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最初的作战计划是：首先以主力攻打两湖，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然后再集中力量进攻盘踞在东南五省的孙传芳，最后向北方挺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决战。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北伐军广大将士的英勇作战，加之苏俄的援助，北伐军自1926年7月誓师之后，进展迅速，8月间便占领了湖南，9、10月间又先后攻占了汉口、武昌，将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大部消灭。11月间，北伐军的作战重心东移，在江西击败了孙传芳的主力，然后继续向江苏、浙江、上海一带挺进。
北伐战争的兴起和发展，使1926年下半年的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北伐军的冲击下，北洋军阀的几个主要集团，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打击。其中，直系吴佩孚所受打击最重，孙传芳次之。只有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因地处北方，尚未与北伐军直接对阵。
但是，整个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对奉张集团的冲击也很大。在张作霖看来，1926年下半年的形势剧变，既有忧也有喜。忧的是，“赤化”势力迅速蔓延，且如此“嚣张”，“反赤”势力却不堪一击，一个个败下阵来。喜的是，“反赤”势力，如吴佩孚集团、孙传芳集团既是他的同伙，又是他的竞争对手，他们已一个个被削弱。
正是在这种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情支配下，善于钻营的张作霖，开始采取应变之策，企图趋利避害。
9月7日，也就是吴佩孚兵败，从汉口逃出的第二天，张作霖在奉天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奉系在当时形势下的行动方针。会上，因看法不同，发生了争论。张宗昌、褚玉璞等力主奉军应“南下讨赤”，首先以“援吴”的名义，乘吴佩孚之危，夺取京汉线与河南，然后反攻武汉，打退北伐军的进攻。张作相、吴俊升等表示反对。他们主张在北方固守，以逸待劳，不要主动出击。张作霖本人则倾向于第一种意见，赞成“南下讨赤”。他认为这是一举两得之策，既可扩大奉系的地盘，又可阻北伐军北上。会议遂按张作霖的旨意，作出了“南下讨赤”的决定。
不料，吴佩孚对张作霖的心思洞若观火。因此，当张作霖致电吴佩孚，告之奉军将南下“援吴”时，吴佩孚虽已焦头烂额，却拒绝奉张南下的建议。他复电说，他还有十万雄师，可独立反攻武汉，无须劳驾奉军，只求张作霖能在饷械方面予以接济。此外，也许是为了不过分激怒张作霖，吴佩孚决定放弃他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他对张作霖说，中央政治悉听奉方全权主持。实际上，吴佩孚此时已无力顾及北京政府了，此举不过是给张作霖送个顺水人情罢了。
张作霖“假途灭虢”的把戏虽然没有耍成，却也并非毫无所得。既然吴佩孚明确表示不再管北京政府的事，张作霖也就不再客气，立即采取行动，将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全部收归己有。
首先，张作霖迫使担任北京卫戍司令的直系大将王怀庆下台，命奉系将领于珍取而代之。接着，又唆使奉鲁军以“索饷”为名，逼迫杜锡王圭内阁辞职，让外交总长顾维钧出面组阁。然后，张作霖又命令奉鲁军夺取京汉路北段，占领原被吴佩孚控制的保定、大名。
在连连得手之后，10月11日，张作霖从奉天南下到了天津，住进蔡园。他此次离开奉天老巢，移住天津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就近控制北京政府，为自己从后台走向前台作准备；二是根据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寻求新的对策。
此时，在国内政局演变过程中，又出现几个新的动向。一是年初被迫出国的冯玉祥，已从苏联回来，东山再起，重新就任国民军总司令。9月15日，他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北伐战争的声势因此更加浩大。二是继吴佩孚兵败两湖、逃往河南之后，孙传芳也败于江西，所部主力几被全歼，他本人在逃回南京后已有与奉鲁军合作之意。三是长期盘踞于山西的地方军阀阎锡山，也因南方北伐深感受到威胁，也表示要同奉系联合，抵抗北伐军。
