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反抗集权统治的历史，按照一般的习惯，都是以1859年被称作为库勒利的事件开始。在那一年，一小撮同谋者策划推翻或者在必要时刺杀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不幸的是预谋被发现，主谋人被作为要犯流放到叙利亚。欧洲的一些政治观察家把这次未获成功的预谋事件说成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实行立宪及议会政府的尝试。在奥斯曼帝国，完全按照自由主义方式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批评，以及提出一些改革方案，那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情。1867年2月初，比利时报纸《北方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费萨尔亲王在奥斯曼帝国开办一家银行的消息。费萨尔亲王在为更正这个错误报道而写的信中，提到在奥斯曼帝国支持他的人，并称他们为“青年奥斯曼人”，这一名称无疑是从几十年前已经在欧洲出现过的青年意大利、青年英格兰、青年法兰西、青年德意志等得到启发而采用的这个名称被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看中了，他们最后决定用青年奥斯曼人作为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出版物的名称。1871年奥斯曼帝国宣布大赦，随后，许多青年奥斯曼人由流亡中返回国内，通过新闻活动继续从事他们反对专制统治、要求自由和宪政改革的政治活动。
1876年秋季，面对泛斯拉夫主义和欧洲列强的干预，奥斯曼帝国上下群情激昂，出现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和伊斯兰教的狂热情绪。这种气愤进一步催化了有关帝国宪法的讨论。11月末，在具有改革精神的大巨米德哈特主持下的一个由乌里玛成员和文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可是等草案的最后文本呈递给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之后，遭到素丹的不满，压着迟迟不表态，最后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虽然总算批准了，但突然又加上了那么一句：“凡属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物，素丹皆有权将其放逐。”1876年12月9日，米德哈特被任命为帝国大维齐，四天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成文的宪法公之于众，庆典是在刚被大雨冲刷过的帝国广场上举行的。
这部1876年的帝国宪法，从头至尾显露出西方的影响。宪法对内阁、对由素丹任命的帝国上议院、对由选举产生的帝国众议院、对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人权法案等都做了明文规定。但帝国的内阁并非像米德哈特最初提议的那样对议会负责，而完全对素丹负责，所以帝国的立宪主义者都把希望寄托于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另外，帝国宪法还规定素丹拥有批准立法、任命各部大臣、召集和解散议会等各项大权。这种状况的政府，一些西方评论家把它称为“有限制的独裁政府”，并认为开明的比利时宪法，以及更带君主主义色彩的普鲁士宪法，为它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启示作用。尽管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迫于强大的公众压力答应制定了一部帝国宪法，但从许多史料来看，他对立宪一事从来都没有给予过任何积极的支持，也许他真正中意的是宪法草案的最后文本，因为它赋予了素丹各种大权。1877年2月，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意识到议会不愿受任何约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将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许多麻烦，而且议会还有可能成为公众不满情绪的聚焦点，因此他赶在议会召开之前抢先放逐了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大维齐米德哈特，而后者一直希望利用立宪政体来实现他关于政权机构的原始设想，即帝国内阁对议会而不是对素丹负责。1883年，米德哈特和他的几位自由主义者同胞，被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下密令绞死在阿拉伯半岛麦加附近的塔伊夫地牢中。1878年2月14日，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以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战争结束时的危急形势为借口宣布帝国议会休会，结果使奥斯曼帝国的议会休了整整30年。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强行解散了议会，恰恰充分说明了帝国议会具有反对专制统治的潜在战斗力。奥斯曼帝国的宪法虽然被搁置了起来，但它始终是日后帝国政治家们推动改革的一盏明灯。
1878年5月，阿里·苏亚维领导的20万人在帝国首都起义的失败，是青年奥斯曼党人发动护宪运动的最后一搏，又是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集权专制的30年暴政统治时期的开始。从1878年到1908年的30年中，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根本就没有召集过一次帝国议会。尽管他从来都没有公开废除帝国宪法，而且继续把它刊列在帝国的年鉴上，但是这30年的专制统治仍然是非法的，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宪法特别规定，倘若素丹解散帝国议会，新的议会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召开，而帝国宪法条款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终止。就奥斯曼帝国穆斯林臣民总体而言，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违背宪法的行为不一定不得人心。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影响下，议会与政府对于广大穆斯林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所尊敬和拥护的只是奥斯曼帝国王室的天子后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普遍认为专制君主用心善良，会慈父般地关心和帮助他的臣民。
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位阴谋、权术和独裁的集大成者。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统治的头10年，他本人也正像奥斯曼帝国从18世纪以来任何其他时期的素丹一样，是一位积极从事于社会变革的君主，并且完成了许多在过去年代还只是刚刚开始或是初步予以拟定的计划。所以在其掌权的早期年代，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积极上进的君主，是以个人专制和独裁来拯救和改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在奥斯曼帝国的宪政改革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是一位专制的独裁者，但是在教育领域，他却是一位继承了“坦齐马特”传统的改革家。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在他看来，教育改革是推进奥斯曼帝国各方面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所以他对教育改革做出了最先和最大的努力。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改革最显著的成就在于高等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高等学院还是高等学院的学生，在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另外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便是法律方面的改革。这实际上又是自“坦齐玛特”时代就已经开始的那一过程的最后终结。