位23年，用于宫室、车马、苑囿、服饰等方面的开支并无增加。每逢蝗虫、水旱等天灾，或开仓，或减省税赋以利百姓。文帝经常身着普通的黑色衣物，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帐等无有纹饰。筑造自己的陵墓（灞陵）时，因山为坟，以减少劳力投入。又接受张释之的进谏，为防盗而力求节俭，墓中物品皆用陶器，不得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做装饰。灞陵是中国古代第一座依山凿穴为玄宫的陵墓，为了解决排水问题，灞陵修有非常复杂的排水系统，可见仍然投入了不少劳力。尽用陶器也可能并非事实，西晋末年，有饥民就从灞陵中盗挖了不少珍宝。在遗诏中，文帝为自己的丧葬仪式定下了规定，以明薄葬、不扰民生之意。汉代社会的丧葬观念是“灵魂不灭，视死如生”，所以有厚葬的传统。而且在文帝逝世后，他无法控制后人的安排。因此，文帝虽然俭约，但他的陵墓也不一定尽如史书所言。
从高祖建汉至武帝即位，约60年。60年中，高祖在内乱中消耗了大量国力，惠帝期间吕后忙于拢权，在文、景二帝执政期间，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这两位君王共在位约40年，社会民生在这段时间内迅速从战乱中恢复，很快达到了高峰期。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如此描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人人富足，阡陌间牛马成群，以致参加聚会的人以骑乘母马为耻。与此同时，富贵人家兴起了奢侈之风，纷纷突破车马舆服的等级界限。
这就是史上人人称道的“文景之治”。它是依赖农业支撑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