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的第二天，北京各校停课，许多学校为死难烈士开了追悼会。23日，北京市总工会、学联等团体，联合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大会。“先烈之血，革命之花”，这八个大字高悬在会场上，鼓励人们要不惜牺牲去为革命奋斗。中国共产党为“三一八”惨案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宣布段祺瑞为“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并强调指出：“惟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苟安就是送死。”“三一八”教育人民，必须拿起枪杆，进行武装斗争。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恐怖。李大钊立即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3月底，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都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这样大的目标设在那里，自然成了一切反动派的众矢之的，并为他们以后的暴行提供了可以蛊惑人心的借口。李大钊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经过多年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阴险狠毒，和旧式封建军阀的落后野蛮，仍然估计不足。李大钊不顾一切，像严寒中的松柏一样，挺立在那里，迎接着暴风雪的袭击，毫不动摇。1926年春夏，奉直两系军阀联合起来，并拉上晋系军阀阎锡山，先后对国民军开战。4月，在战争进行中，段祺瑞与奉系勾结的阴谋被国民军发觉，鹿钟麟立即把他赶下了台。曾几何时，“三一八”的血迹还未干，刽子手就落得如此可耻的下场。这时，北方军阀，群龙无首，十分混乱；而冯玉祥的国民军由于处境困难，极力向革命方面靠拢；我党利用了这种形势，开展工作，虽然“反赤”“讨赤”之声甚嚣尘上，但北方的革命势力，还是在暗中稳步地向前发展。
以1926年5月向湖南进军的叶挺独立团为前锋，北伐战争于7月大举展开，胜利前进。9月，得到苏联和我党帮助的冯玉祥，军威复振，由绥远、宁夏而至甘肃、陕西，使西北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来。到1927年初，打到长江流域的北伐军与开始进入河南的国民军，即将会师，整个中国的革命形势愈加高涨。在黑暗中的北方人民，也得到鼓舞。尽管受到严重的迫害，北方革命组织依然发展很快。仅北京一地，从“三一八”到1927年2月，我党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团的力量发展得更快。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百余人。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惴惴不安，它们逐步联合起来进行干涉。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就是帝国主义联合干涉中国的信号。它用南京江面的炮声，召唤中国的反动力量，从军阀官僚到资产阶级，赶快和它合作，以扑灭它们这批野兽共同畏惧的革命烈火。31日，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著名的“三三一”惨案。同时，以南昌为中心和江浙财阀正在勾结的蒋系军阀，两广新起的桂系军阀，乃至隐藏在武汉革命政府旗帜下面的湖南军阀等等，一个个都在蠢蠢欲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个胡匪出身的张作霖，刚刚当上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皇帝――“安国军总司令”，才不管什么国际公法，不顾什么国际惯例，悍然下令，调动大批军警，到那平日不许中国人入内的使馆区，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干部和一些无辜的和平居民。
为了逮捕李大钊，敌人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他们不但派特务经常监视出入人员的行动，而且利用招工友的机会，派人伪装打入内部，用三个月的功夫，把内部的一般情况，弄得一清二楚。他们还逮捕了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李渤海，诱使他叛变，进一步摸清了内部组织情况。然后，他们找当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交涉，希望准其进入使区抓人。于是各国公使开会集议。这帮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把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视为神物，在“三一八”前夕的大沽口事件中，还根据它来向中国提抗议，提最后通牒，但到这时却把它踩在脚下，竟公然允许“安国军”派兵进入使馆区捕人，而且允许其头领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帝国主义的行径就是这样的卑鄙无耻。和帝国主义勾结成功后，4月6日，“安国军”大批军警特务，采取突然行动，将苏联使馆包围后，立即冲入旧俄兵营内，不问情由，一举将李大钊等60余人，加以逮捕。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政变。15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一时，东西南北四方，黑云滚滚，反革命的潮流涌上来了。帝国主义为国民党的“清党”（屠杀共产党）鼓掌，为“稳健派”（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国民党新右派）的得势欢呼。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和蒋介石携手言欢，张作霖自称是孙中山旧友，不反国（民党），只反共（产党），决心杀害李大钊。
