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停止后，我等了四五分钟，将门轻轻打开，向外冲了出去。只见小院里和广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被打死打伤的学生，那些士兵都在忙着搜取死者、伤者的钱包、手表、眼镜，连毡帽、围巾也在所不免。有两个士兵由广场上拖着一个学生尸体进入小院，一个拖着左脚，一个拖着右脚，可能也是为了“打财喜”。我由他们身旁跑过，他们也没管我。
回到学校，知道同班的四川同学李如锦的腿被打断了，被送进协和医院。范士融一直没有回来。学生会在死者名单中清查，打电话到收容受伤同学的各医院询问，也到有关的地方去找寻，忙了一整夜，仍查不到范士融的下落。第二天一早，天下起雪来。我和范士融的几个同班同学到执政府停尸的场地寻找。几十具棺材停放在东北角的院子里（这院子和有马厩的院子有些相似），有卫兵把守。棺木盖上都用粉笔写着死者的姓名。当时大学生中几乎人人身上都带有名片，死者的姓名也许就是根据名片写下来的。我们把每具棺木都看过，仍找不到范士融的名字。后来在一口写着别人姓名的棺盖下，发现死者所穿长衫的衣角露在外面，我们认出这是范士融所穿的衣服。我们再三说明理由，取得卫兵的同意后，揭开棺盖一看，果然是范士融。他是被子弹击中头部死去的。
段祺瑞对无辜学生施行残酷的大屠杀，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射杀学生也是有重点有目标的。比如，站在石狮子上传话的那个同学，是个突出的目标，所以枪声一响，他就被击中。范士融站在北京师范大学队伍的前面，手执小旗，自然也就成了射击的目标。当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女同学不少，而牺牲的数人都是有特点的。比如女师大的刘和珍，是剪了发辫的（当时剪去发辫的女同学为数不多），也就成了反动派射杀目标之一。
从我亲身经历的“三一八”惨案的现场情况看来，我认为《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楚溪春写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有以下几点不符事实：
第一，那天参加请愿的学生，不但都是赤手空拳，而且秩序很好，楚文转述上尉军械员邱霖所说“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显然是捏造。
第二，我所照的那张卫队和学生队伍对峙的照片清楚地证明，面对学生队伍的卫队，排排都是肩荷子弹带、手持步枪，并不是如楚文所说的那样，只有“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
第三，惨案中被打死的学生共47人，受伤的200余人，这是有记载可查的，何以楚溪春在惨案发生后进入现场时只看到“十几个学生被打倒”，令人不解。
第四，当时共产党的组织并没有公开。楚文所说的“一大捆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的纸旗子”不可能是事实。据于树德先生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组织称“中共中央北方区党委”，国民党在北京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根本没有“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这个名称。
一场预谋的屠杀
“三一八”惨案的历史背景
“三一八”惨案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是段执政（祺瑞）对请愿学生的一次大屠杀。它是五四运动以后无数次惨案中的一个。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是这样的。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政变，与张作霖合作，共推安福系首领段祺瑞为执政，继续军阀统治。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退居武汉，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向冯玉祥所率领的国民军大举进攻。继吴佩孚发动河南战争之后，奉系的直鲁联军也发动了对直隶的进攻。国民军经苦战争夺，稳定了天津的形势。3月1日，冯军下令封锁大沽口，这时各国外交团在十日向段政府提出蛮横的严重抗议，指冯军封锁海口为违反《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撤除障碍，否则各国将自行采取行动，恢复海口交通。其实冯军封锁海口，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轮船经常为奉鲁军运兵运械，并经常掩护对方舰队驶入港口，帮助进行内战。此时，冯军又提出外国轮船军舰必须悬挂特种旗帜，通过时间限于白昼，并须接受当地驻军的严密检查。12日，日本驱逐舰两艘从旅顺开抵大沽口，掩护奉鲁舰队四艘驶入港口，炮台守军用旗语阻止它们前进。日本军舰不但置之不理，反向岸上开炮，炮台守军不得已用步枪还击，日本军舰才被迫退往塘沽。在双方互击中，日军、冯军互有死伤。13日，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共同行动，对付中国。15日，参加《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联合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要使外国船只在中国海港肆意横行。
通牒所提各项条件，限于18日正午给满意之答复，否则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同一天，日本公使单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严惩守军军官，并交付五万元赔偿“损失”。
当时，北京外交部接到通牒后，即开会讨论，有的主张提交国际联盟，有的主张接受。冯军由于处境不利，希望和平解决，承认《辛丑条约》，撤除海口封锁，但以遵守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为条件。18日，北京外交部正式答复八国公使，表示“对于来文所开各条，已令军事当局采取适当办法，希望各国海军代表与中国军事当局协商”。
