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和康
那是1961年，我调到九峰山下的洪岙小学当老师。洪岙大队不大，不到两百户人家。从学校沿溪向南去村庄，是一条高低曲折的沙塘，绿水绕村，翠竹丛丛，鸡鸣羊叫，炊烟袅袅。但是，自然美景难掩贫穷落后，到处是柴蓬粪缸，养猪的破屋，时时可见草屋断垣。民宅多是乱石墙，走遍村庄没有一幢楼房，几处七角屋山墙的大半截也是乱石砌成。大队办公室设在宗祠一间小堂前，白天昏暗，夜里开会一盏火油灯，人头隐约，不辨五官。学生上学，除了冬天，不论男女个个赤着脚。一年又一年，没有一家造房子的。
经济上贫穷与文化上落后紧密相连。听说，过去全洪岙只有地主家有一支钢笔。农业合作化时候，找不出能做会计的人，只得到外地聘请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十五岁少年来管理财务。因为农民们不识字，村里闹出过不少让人心酸的笑话。一个养猪的农民，口出狂言，说他会造原子弹。宁波人叫猪叫“哓猪”“愚猪”，音同“原子”。他说，原子弹是用愚猪粪做的。一个苦大仇深的老农，常在会上忆苦思甜，有人戏弄他，在写了几个字的纸上用南瓜蒂头盖印当作公章，说是公社通知他去开会，他也真的去了。还有一个老农民，大队安排他去九峰山开荒种油茶，吃住都在高山上，会上要他表决心。当时，凡讲话必先背毛主席语录。他一字不识，肚子里没有一条完整的语录。他说：最高指示，毛主席说九峰山要多种油茶。哄堂大笑。
盛穿中山装的时代，谁表袋插着钢笔，谁就显得有文化；谁字写得好，谁就有“大学”水平。我是老师，有时候表袋里插着红蓝两支钢笔，当属文化人之列。工作一段时间，人头熟了，就有人请我写家信。先是在家访时候顺便写的，后来学生家邻舍隔壁也有请托。解放初期，政府在农村扫过文盲，许多人识了几个字，但是不敢下笔写信，认为写信是一桩大事情。过去柴桥街有代写书信的摊头，一桌两椅，一个老者伺候着，写一封信一角钱。叫陌生人写信，又要奔十里路，还要坐在街上，多难为情。请孩子的老师写信，是最好的选择。有些家事不会让别人知道，写的信也一定很好。
农民家信不必铺排抒情，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根本不用动脑筋，实录就是。但是有的主人喜欢讲话，有的主人不太会说话。有个大娘叫我写信，我铺好信纸，她说，信收到了。我问，就一句话啊？她说，老师你给我加几句吧。呵呵，这怎么加啊？我说，加上乡下一切都好，你在外冷热要当心。她说，好好好。忽然她又说，老师，你再给我加几句，屋漏的地方修好了，某某生日礼送过了。本来一句话，后来写了满满一张纸。她夸我本事大，蛮热心。说得我心里又温暖又不好意思。刚开始写信，我是边听边写，但是有的人讲话盘上盘下反反复复，如果你只听不写，会怀疑你把事情省略，所以我后来是先听他们说，说完后我再写。也有的往往是祝颂语写好了，又想出新事情来，有时候一封信，左边补右边加下面又及，像古尺牍的批注。信写好后一定要读给他们听，讲的是土话，写的是书面语，读的时候再翻成土话，务必使他们满意。
学校办在家门口，有的家长来学校要我写信；如有不便让外人知道的事情，就要我去他们家。常常是来信要我读，回信要我写。农民家里往往没有信纸信封，我就有意地多准备一些。除了写信，他们还叫我在竹箩贡盘稻桶上号“房头”，还有在蒲帽雨伞扁担上写名字。后来，还有请我写对联坐局房。农民很纯朴，对我举手之劳都是千恩万谢。由此，我结识了许多农民兄弟，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后续的事情是寄信，有的是上街塞进邮筒里，大多数是中午时分在路口等候背着深绿色背包的邮递员，他们叫“邮差”的分信人。
深知农民没有文化的苦处，因此，我在语文教学中很重视让学生学写书信。当时，农村家长也只要求孩子会记工账，写信叫得应。上初中的寥若晨星，上了初中辍学甚至小学没有毕业的也有不少。解放二十多年全村只出一个中专生，读大学那是“讲故事”，是戏文中的考状元。到了70年代，要我写信的逐渐少了。有些重要的家信，比较难写的，比如老屋过户，做媒作伐，去上海求医等，还是叫我代笔。
家信内容记录了家庭生活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信里夹着几斤全国粮票，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情，粮票比金子还珍贵，喝喜酒要用粮票或者米买饭票。叫亲人过年回家带点花生米，子女婚嫁托上海亲戚买缝衣机、三五牌座钟，那是70年代的家信，人们开始追求新生活了。想方设法买彩电，给上大学儿子写信，给海外亲戚写信，那是80年代的事情。再后来，家家电话响了，人人有手机了，除了贺卡，我不知有多少年没有书信往来了。
现在的北仑，没有一个农村不美，洪岙好像更美，一路沿溪花覆水，几家深树碧藏楼。去年，洪岙村被评为全国绿化富民先进单位。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进步。村委会办公室、老年协会活动室，每天都有阅报的老人。小小一个洪岙村，现在当中学和小学老师的有十几个人。大学生早就不稀奇了，有两个洪岙孩子还考上了清华大学。
（2009年7月3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