这就使张作霖产生了以奉系为主，联合各派军阀共同“反赤”的设想。这样做，一来可以壮大“反赤”阵营的声势，更好地对付南方北伐军；二来也可乘机抬高他本人和奉系集团的地位，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张作霖决定召开有奉、鲁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并邀请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派代表参加，共商联合“反赤”大计。
11月14日，会议在天津蔡园开幕。会上，张作霖一再声称，他本人并无野心，也不想当总统，只是想把北洋各派团结起来，联合孙、吴两帅，共同“反赤”。与会者对共同“反赤”无异议，但对具体做法却意见不一。张宗昌等人再一次提出，兵贵神速，应尽快派奉、鲁军南下，援助吴佩孚、孙传芳两帅，张作霖支持此议。但吴佩孚的代表迟云鹏却表示反对。他说，吴大帅命他赴津，不是来请援兵，只是来请求张大帅接济饷械的。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也说，孙大帅的意思和吴大帅一样。剃头挑子一头热，会议陷入了僵局。
然而，此时孙传芳突然亲自来到天津，给会议带来了转机。
自从孙传芳在1925年10月间发动浙奉战争，从奉系手中夺取了苏、皖、沪的地盘之后，与张作霖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南方的北伐开始后，孙传芳首当其冲。起初，他十分自信，认为凭着他的五省联军，抵挡北伐军没有问题。但吴佩孚一败，兔死狐悲，孙传芳的自信心便大打折扣。为预留后路，孙传芳开始改变态度，决定同张作霖改善关系。大敌当前，张作霖深感北洋系团结的重要，也不念旧恶，对孙传芳表示谅解。张作霖还主动派孙传芳的旧日上司王占元到南京，向孙传芳转达他希望各派联合，共同“反赤”之意。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孙传芳也复电张作霖，说：“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张作霖接电后，进一步表态，勉励孙传芳说：“玉帅新挫，武汉已失。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讨赤素志，贯彻始终。弟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赴东流。倘有所需，敢不黾勉。”孙传芳见张作霖如此大度，赶紧派代表到济南与张宗昌、张学良密谈，同奉系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不过，孙传芳对张作霖仍存有戒心，担心奉系会乘南下援助之机，将他的地盘占为己有。因此，他一方面与张作霖重归于好，一方面也像吴佩孚一样，拒绝奉、鲁军南下，只求张作霖在饷械方面予以支持。但孙传芳错误估计了形势。占领武汉后，北伐军立即转兵江西。不到一个月，就把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击溃。孙传芳虽亲自赴九江督师，也于事无补。江西一败，孙传芳虽然还占有江、浙、皖、沪等省区，但元气已经大伤。北伐军攻势锐利，孙传芳自知继续独立抵抗北伐军已不可能，故不得不重新考虑借重外力的帮助。
江西战役之初，孙传芳一度寄希望于孙、吴、段三派的联合。他曾邀请吴佩孚、段祺瑞派代表到南京，举行三派秘密会议。不料，会议一开始，吴佩孚的代表熊炳奇就同段祺瑞的代表靳云鹏互相攻讦，激烈争吵起来。孙传芳一看，吴、段积怨太深，实难撮合，便放弃原先结盟的打算，转而决定投靠张作霖。尤其是江西战场上失败，使孙传芳清楚地看到自己无实力与北伐军抗争，地盘早晚是别人的。与其把地盘丢给北伐军，不如主动让给奉、鲁军。既然如此，孙传芳就不再为奉张谋夺地盘而忧心了。为能迅速和奉张协商共同对敌的办法，孙传芳决定亲自北上，面见张作霖。
1926年11月18日深夜，孙传芳带着两名卫士，身着便服登上了由浦口北上的普通客车，抵天津车站后便直奔张作霖的行辕――蔡园。
此时，蔡园的军事会议仍在进行之中，张作霖正在会上听发言。忽然，一名卫兵进来向张作霖报告说：“大帅，门外有人求见！”说完，就把一张名片递给张作霖。张作霖一看名片，先是愣了一下，旋即很高兴地问：“当真是孙大帅吗？他带了多少人来？”卫士答道：“是孙大帅，只带来两个人，都穿便衣。”听完卫士的答复，张作霖“腾”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有种！胆子不小！快请他进来，快请他进来！”
不一会，孙传芳便走了进来。他一见到张作霖，首先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以愧疚的口气说道：“对不起大帅！”张作霖则一边点头回礼，一边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督帅一路辛苦。”说完，便请孙传芳坐下休息、叙谈。