帝国主义公然帮助奉鲁军阀来进攻国民军，并根据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和联合示威。这一恃强逞凶的举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同时，北京段政府软弱妥协的外交政策，亦引起人民的不满。17日，北京大学学生开会，通过八项决议。同天，北京各界推举代表赴执政府请愿，要求驳斥八国通牒，勿为武力所屈服。当时请愿代表曾与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代表被打伤多人，因此大家更加愤慨，决定于次日举行大规模运动，把斗争坚持下去。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见闻。
天安门大会反对八国通牒
1926年3月17日夜，清华大学（当时称清华学校）学生会召集全体学生在大礼堂开会，决定于18日全体进城，参加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北京市民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18日晨，清华学生300余人由清华园车站搭火车进城，整队前往天安门参加大会。大会在上午10时开始，开会后才知道要参加游行并到执政衙门请愿。因十七日段祺瑞的卫队曾把前往请愿的代表刺伤，开会时还拿出血衣叫大家看，因此参加会议的人更加愤慨。这时徐谦在天安门讲台上讲话，他大声说：“不要怕，段执政的卫队换了，今天在执政府把门的是国民军，大家去吧！不要怕！”大会最后通过了几项决议：
1.电促全国民众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牒的八国；
2.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3.请段政府驳斥八国通牒；
4.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5.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6.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游行示威
通过决议之后，即整队游行，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约2000人。浩浩荡荡，由东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行进，沿途高呼“反对八国通牒！”“巩固大沽国防！”“反对日舰援助奉军上陆！”“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并高唱“打倒列强”的革命歌曲。我和清华同班同学黄瑞云在行列中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因想看整个游行队伍而离开清华行列向前行进，直至走到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当时各校游行学生所持的纸旗均系在细竹竿上，俄文专修学校（当时简称俄专）学生所持的标语旗子则系在相当粗的木棍上，还看到先一天（3月17日）被段执政卫队所伤的请愿代表的血衣挑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游行队伍走近铁狮子胡同时，逐渐分散了一些，最后（下午1时20分左右）由铁狮子胡同东面进入段执政衙门围墙内的有三四百人。我和黄瑞云同学因抢行在游行队伍前面，因而最先进入围墙之内，最先到段执政府的大门口。
卫队惨杀请愿学生
我刚进入围墙，即见段执政府大门口站着一连卫队，列成横队，一字儿排开，每排的排长站在排头，连长站在全连中央前面约五六步之处。该连士兵每人有三件武器，一为马枪（短步枪），一为盒子炮，一为长二尺许、刃宽一寸多的剑。排、连长则只带军刀、盒子炮，此外还各带口哨一枚。
当卫队看到游行队伍的头一个人进入围墙之后，连长即发出“注意”的口令，当时全连士兵即由稍息转为立正姿势，同时即将宽刃剑笔直地竖起来，并打开盒子炮的外壳，将枪插在腹前皮腰带中。
我在进入围墙之后，走到卫队前面，紧挨着士兵，再三观察他们所持的三件武器。当时我觉得所有的卫队人员的面孔都绷得紧紧的，两眼向前直观，对进来的游行队伍像无动于衷，面孔上毫无表情。
随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学生走到一排卫队前面，对着一个卫队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到大沽口去援助国民军？”回答说：“我们是卫队，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怎么能随便到大沽去？”接着那个学生操着南方口音，大声地斥责说：“你们是走狗的走狗！”那卫队便绷着脸，不吭气。
游行队伍都进入围墙后，人们便聚集在执政府大门口东侧的石狮子附近。当时群众代表要求面见段祺瑞，但卫队紧闭大门，不许进入，也不准见段，于是群众愤怒地高呼口号。忽然听到卫队连长下命令说：“准备！”卫队士兵就一同端起马枪，拉开枪栓，装好子弹。连长一声命令“放！”士兵便向围墙内的群众射击。射击的时候，连长不断吹哨子，哨音一停，射击便随之停止，哨音再一响，便又射击起来。这样时停时放，进行了约十分钟之久。
我在射击开始的一刹那，还以为是放空枪，但是当我看到围墙顶上的瓦片纷纷地被打下来，不少学生的衣服上染上鲜血的时候，才猛然省悟到这是实弹杀人了。这时我看到围墙内的群众已开始跑开，我发现围墙的西面有一门（通向铁狮子胡同的西头），便由该门向外跑。但当我跑到门口时，被夺门而走的群众挤倒，不但我身下有人，而且身上也压了许多人。经过极力挣扎，终于爬起来逃出门来。在逃出门后，我曾回头向围墙内瞅了一下，但见尘土飞扬，卫队正手持木棒或卫剑向尚未脱险的群众追逐砍杀。
我逃出围墙西门，进入东西向的铁狮子胡同时，本以为这就脱险了，孰料在该胡同内的海军衙门和要人公馆门口，已经预先筑好半人高的射击掩体，士兵凭借工事向通过的群众射击。群众听到枪声，便倒伏在地上不动，等到射击停止，不约而同地立起向前快跑。枪声均来自胡同北面，时断时续。
我随着群众在胡同内跑时，不知此胡同它有多长，是死胡同还是活胡同，最后跑到胡同的西端，再往前走，便进入南北向的王府井大街了。
回校后才知道清华学生魏杰三被当场打死，同班同学丁绪淮重伤被送往协和医院。经医院检查，子弹头打入肺内，因他身体虚弱不能开刀取出。我们到协和医院为他输血的时候，又看到因重伤而死于医院中的共六人。魏杰三烈士葬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北面荷花池畔假山松林的西北隅，并由清华大学为之立大理石纪念碑一座，上书“魏杰三烈士之墓”，以资纪念。
段政府制造惨案的预谋
