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本通过借款，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特殊地位，而且也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殊地位。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日本曾提出在中国中央政权中设置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的要求。那时，袁世凯也因有所顾忌而未敢全部应允。但是，现在日本的要求都在段祺瑞政府中一一实现了。例如，段曾聘青木为军事顾问，聘坂谷为财政顾问，续聘有贺为政治顾问，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极小的代价，从段祺瑞手中取得了大量的权利，他们是深为得意的。日本寺内内阁下台时，曾自夸其侵略中国之成果说：“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持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综上所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通过1915年的“二十一条”及其以后的各项秘密条约，日本取得了在中国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通过1917、1918两年的借款，日本又取得了在中国财政上的特殊地位；通过“参战”借款，日本更取得了在中国军事上的特殊地位。
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别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顽固的封建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就使这个“民国”徒具形式，而无内容了。
就是这块徒具形式的中华民国招牌，也有人十分厌烦它，盼望很快摘掉它。有一位清朝遗老编了一副对联，对“民国”大加讽刺说：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这种泄愤的诅咒，不能看作是个别的现象，而应看作是一种势力，一种阶级的情绪反映。鲁迅于1927年10月在上海的一次讲演中，曾很幽默地说过下面一段话：
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
凡是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在参观过一次故宫之后，大概都会和鲁迅先生有同感：做皇帝实在没有趣味。
但是，在民国初年（以至很久），想做皇帝的人却大有人在，拥护别人做皇帝的人也大有人在。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指出是“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我们把这个意思引申一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两三千年来）都是一个封建社会，是一个“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的封闭社会，鸦片战争以来虽然受到欧风美雨的波及，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却始终没有动摇。中国人仍然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没有民主，也不晓得民主为何物。
话又得说回来，辛亥革命以后和以前究竟有所不同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了90天左右，但它留给人们的中华民国的观念却是深刻的，因而使得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的复辟都不能不是短命的，继起的统治者段祺瑞仍不得不挂起民国的招牌。
复辟，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人们不禁要问：复辟的丑剧为什么能够一再上演，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这些军阀头子们虽然没有称帝，但他们仍继续着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仍然是皇权主义者，这又是为什么？
鲁迅在《忽然想到》（1925年2月12日）一文中写道：“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民国”为什么失传？在没有回顾民国以来的历史以前，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盘踞两三千年以至民国以来仍然继续盘踞的原因。
第一，地主阶级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阶级基础。两三千年来，中国广大农村一直被这个阶级直接统治着，城市中的各级政权则是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权”，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是年轻而又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却不能找到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道路。而到辛亥革命时，这个问题却被抛置不顾，连提也不提了。因此，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前的未庄，是由赵太爷和钱太爷两家大地主统治着；辛亥革命后，依然是赵、钱两家统治着。在这里发生的“革命”，不过是由赵秀才和钱洋鬼子到尼姑庵（静修庵）去革掉一块上写“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却又乘机偷走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而已。未庄的惟一变化，是“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而城里呢，“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县衙门里监牢里关的是什么人呢？一种是“不准革命”的阿Q，还有就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的那种人。
鲁迅笔下的未庄，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反动的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辛亥革命没有破除这个基础、挖掉这个墙脚，所以最后还是失败了。
第二，如果说地主阶级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阶级基础，那么，广大的小生产者则是它的社会基础了。小生产者是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小生产者，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小生产者也往往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不断地起义和反抗，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农民如果不在先进阶级领导之下而单独进行起义，结果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改朝换代，例如朱元璋所代表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在明皇朝建立以后，所推行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前人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从鲁迅的《阿Q正传》，也可以看出小生产者是怎样认识“革命”的：
阿Q“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原来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后来觉察到“革命”“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的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心情，也使阿Q更快意。”于是他感到“革命也好吧”，“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革这伙妈妈的命”。可以看出，阿Q是带着个人的复仇情绪来参加“革命”的。
