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之后，把他的政治资本输得精光了。在直系军阀内部早已存在着保定、洛阳两派，争权夺势日益严重。他当上贿选总统后，对直系诸将论功行赏，以消除隔阂，结果是枉费心机，两派之间的裂痕更加扩大。吴佩孚是他的主要支柱，可是，吴佩孚居“功”自傲，对他不太看得起，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吴佩孚还把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和驱黎贿选中为曹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夺去了。从而，冯玉祥、王承斌等人对吴佩孚怀恨在心，形成了一个反吴联盟。曹锟的嬖人李彦青克扣兵饷，使不少人心怀怨恨，蓄志报复。在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了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系奉系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奉、皖反直的“三角同盟”。内外交困，矛盾重重，闹得曹锟焦头烂额，使他饱尝了历届总统所尝到的苦滋味。他虽说当了总统，可号令莫说不能行之于奉、皖以及西南军阀的势力范围，就是直系势力之下的地方也往往是一纸空文，不那么管用。这时，他连直系内部都统一不起来了，更不要说统一全国了。北洋军阀集团中的元老王士珍有了这样一个新发现：“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锟自己也牢骚满腹，叫苦连天，对其党徒们说：“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处心积虑，决心雪一败之耻，在关外整军经武，厉兵秣马，伺机再度问鼎中原。1924年9月，爆发了江浙战争，拉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张作霖以反对直系进攻浙江为由，于15日兴兵讨直。曹锟接到奉军进攻的急报后，立即电召吴佩孚入京，并下令讨伐张作霖。18日，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这次战争，奉军投入兵力25万人，直军投入20万人，双方均有海、空军参战，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规模战争。正当双方酣战之时，直军的后院起火了，对曹锟、吴佩孚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久怀不满之心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与奉系等方面的秘密约定，于10月22日星夜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冯玉祥的国民军一个营包围了总统府，把曹锟抓获，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乘舰逃走。曹锟不得不下达了停战令，并罢免了吴佩孚的身兼各职。11月2日他宣布了辞职。
曹锟被囚之后，基本上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冯玉祥派一个营和他同吃同住，整天在一起。曹锟对前去探望他的人有时发牢骚，说：“当时你们大家拥戴我出来，这时大家又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有什么说的。”有时打听外边的情况，常问：“子玉（吴佩孚）在哪里？”他眼巴巴地盼望着吴佩孚能带兵前来“救驾”。当他听到曹锐突然死亡的消息时，哭得非常伤心，闹着要找老段（祺瑞）问个明白。不久，段祺瑞当上了执政，对他进行庇护。12月6日，段祺瑞装腔作势，下了一道命令：“曹锟贿选窃位，祸国殃民，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这是营救曹锟的一个巧妙办法，用十分严厉的措辞作掩护，把他从冯玉祥国民军的监控下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使其脱离了危险的境地。当然，他也一直没有受到“公判”。1926年春，冯玉祥刚刚撤出北京，他就恢复了自由。
此后，前来拜见他的直系部属和老亲旧友络绎不绝，这又使他忘乎所以起来，萌发了复位之心。为此，他加紧同张作霖相勾结。张作霖表面上支持他复大总统之位，他非常高兴。岂不知张作霖是想利用他作为一个过渡人物，然后取而代之。他还发出了通电，希望各地拥护他恢复总统职位，但事与愿违，各方面态度异常冷谈。这样，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而吴佩孚对他派去的说客回答得更干脆：“三爷这个人你不是不清楚，在前台他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面呆呆吧！”吴佩孚所以说得这样直截了当，因为曾在背后同自己的谋士们计议过，今后绝对不再拥曹了。曹锟复位之梦未成，便遁居天津英租界，做了一名超等寓公，直到1938年5月17日病死于本宅。