李大钊入狱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对敌人的各种引诱，严词拒绝。敌人不敢公开审判，想以所谓军法会审来屈辱他。但“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北京《晨报》）。在20多天的监狱生活中，他受尽了折磨，但始终没有泄露过任何一点党的机密，没有说过任何一句不利于革命的话。他所写的《狱中自述》（供状），以国民党的党员和领导人自称，从未涉及共产党，连国民党内的工人党员也加以推掩。他堂堂正正地宣告：“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勇敢地写道：“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李大钊在严重的生死关头，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舍己为人，舍身救人，准备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数人的生命，这种伟大崇高的人格，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使一切有良心的人钦佩。但是，毫无心肝的奉系军阀，终于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于28日上午，将李大钊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024、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女）、阎振三、李025、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20人一起绞杀。李大钊临刑时从容地走上绞架，神色不变（北京《晨报》）。至今人们看到的那张就义前的遗照，那慈祥的态度、和悦的目光，泰然自若，宛如平日，令人一见，立刻就会产生无限敬仰的感情。对于李大钊的殉难，陈毅后来的纪念诗写得很好：
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
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
陈毅曾经在李大钊亲自领导下工作，他对李大钊十分敬佩，相知很深，所以他这首诗的感情极为真挚，对李大钊的赞扬和比拟也最为恰当。
李大钊的被捕和牺牲，当时在北京、在中国、甚至在国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各界人士都有人为营救李大钊而奔走呼号。北京公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曾开会讨论，决定发表声明，要求将李大钊由“安国军”“移交法庭办理”。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张篁溪：《李大钊殉国记》）。国民军将领也曾发出电报，警告奉系军阀。李大钊被害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悼念文章，称赞李大钊是“最勇敢的战士”，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当时还是革命中心的武汉，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据后来何香凝回忆：“听到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
为李大钊营葬，也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李大钊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妙光阁浙寺内。1933年，我党通过李大钊的生前友好和北京大学的师生，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公葬捐款的名流学者多达100余人。4月23日，李大钊的灵柩从浙寺出发，送葬的人愈来愈多，沿途并有不少的团体拦灵公祭。到达西单时，送葬的人流简直望不到头。花圈数不清，挽联也数不清。北京青年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人们看了，无不感慨唏嘘。而国际歌的歌唱声，“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等口号声，又使人异常振奋。送行的队伍走到西四时，遭到了反动军警开枪袭击。但灵柩仍继续运行，一直送到了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我党送的刻着镰刀斧头的墓碑，随同李大钊的棺木一起埋进了地下，而墓前矗立的却是刘半农书写的墓碑。这次悲壮的营葬斗争虽然最后完成了营葬的任务，但随即引起蒋介石宪兵三团的迫害，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著名作家洪灵菲就因此而惨遭杀害。这是又一次深刻的教训。李大钊的坟墓能与普通人民的坟墓连在一起，是一场斗争胜利的结果，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无需再费资财，迁葬他处。只需略加修葺，建一碑亭，并将公墓辟作公园，就足以吸引更多的游人前来游览和凭吊。让李大钊的英名为首都西山的风景增色增辉。
李大钊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写的文章不少。这些文章，经过无数的周折，到1939年才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鲁迅1933年为《守常全集》题记的文章中说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又说“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叠叠的集子，不是已经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成了么？”鲁迅的评论多么精彩啊！历史是无情的，骗人的东西终将被人民抛弃，而真实的和真诚的作品，虽然并不完美，却将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李大钊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忠心耿耿，为革命奋斗一生。直到被捕以后，“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李星华回忆）。李大钊“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鲁迅）。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他真正做到了与群众一起生，同群众一起死。陈毅称赞他“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斗争结盟友，殉难慷慨同”。真是恰如其分。