阿Q“革命”的目的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他的经济目标是：“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钱家的桌椅……”
他的政治目标是：“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不要摧毁旧的土地制度，没有改革政治制度的远大理想，阿Q所要求的只是在未庄实现个人独裁。甚至于谁来做自己的老婆，他都考虑到了：“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吴妈……可惜脚太大。”因此，阿Q的“革命”成功，也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继续。
第三，孔孟之道是封建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
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其主要内容是“礼”和“仁”。礼，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礼的根本，据此区别人与人的关系，确定每一个人应受的约束，使各守本分，不得逾越。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根据孔子的“礼”（伦理纲常）和“仁”（仁义道德）的思想，提出了系统的维护封建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没落，封建伦理更加规范化了，宋元明又产生了和流行着程、朱理学（道学）。“理”的内容，就是三纲五常。清代思想家戴震曾深刻揭露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极力使这种三纲五常说，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小生产者接受的也是这种思想，他们的落后的生产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形成远大的先进思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因此，我们在清末社会看到的是：各家各户（不管是农村、城市）每年门户上贴的春联尽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因此，我们在民国后的长时期中，社会上看到的是：各家各户（不管是农村、城市）也还大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君”是核心，是天地的崇高代表。国不可一日无君，失了“君”就失了宇宙的主宰者。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封建专制政治的顽固的思想基础。
第四，封建专制主义有着军事力量作为它的强大支柱，中国历代皇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打下来的（所谓“打天下”），因此封建主义的专制，不仅是政治专制，而且也是军事专制。中国古代是这样，近代也是这样。袁世凯就是靠小站练兵起家的。正因为他手中掌握了一支北洋军，所以能够左右开弓，使清皇室和民国政府都把政权交给了他。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实行专制的“统一”，首先强调的也是军权的“统一”。他借口“服从命令为军人之第一要义”“军人不得私组政团”“不准干预政治”等等，剥夺了革命派和一切异己的武装，因而在1913年能够比较顺利地镇压了“二次革命”，并使自己的政权向恢复帝制逐步过渡。
袁世凯依恃军事力量作为封建专制政治的支柱，张勋、段祺瑞也都是这样。张勋所以敢拥清废帝复辟，正因为他手中有着数千辫子军。段祺瑞虽然变换各种手法，不要帝制的名义了，但始终没有松手的是他的“参战军”“国防军”。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第五，中华民国建立后，封建专制主义还十分顽固，除以上各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帝国主义的支持。正如后来共产国际所分析：帝国主义者“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
在意识形态方面，列宁在1913年论述东方各国的政治生活时即指出：帝国主义不仅从政治上支持那里的反动势力，而且从意识形态上支持那里的“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
在探讨了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生长的种种原因之后，再来看民国以来的种种怪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遍布全国。不论在沿海的大城市，或内地的中小城市，都是这样。
当时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青年毛泽东，便于1915年在一本揭露二十一条的《明耻篇》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不仅北方军阀不好，西南军阀也不好，他们是“一丘之貉”。
多年的碰壁，使孙中山思索再思索。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群众斗争如火如荼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这首诗，是周恩来1916年秋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所作，题为：《次日皋如夫子伤时事原韵》。张日皋如的原诗是：
太平希望付烟云，
误国人才何足云；
孤客天涯空涕泪，
伤心最怕读新闻。
上面两首诗，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愤世嫉俗、忧国伤时的心理状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富于政治敏感的青年学生，是不甘于自己国家的沉沦的。
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曾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是说：天下者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天下”要亡了，人人都有责任去挽救它。顾炎武的这两句话，为后人经常称道和引用，每当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总是用它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1916年10月3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所作的一次题为《中国现时之危机》的讲演中，便号召广大青年同学“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遍布全国。不论在沿海的大城市，或内地的中小城市，都是这样。当时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青年毛泽东，便于1915年在一本揭露二十一条的《明耻篇》上写道：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不仅国内的学生如此，就是国外的留学生也是如此。因为这些留学生身居异国，消息又很灵通，所以他们的愤激情绪，甚至比国内还要高昂。诚如李大钊在为留日学生总会所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中所说：“同人等羁身异域，切齿国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
先进的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除知识分子外，其他社会各阶层也都动起来了。“五四”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既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那么，生活在最底层受剥削、压迫最严重的工农劳苦大众，必然要进行坚决的反抗斗争。
广大青年学生、民族工商业者、爱国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他们也不满于中国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现状，因而也积极参加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斗争。这些斗争，有的是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有的是为谋自己的生存，而针对中国的反动统治的。不论是哪一种，总的来说都是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打击。