（摘自《物换星移――旧中国历次政府首脑更换实录》）
第六节 段祺瑞：元首中的“怪胎”
段祺瑞却成了袁世凯的救命稻草。
有其师必有其徒。段祺瑞乘袁世凯之危，用当年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和清廷的“两面威吓”的招法。
人们背后称段祺瑞为“段歪鼻子”。
“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
段祺瑞的如意算盘一开始就遭到了孙中山的坚决反对。
在竞选议员期间，安福俱乐部昼夜车马盈门。
段祺瑞像一个被刺痛了的野兽，狂怒不已。
“我是叫他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压在我头上的”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字芝泉。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1889年毕业后，赴德国学习炮兵科。次年回国，1896年被袁世凯奏调至小站，协助训练“新建陆军”，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1899年随袁世凯至山东镇压义和团，1901年袁任直隶总督，又随之往保定负责编练北洋军。1903年清廷设立练兵处，任军令使正使，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1905年调任第四镇统制，为河间秋操北军总统。1906年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充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1909年改任第六镇统制。1910年，任江北提督，驻清江，次年武昌起义爆发，任第二军军统，驰往湖北镇压。后授湖广总督。南北和议时，奉袁世凯意旨领衔北洋将领46人通电，迫清室退位。袁任总统后，充陆军总长。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镇压“二次革命”。
袁世凯称帝后，护国运动在云南兴起，向全国蔓延。袁世凯的皇帝梦非但被惊醒了，而且连他的宝座也岌岌可危。到了这个时候，那些争相劝进的北洋将领们也都不中用了。而段祺瑞却成了他的救命稻草。1916年3月18日，袁世凯与大谋士徐世昌密商后，把段祺瑞请了出来，为扶危救急，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对他说：“我老且病，悔不听你言，致有今日纠纷，若取消帝制，还需要你帮忙。”段当即表示：“当竭吾力相助。”段祺瑞说得情真意切，听起来也是肺腑之言。所以，3月22日，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次日，又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他在袁世凯面前表现的那么好，做得怎样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有其师必有其徒。段祺瑞乘袁世凯之危，用当年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和清廷的“两面威吓”的招法。来逼迫袁世凯交权于他，也就是外抗护国运动，内夺袁氏大权。当时，陆军部档案中有一份毛笔书写的材料，上面记载说，段祺瑞救袁世凯是立足于“保全总统尊位，而将实权划出”。“划出总统实权之法，第一当恢复（民国）元年约法，确定大总统、副总统、内阁旧制，组织确实责任内阁，使现大总统之实权消纳于阁中。”段祺瑞此时此刻提出恢复民元约法，组织责任内阁，表面上看似乎是同革命党人的主张相一致。但实际上大相径庭。他是借革命党人曾主张过的责任内阁，达到其既蒙蔽革命党人，又抵制护国运动；既保全袁世凯的总统名义，又实现向袁世凯夺取最高统治权的目的。
3月28日，他跟随黎元洪、徐世昌一起发出通电，要求各省“共图善后”，即恢复帝制以前各省状态。因段祺瑞与护国军及独立各省有关袁世凯退位的密电往来，也互有默契，所以，通电发出后，独立各省又进一步提出了袁世凯退位的问题。这就使以解决时局为己任的老官僚徐世昌也束手无策，内内外外都弄不出一个结果来，加之，段祺瑞“气焰逼人”，迫使其走投无路，非退位不可。这样，徐世昌只干了一个月的国务卿，就不得不拱手交给了段祺瑞。段祺瑞踢开了徐世昌这块绊脚石后，于4月21日任国务卿。可是，袁世凯死抱大权不放，下令说：“国务卿受大总统委托总理国务。”段祺瑞得到的是一张空头支票，没有满足他的欲望，他就消极怠工――不上任。袁世凯被迫于5月4日将政事堂改为国务院，改任他为国务总理。道路铺平之后，下一步就是把“总统之实权消纳于阁中”了。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袁世凯比起当年的清廷来狡猾得多，他对段祺瑞始终是保持着高度戒备，巧妙对付，只许段祺瑞帮他解围，而不准段祺瑞篡他的权，尤其是军权。段祺瑞也懂得，没有军权的政权是一个空招牌。为此，他呈请袁世凯裁撤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其事务及“模范团”、拱卫军统统交旧陆军部。袁世凯从段祺瑞的呈文中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不禁毛骨悚然。于是，他采取了“久拖不决”的对策，使段祺瑞无可奈何。