第二天，一度雄踞东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微服登门向张作霖乞降的消息便刊登在京、津各大报上，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在蔡园军事会议上，孙传芳表示“反赤”的力量必须联合起来。他建议建立统一的军事组织，并推举张作霖为总司令。他的建议立即得到奉系将领的赞同，他们齐声称赞孙传芳：“爽快！”张作霖也未料到孙传芳如此主动，大喜过望。一番谦让后，他说，此事还要致电吴佩孚、阎锡山，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吴佩孚和阎锡山的反应却很冷淡。
尽管如此，天津蔡园会议还是根据孙传芳的建议，决定成立统一的军事组织，并定名为“安国军”。会议还决定，立即派张宗昌所部鲁军沿津浦线南下，援助孙传芳，另派奉军沿京汉线南下，援助吴佩孚。会后，鲁军即奉命出发，11月27日，先头部队开抵南京。
蔡园会议后，在奉天留守的杨宇霆奉命到天津。鉴于前一年奉军南下因战线太长，被动挨打的教训，杨宇霆认为奉、鲁分两路南进过于冒险，劝张作霖重新考虑。张作霖遂命令已到南京的鲁军撤回浦口，布防于孙传芳军已经撤走的津浦路沿线，江南的军事仍由孙军负责。
安国军的组织很快照原计划成立。11月29日，经孙传芳、张宗昌两人带头“劝进”，以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热、绥、吉、黑十五省区共同通电推戴的形式，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12月1日，张作霖在蔡园举行了安国军总司令的就职仪式。这一天，蔡园内外悬灯结彩，好不热闹。各方宾客纷纷前来，向张作霖表示祝贺。接着，张作霖身着大礼服，手戴白手套，站在香案前，开始祭天。香案上红烛高照，摆满瓜果梨桃各式供品，文武官员则分立在香案两侧，气氛甚是肃穆。“安国军”秘书长首先宣读了《告天文》，其内容无非是向天神祈祷，希望天神保佑安国军和十五省的百姓太太平平，万事吉祥。然后，张作霖手捧斟满了酒的金爵，准备跪下洒酒祀天。不料，忙中出错，手中的金爵滑落，咣啷一声跌落地下。在场的官员大惊。因为照迷信的说法，金爵落地，是一个不祥之兆。张作霖虽很尴尬，却很镇静，接过重新斟满酒的金爵后还说了一句解嘲的话：“上天别急，我张作霖有的是酒给诸位神灵喝。”此事传到社会上后，很多人都说，看来奉张的寿命不长了。这虽是迷信之语，却也反映了民众内心的看法。
就职仪式结束后，张作霖便开始以安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发号施令。首先，他发表了一份宣言，声称：“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则已，若爱身非消灭赤化不可。”接着，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
安国军虽然成立，张作霖也当上了安国军总司令。名称倒确实好听，但事实证明，张作霖和他的安国军所干的，并非安国之事，仍是祸国的勾当。
杨宇霆等人奉令拟定所谓的“讨赤安国”之策。杨宇霆所献计策是：仍由孙传芳所部在长江一线与北伐军作战，张宗昌的鲁军暂不过江，只在江北做孙传芳的后盾；派韩麟春率所部奉军由京汉线南下援助吴佩孚；在包绥方面，则派热河汤玉麟部、察哈尔高维岳部协助阎锡山的晋军，防范冯玉祥的国民军；由张学良负责警备北京、天津，吴俊升、张作相负责巩固东三省的后方基地；张作霖本人则坐镇京、津，策应各方。这个计划的要旨，是将奉军主力摆在后方，先让吴佩孚、孙传芳打头阵，待吴、孙覆灭后，奉军主力再出动与蒋介石、冯玉祥的北伐军决战，以击破其疲惫之师。张作霖认为，照此计划，“决战之期，最多为一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占取豫、陕、鄂、赣、苏、皖、浙、闽易如反掌。今川、黔等省旧派将领正与我奉方接洽联络，届时正可会同川、黔各省进而规复湘、粤，则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
张作霖的如意算盘看上去打得不错，可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奉系军事力量的过分自信上。
1926年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在以“黄土铺地”的隆重仪式迎接下进入北京。此次进京，张作霖是想从后台跑到前台，以“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主政”。可杨宇霆认为，军事上胜负未定，奉系在北京立足未稳，当“元首”的时机尚不成熟，劝张作霖不要过早行事，以免惹起各方的反感。张作霖认为此话有理，便暂时收起当“元首”的念头。可他心犹不甘地对杨宇霆等人说：“我终究非干他一下不可！”