孙中山彷徨歧途中
全国工人、农民、学生、民族工商业者、华侨及各界爱国人士斗争的发展，酝酿着一场大的革命风暴的来临。
这种形势，要求有一个先进的革命政党，制订一个适应当前斗争的革命纲领，以便把全国人民领导和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去同反革命的敌人作战。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已不可能再担负起如此重大的任务了。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他在日本力劝流亡的革命党人重新振作，恢复同盟会时期的革命精神，共同组织中华革命党。
他鉴于辛亥后由于同盟会的涣散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非常强调事权的统一。1914年5月29日，他在致黄兴函中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坚持今后“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6月15日，他又致函南洋革命党人说：“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并称“本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
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总理职务。其他人入党时均须立誓约，按指印。
从一定意义上说，即从主观上为了加强战斗力来说，孙中山是对的。正如他自己所说：
“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此次立党特立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
但从客观实际上看，这种过于在形式上的严格要求，必然使革命组织成为一个狭隘的小团体。中华革命党开成立大会时，到会者只有三百余人。黄兴拒绝入党，离日去美。许多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员则在东京组织欧事研究会，别树一帜。
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公布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原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辛亥革命后只剩下一民主义了。孙在1913年3月出席东京的一个欢迎会上便明确地这样讲过：“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经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平和办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在孙当时看来，清朝统治被推翻，民族主义已完成；民国建立，民权主义也已完成。
现在，经过“二次革命”的教训，认清了袁世凯的窃国面目，恢复了民权主义。这自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孙中山这时仍然未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因此中华革命党的二民主义纲领仍然是残缺不全的。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革命党人积极在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江西、东北、山东、四川、陕西、湖北、福建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在讨袁檄文中怒斥袁世凯“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又指出：“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椎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
但是，中华革命党既缺乏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也缺乏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虽有许多反袁的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大都是没有充分准备的单纯军事冒险。也正如孙中山本人所说的，“党内重要人物已冒险深入内地，急思发动，成败在此一举，不能复待。”
既然缺乏充分的准备，特别是缺乏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准备，因此，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上述各地起义，有的没等发动就遭破坏，有的发动了也很快被镇压下去。
袁死，段继，军阀统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袁世凯窃国的教训，使孙中山考虑到怎样才能既有民国之名，又有民国之实。1916年7月间他在上海对参、众两院议员及各界名流、新闻记者发表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说；1917年又专门从事《民权初步》的著述，都表明了这种探索。但是，他所设想的仍是一些英美式的地方自治方案和议会的开会方法等，而没有考虑到如何依靠群众推翻军阀统治的问题。
张勋复辟前，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又制造了自己御用的工具――安福国会。
国会和约法，是共和国的象征。国会被解散，约法被撕毁，孙中山认为这是对民国的最大背叛。他立即到广东进行护法活动，北方的国会议员这时也相继赴粤。1917年7月上旬，他在致桂、粤、湘、滇、黔、川六省都督及各界的电中说：“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
8月，广东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在《临时约法》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
9月，孙中山被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并电请黎元洪南来组织正式政府。
这时，孙中山对军阀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指出：“今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则美，其实尤窳。”又说：“今日之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孙中山反复强调了对真共和追求的决心，而且对北方军阀的假共和大张挞伐，就这个意义上说，护法运动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孙中山所依靠的力量却是西南军阀。这时，中华革命党已名存实亡。孙中山既没有革命武装，也没有革命组织，而且他这时也不懂得去“唤起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护法运动建立在一个很不可靠的基础上，其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
西南军阀参加护法运动，只是为了乘机夺取权力。在与己有利时，他们可以利用孙中山这面革命的旗帜；而在与己不利时，他们又可以随时把孙中山抛开。就在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不久，12月间，桂系军阀便通电主和。1918年1月间，滇桂军阀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形成和军政府的对峙。5月，由政学系操纵的非常国会，通过了改组军政府案，废大元帅，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虽为七总裁之一（其他六人为唐绍仪、伍廷芳、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但实权却被剥夺了，唐继尧认为孙中山“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被军阀们赶了出来。5月下旬离开广州。他在5月4日辞大元帅职的通电中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