段祺瑞没有把军权夺到手，又不甘心挂着空招牌，就调过头来抢人权。他就任国务总理，首先就安排他的心腹徐树铮当秘书长。可是，袁世凯不得意这位“小诸葛”，便说：“段总理是军人，徐某亦是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秘书长，大不相宜。”段祺瑞听到这话，觉得袁世凯不识时务，便大发雷霆，把口里衔着的烟嘴摔到桌子上，厉声厉色地说：“时至今日还是如此，一点都不肯放手！”气得鼻子马上向左边歪斜过去了。这就是这位“北洋之虎”发怒时的面部形象。因此，人们背后称他为“段歪鼻子”。这时，段祺瑞的处境就像梁启超给他的信中说的那样：“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这样，他只能效法当年袁世凯不直接从清廷的“孤儿寡母”手中夺权之法，也不直接从这位“衣食父母”手中夺权，而借用护国军的力量来达到夺权的目的。可是，不久，袁世凯突然死去，使形势大变，他也就没费多大的气力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掌握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权。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后，以为自己是袁世凯的继承人，北洋派的正统首领，一切可以独断专行了。然而，事与愿违，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在袁世凯临死之前，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已是矛盾重重了，但由于有袁世凯维系着，它在表面上还是一个统一的团体；而在袁世凯死后，它就越来越明显地分为直、皖两大派系了。段祺瑞在这个集团中，没有袁世凯那样的“威望”，只能是充当皖系的头子，因此，他也就很难驾驭整个北洋军阀集团了，更何况在北洋之外，还有南方军阀、奉系军阀等大大小小的山头呢。这种格局必然造成政潮起起伏伏，政争连续不断的局面。
袁世凯死后，总统的宝座虚位以待。段祺瑞手下的喽口罗们无不劝他登上这个宝座，他自己又何尝不想一步登天呢。可是，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他思前想后，左顾右盼，觉得如果自己当上总统，必然会引起北洋军阀集团更大的分裂，也必然遭致西南护国军的激烈反对。于是，他就把一个手无寸铁、没有实力的黎元洪抬出来当上了大总统，充当其政治工具――傀儡、摆设和挡箭牌。正因为如此，他也就没把黎元洪放在眼里，对其摆出一副冷酷可怕的面孔和颐指气使的派头。然而，黎元洪也不像在袁世凯手里当政治工具时那么顺从了，竟然真的拉出总统的架式，也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当着手下人的面，指名道姓地骂道：“我是叫他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压在我头上的！”因此，他同黎元洪的“合作”，一开始就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府院之争”首开于黎、段对国务院人事安排，后经徐世昌出面调停，暂趋缓和。
不久，新的争斗又开始了。府院之间新的争斗不仅内容与以前不同了，而且还有了明显的国际背景，即帝国主义在幕后的直接操纵，所以，新的争斗往往显得格外复杂和更加激烈。
1917年1月，德国潜水艇在海上实行封锁政策后，总统府和国务院均同意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对德由抗议到绝交乃至宣战，步步升级，实际上就是参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府院又各揣心腹事。段祺瑞主张参战，则另有背景和目的。据冯国璋派到日本去搜集情报的蒋士立在密报中说：“近悉吾国参战原动，多出东邻。”东邻日本，继大隈内阁之后上台的寺内内阁，为进一步趁欧战之机扩大它在远东的势力，独占中国，决定扶植段祺瑞为新的傀儡。为此，寺内派他的心腹西原龟三到北京，商讨所谓“中日亲善”问题。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的更大的支持，于1916年12月24日亲自出马与西原密谈。日本帝国主义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他先进行了一番对外必先安内的说教，然后，就大加诱惑：向他提供借款，帮助他编练参战军，进而武力统一全国，这同段祺瑞的心愿一拍即合，所以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