在其他物质生活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也是朝着西方化的方向不断发展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资本的帮助下修建了铁路，兴办了矿山和公用事业，虽然绝大部分的利润都以货币的形式从帝国流向了海外，但奥斯曼帝国所得到的好处却是物质生活的日益方便，以及随着西方资本的渗透而带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的社会进步。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的统治下，虽然奥斯曼帝国在教育、法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产生危机的年代里，反抗和不满的浪潮还是从两个不同的风源兴起。一个反对派起源于非奥斯曼民族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尤其是在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阿拉伯人中间，通过阿拉伯文化复兴培植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因此，在许多地区都产生了要求自治的政治主张。反对派的另一起源是那些受过西方式现代教育的奥斯曼青年人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血腥专制统治的不满。黑暗的君主专制统治不能阻挡民主与自由等反对专制的破坏性观点在帝国军校学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传播。这些作为未来奥斯曼帝国的军人和行政官员的青年虽然接受的是帝国所能给予他们最先进的和最现代化的教育，但是他们以及他的教师，在关于怎样对于他们所服务的那个国家进行管理的问题上，迟早会得出一些较为激进的结论来，那是不可能避免的。
第一个有组织地反抗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团体成立于1889年，发起人是四名医科学校的学生。新革命组织成长很快，并从其他高等学校赢得了信徒。这些新的谋反者也像他们的前辈1865年的青年奥斯曼人那样，效仿意大利烧炭党的办法，把人员分别编排为若干编号的小组，同时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号码。这时，流亡国外的人士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其中一位是前奥斯曼帝国议会的议员加尼姆，他在巴黎主持出版了一种叫做《青年土耳其人》的报纸，公开批评素丹以及专制政权。采用这个名称，无疑是要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对19世纪60年代青年奥斯曼人流亡者的回忆。大概是由于受到西方现代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秩序和进步的影响，当时在帝国首都的革命组织，把原来奥斯曼同盟的名称改为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欧洲人将其称为青年土耳其党。
1908年7月20日，马纳斯特的民众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并占领了军械库。
接着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革命暴动，特别是科索沃省的愤怒民众向素丹发出了最后通牒，立誓要恢复宪法，如果素丹拒绝，便在鲁米利亚另立皇太子为素丹，同时有一支10万人的武装队伍将向帝国京城进发。经过两天的踌躇和讨论，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屈服了，决定恢复帝国的立宪政府，以确保他的素丹王位。7月23日，他宣布帝国宪法再度生效。7月24日，奥斯曼帝国首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将举行议会选举的官方通知，全文共三行，没有标题。因为报纸刊物一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帝国首都的市民们大都对于兵变事件一无所知，所以当人们看到这项通知以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二天报纸刊登发表欢庆帝国宪法恢复的文章之后，人们才明白帝国发生了什么事，洪水于是冲决了大堤，造反变为了革命，欣喜若狂的民众涌向街头，相互拥抱欢庆胜利，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标语口号：自由、正义、平等、博爱。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血腥专制统治的漫长黑夜已经过去了，自由的黎明已经到来，这一时期帝国所反映的，几乎是一种如狂的欢乐，甚至连抱有怀疑态度的欧洲报纸也在报道中作出了这样的反映。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立宪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群众，使得帝国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民主气氛，光是自由思想的刊物就由革命前的几种猛增至几十种，由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组织的政治团体，活跃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舞台上。
从1908年奥斯曼帝国第二个立宪政体开始直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最后失败的这段时期内，除了短暂的空隙时间外，国家的大权始终掌握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手中。乍一看来，由1908年至1918年的10年政绩确实是非常糟糕的，应该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责备。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暴力、镇压及恐怖的手段，把国家公共生活变成了一种野蛮行为。他们多次使军队干预政治，导致了政府军事化和将领政客化的双重恶果，尤其是他们使资产阶级立宪政府循序渐进的社会发展完全变成了阴谋与反阴谋、镇压与暴乱、专制与丧权辱国以及战败等等的恶性社会循环，最终使帝国的广大民众对革命寄予的崇高希望很快变为失望。也就是说，青年土耳其党人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并未改变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实质。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另外一个主题，应该永远不被忽略，这就是对于所有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便是这一时期已经明显处于危险中的奥斯曼帝国的存亡问题。像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改革派的前辈那样，他们相信要使帝国从内部腐朽和外部侵略中得到拯救，便必须对奥斯曼帝国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某种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在为巩固执政地位而激烈斗争的那些年代里，青年土耳其党人曾抽出大量时间来处理一部分此类问题，并且设法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使其得到解决。尽管他们的工作往往是计划不周全的并且时常因碍于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受到挫折，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在许多方面兢兢业业地努力，尤其是从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长远意义而言，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这种努力，不仅为奥斯曼帝国将来传下了几百年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和成就，并且在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为现在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加速了。如果青年土耳其党人能够按照这一发展趋势努力下去，奥斯曼人在东方的历史命运就将充满希望，但因为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在重大决策上的失误，使得奥斯曼帝国不久便被卷入到了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并在战争的冲击下归于覆灭，终于耗尽了奥斯曼人的士气和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