段祺瑞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竟歪曲真相，抵赖罪行。当天段执政的国务院发出通电，诬蔑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查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获手枪数枝。
3月19日，段又命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诬称“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棒，众殴军警”。
当年清华大学体育部国术教员李剑秋先生因国术关系，与当年段祺端卫队中人有旧谊。他在惨案发生后进城时，曾亲到他们那里坐过。当时卫队中人告知李先生有关惨杀学生的一些内部消息，就我记忆所及，叙述如下：
段祺端于3月17日将请愿代表打伤之后，预料还会有更大的请愿发生，因而连夜做好一切镇压请愿学生的准备工作。
一、在铁狮子胡同的各衙门和公馆门口做好半人高的射击掩体。
二、决定对前来请愿的学生进行镇压：请愿队伍如在500人以下，则在大门口由卫队连开步枪；如在2000人左右，则由中门开机关枪，并指定由该部队中有名的机枪射手某连长担任射击。
三、内部规定，听到连长哨音则开枪，哨音一停则射击中止，哨音不断地吹，则不断地射击。
李先生告诉我说：“当日进来的学生在500人以下，如果进来2000人，那就更惨了。”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大学生
1926年（即民国15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市民和学生基于爱国热情，到临时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护国权，拒绝日、英等八国的最后通牒。执政段祺瑞等竟命令卫士枪杀请愿群众，死47人，伤150十余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也参加了那一次请愿，被卫士棍伤头部。同去的李家珍同学，则惨遭枪杀。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把我当时参加请愿中身受、目睹和耳闻的事实经过写出如下：
惨案起因
1926年春，冯玉祥系国民军驻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受南方革命势力的影响，倾向革命。这是帝国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巩固自己在东三省的地位，并把势力伸进京、津一带，便指使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怕奉方利用渤海舰队袭击大沽口，因于3月8日晚起，在大沽口布雷封锁，禁止通航。英、日两国领事借口维护通商利益，即向国民军提出抗议。国民军允许外轮通航，并规定外轮出入办法三项：
（1）外轮进口时，须有一引港船为前驱。此引港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
（2）外轮出入，必须悬挂其本国国旗。
（3）入口外轮中的华人，须经国民军检查，方许通过。与此同时，北京外交使团也于3月10日由领袖公使荷兰欧登科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大沽口封销交涉还没有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因张宗昌进攻着着失败，决定武装援助，及借口保护侨民，由旅顺调遣“藤和”“吹雪”两舰来津，驶经大沽口，守兵发空枪令其缓行，以备检查。日舰不理，反以机关枪和大炮还击。守兵疑系奉舰，因用实弹还击，日舰乃退。日本公使芳泽竟于3月14日向北京外交部提书面抗议，提出惩凶及赔偿损失等无理要求。北京外交使团受日本公使的怂恿，突于3月16日下午4时由领袖公使欧登科代表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名，用最后通牒照会北京外交部，提出下列狂妄要求：
一、所有从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战事，即须停止。
二、所有大沽口一带的布雷及其他障碍物，立即撤除。
三、所有被拆除的航行标记，即须恢复。
四、国奉双方交战船只，必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的航船。
五、除海员官吏外，应停止对于外国船只的一切检查。
倘于3月18日正午关于以上各点不得满意答复，即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手段以除去障碍。
惨案经过
八国政府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当时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晨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都以头等重要新闻刊出。北京市总工会和各校、院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讨论对策。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郭春涛、段纯、颜蔚圃等也出席了会议。郭春涛属国民党左派，段纯、颜蔚圃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会议一致决议，召开市民大会并前往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护国权，坚决拒绝最后通牒。
当时我住在北京大学西斋（即第一寄宿舍）。3月17日晚饭后，在西斋大门口看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一张通告，内载：
英、日等八国向我国发出最后通牒，妄提无理要求，并限于3月18日午前答复；凡属国人，莫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业经呈请教务长批准于3月18日停课一日，前往天安门参加市民大会，并赴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事关国家存亡，务希全体同学于是日上午8时在第一院操场集合，结队前往，切勿迟误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