张作霖还对顾维钧内阁心存芥蒂，故进京后，想让靳云鹏出面另组新阁。杨宇霆也不赞成，他觉得，目前奉系实际上已完全控制北京政权，不管谁组阁，都不能不为奉系服务，因此不必在形式上计较。如果都换上奉系的核心人物，反于国内外的观瞻不利，激化矛盾。再说，顾维钧虽为吴佩孚所推荐，然此时他也很识时务，正与奉系拉关系，甚至与张学良结成了盟兄弟，对奉系并无不利之处。杨宇霆这么一分析，张作霖欣然放弃原议，仅将原内阁稍加改组。果如杨宇霆所说，改组后的顾维钧内阁于1927年1月12日正式成立后，实际上成了专为奉系筹措军饷和办理外交事务的附属机关，政府的决策大权完全操在张作霖的手中。为了便于张作霖独揽大权，他在安国军司令部里另外成立了政治、财政、外交三个“讨论会”，作为咨询机构。梁士诒、曾毓隽被聘为政治讨论会的正、副会长，曹汝霖、叶恭绰为财政讨论会的正、副会长，孙宝琦、陆宗舆则当了外交讨论会的正、副会长。
此外，为了争取列强各国对奉系政权的支持，张作霖到北京的第四天，即1926年12月30日，便亲自出马到东交民巷拜访各国公使，向列强表明其坚决反对“赤化”和尊重现存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次日，各国公使也相约到顺承王府回访张作霖，以表示列强对奉系政权和张作霖本人的幕后作用的默认。
在北京初步站稳脚跟之后，张作霖即按照既定的计划，以“讨赤”为名，向南方进军。他对吴佩孚一再拒绝奉、鲁军南下已不耐烦，决定不再理睬吴佩孚的反对。1927年2月8日，张作霖为进兵河南发表了一份通电，一方面批评吴佩孚阻挡安国军“讨赤”，贻误军机；另一方面宣示奉、鲁军进兵河南，反攻武汉的决心。
与此同时，张作霖的两路军队也开始向河南进攻。一路由奉军第三、四方面军的四个军组成，在军团长张学良和副军团长韩麟春的指挥下，分别从北京、冀南一带出发，沿京汉铁路直扑郑州，并于3月初进抵黄河北岸；另一路为直鲁联军褚玉璞部第七方面军，由东向西，沿陇海路向开封推进。
奉军进兵河南，使吴佩孚大为恼火。吴佩孚立即致电张作霖，要求他命令奉军停止行动，并发牢骚说：“彰德进兵，未有一言见告。防军缴械，官吏被驱，谓为合作所宜，真是鞭笞天下。”张作霖反唇相讥，指责吴佩孚“责人则明，责己则暗”。吴佩孚阻止无效，同时又嗅出了北伐军内部已出现裂缝，便密令所部全力抵抗奉、鲁军对河南的入侵。他在2月15日的密电中说：“余素主讨赤，近悉蒋中正总司令正在清共，自可同情革命，另图对策。而奉军节节南进，假援助讨赤为名，实则另有所用。汝等尽可迎击。”当时，吴佩孚手下尚有近20万兵力，虽说大多是残兵败将，但真打起来，仍可抵挡一阵。
岂料祸不单行，就在奉、鲁军进兵河南之时，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也在陕西发起攻势，其先头部队已进抵潼关，正由西向东进攻河南。吴佩孚两面受敌，支持不住，不得不宣布下野，逃离郑州。2月22日，直鲁军褚玉璞部队占领开封。3月17日，奉军张学良部也渡过黄河，占领郑州。随后，奉军又继续南下，进抵上蔡、西平一线，直接与北伐军唐生智部对阵。
当吴佩孚在奉、鲁军和国民军的两面夹攻下面临彻底覆灭时，在东南一带作战的孙传芳再一次被北伐军打得大败。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孙传芳被迫率残部，连同南下增援的直鲁军，全部撤退到长江以北。
1927年3月底，北洋军阀的三大派中，吴佩孚部已完全覆没，孙传芳部不但丢掉了所有的地盘，所部兵力亦消耗殆尽，实际上也一蹶不振，剩下的，就只有张作霖的奉系了。
此时，张作霖的奉系通过对吴佩孚、孙传芳地盘的接管，势力范围有了很大扩展，直、鲁、豫三省，苏、皖两省北部，京、津地区，热、察两区和东北三省，均在奉张的控制之下。张作霖妄图以此为基地，进而实现他的“安国”梦。
第十三节 张作霖：安国乎，祸国乎（七）
过一过“元首”瘾
对张作霖来说，南方国民革命军与北方国民军的联合及其势力的壮大，对奉军刚占领、尚不稳定的半壁江山，威胁极大。更重要的是，此时虽已到了张作霖预想中的南北决战时期，但在决战中，奉系能否取胜，张作霖却心中无数。因此，对南方革命军究竟应采取何种对策，奉系内部出现了分歧。
以杨宇霆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南北妥协”，认为：如果南北双方都能排斥共产主义，则南北妥协并非绝不可能。张作霖的法律顾问赵欣伯赞成杨宇霆的意见，他在年初的一次公开谈话中说：“现在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除共产主义而外，现在相同之处甚多，如欲合作，确有可能之性质，只须南方放弃共产主义，北方未尝不可与之合作。即在蒋介石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辩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于共产运动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查其语意，似亦愿与北方合作。且就实际言之，南方欲以武力吞并北方各省，固绝对为不可能；即北方欲讨灭南方，一时恐亦难办到。”杨宇霆本人也曾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强调说明实现南北妥协的条件：“非俟南军排除俄国赤党，决无议和之望。”在杨宇霆等人看来，南北双方谁也不可能吃掉谁，势必走向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