李大钊的道德高尚、品性纯洁，他提倡修养，经常讲革命的伦理学。他一生以“铁肩担道义”为座右铭，并且用自己的全部言行、最后用自己的鲜血来实现了自己的箴言。由于李大钊的道德感人，所以无论是他的亲属，他的师生，他的朋友，乃至他的敌人，或是爱他（大多数），或是恨他（极少数），但对他没有不佩服的。他的政敌，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不能攻击他的人格。他的论敌，可以攻击他的信仰，攻击他的言论、文章，但从不敢攻击他的私德，甚至还不得不虚与委蛇，和他保持一定的个人联系。
李大钊一生热爱学习，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积极宣传马列主义。陈毅称赞他“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完全符合他的实际情况。
李大钊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极为丰富，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他的道德，他的功勋，他的言论，都会载入史册。李大钊将世世代代地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摘自《三一八运动资料》）
第四节 回首往事皆在目，一腔义愤仍难平
天安门前搭有临时主席台，北京各大中学生高举校旗，队伍整齐，精神焕发地高呼着口号，由四面八方潮涌而来。
话音刚落，执政府的卫兵们就把枪打响了。
一颗子弹由范士融的前额洞穿过去，子弹入口处仅有筷子头一般大，但后脑壳却有拳头大的伤口。
这次惨案是预谋围杀，而不仅仅是临时下令屠杀。
有两个士兵由广场上拖着一个学生尸体进入小院，一个拖着左脚，一个拖着右脚，可能也是为了“打财喜”。
我和黄瑞云同学因抢行在游行队伍前面，因而最先进入围墙之内，最先到段执政府的大门口。
那个学生操着南方口音，大声地斥责说：“你们是走狗的走狗！”
红艳艳的太阳，照在红楼的玻璃窗上，闪闪发光。
鲁迅用仇恨鄙视的语气说：“苍蝇总要靠粪坑生活，职业刽子手，靠爱杀人的魔鬼吃饭、抽大烟，有什么奇怪，随他去吧！”
“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1926年春，我在北洋军阀执政府卫队旅担任上校参谋长，当时旅长是宋玉珍中将（此人解放后三四年在北京病故）。
当“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半个月，已经有几次学生游行，反对外人欺压我国，均未出事故。那几次学生游行，都有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的大刀队在两旁随行。“三一八”惨案前一天，卫队旅接到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请愿，要我们旅告知守卫官兵到吉兆胡同和执政府（即原海军部，今张自忠路人民大学东边那座楼）分别严加戒备，并一再叮嘱在与学生接触的时候要万般忍耐，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嘴，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当时又听说，这次游行北京警卫司令部没有派大刀队随行，因为鹿钟麟带着队伍到天津与奉军作战去了。旅部当天晚上就召集卫队旅负责警卫的军官们训话，按照上级命令执行任务。
第二天，即3月18日下午，为了怕学生开会后到吉兆胡同请愿，闹出事故，我便亲自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备事宜；执政府那边，派当时卫队旅少校参谋王子江去布置警备事宜。布置时要求警备部队前几排的士兵不许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无理的殴打；中几排的士兵可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守卫执政府的是卫队旅第一团第三营。
我在吉兆胡同段宅等候很久，计算时间，游行的学生队伍早该到来了，可是还一直毫无消息。我就想用电话去问执政府，但是我把耳机子刚拿下来，就听见西方传来几声枪声。我想那方面一定出事故了，没有来得及摇电话，就坐上汽车奔执政府而去。当时段执政的侄子段宏纲还劝我不要去，我说：“恐怕已经发生误会了，我不能不赶紧前去处理。”我坐车走到东四牌楼十条中间的时候，看到很多学生手拿小旗，满街满巷，迎面跑来，有没戴帽子的，有满脸泥土的，有不穿鞋的，有的大声喊叫：“真厉害呀！真厉害呀！”因为人太拥挤，汽车不能再往前开，我就下车向西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执政府大门前，进了东辕门，看见约有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满身是血，有的还在呻吟。卫队旅的警卫士兵还在端着枪四下搜寻。我当即吹哨命令士兵赶快集合到营房里去，大声命令他们：“赶紧回去！”
官兵正在集合回营房时，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和当时在警卫司令部担任对文化教育界的联系工作的李泰023也坐汽车同时赶到。李鸣钟见到我时，神态很惊慌，说：“晴波（我的号），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我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我随李鸣钟马上坐汽车赶回吉兆胡同段宅看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我们两个人进屋后，马上声色俱厉，大声对李鸣钟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鸣钟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祺瑞接着对我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我和李鸣钟赶紧退出。我们离开段宅，就分手走了。
那一天是阴天，天上飘着小雪花，当我再经过执政府门前时，就看见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摆在执政府门前。
当天晚上，我们卫队旅奉命严加戒备，幸而平静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