日本独占中国的计划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有着极大的矛盾，因此，它们对西原与段祺瑞的秘密协议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它们的策划下，黎元洪及反段势力更加千方百计地阻挠段祺瑞在这方面取得成功。而段祺瑞则和他的心腹，幕僚们日夜麇集在府学胡同的宅中开会（所谓的“府学会议”），研究对策，认为这次处理对德外交问题的形势对他们有利，也是他们手中的有力武器，要想方设法利用这个问题来推倒黎元洪。在向德国提出抗议之后，对德绝交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段祺瑞向国会议员们作了报告，议员们没有提出异议。接着，国务院办理由大总统提交国会的对德绝交咨文。3月4日，段祺瑞带领内阁成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元洪说：“此案当再考虑。”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双方的一阵争吵，段祺瑞非常不高兴愤愤出府，当天辞职，去了天津。他用甩手不干的办法，果然将了黎元洪一军。黎元洪无可奈何，连忙派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淦去天津劝段祺瑞回京，并表示咨文可以盖印照发。同时，还请冯国璋去天津疏解。6日，段祺瑞才回到了北京。8日，黎元洪在咨文上盖印，提交国会后被通过。
“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
4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就美国对德宣战一事向中国政府作了通告。段祺瑞继续坚持利用参战这一问题推行他的对外政策。他为了摆脱来自各方面的掣肘，给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4月下旬，召集依附于自己的一些省的督军来京，组成“督军团”，促进外交。在他的导演下，29日，督军会议议决赞成他的外交政策。5月1日，内阁决定，由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山东督军张怀芝等人到国务院请愿，要求即日宣布对德宣战。两年前袁世凯玩过的“自请自愿”的把戏又重演了。
第二天，这些身着军服，帽子上插着鸡毛翎的将军们进了总统府，公推善于辞令的李厚基向黎元洪“报告”，实际是对黎元洪进行威胁。不过，黎元洪还真有点胆量，以“军人不能干政”为题把督军们训斥了一顿。当天晚上，黎元洪的拥护者们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总统脾气发得真好！”段祺瑞则认为，黎元洪训斥督军是有意给自己难堪，十分愤慨。当天晚上，也召集他的拥护者们在府学胡同商量对策。这时，武夫们又大喊大叫了起来：“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
5月6日，段祺瑞带着“对德参战提交国会案”，率领内阁成员来到总统府，让黎元洪盖印。黎元洪随便翻阅一下就递给了身旁的一位姓唐的监印官，这位监印官有恃无恐，气呼呼地说：“此案我不能盖印！”竟把文件推了回来。这一下子惹恼了段祺瑞身边的教育总长范源廉，他大吼一声：“尔何人！不配说不盖印！”说时迟，那时快，跨步向前，猛力一推，把这位监印官从门里推了出去，门上的玻璃撞得粉碎。段祺瑞气得鼻子一歪，一言未发，不辞而走。黎元洪怕再闹出什么新花样来，亲自动手盖了印。堂堂的国家最高当权者在如此不体面的厮厮打打中处理国家大事，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样处理国事，国家不衰败，人民不遭殃，岂不成了怪事！
段祺瑞步步进逼。他把从袁世凯处学来的招术用完一套再用一套。5月10日，国会开会审查提案的这天，一支又一支光怪陆离的队伍出现在国会前。他们自称“公民请愿团”，其中有段祺瑞手下的干将傅良佐雇用的街市流氓充当的“五族公民”，也有“陆海军人代表”。这伙乌合之众手里拿着小白旗，向议员们散发“请愿书”和“警告”传单，如不接收，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因此，有十几名议员未等国会召开就受了伤。接着，2000多人的“请愿团”重重包围了国会，要求当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们出院，一直闹到晚上9、10点钟也没有一个结果。因为这是“旧戏重演”，议员们又大都经历过袁世凯曾经搞过的那个场面，所以，“不管公民团”如何张牙舞爪，威恐恫吓，也不慌不乱，还谈笑自若。解铃还须系铃人。段祺瑞一亲自出马，“公民团”也就一哄而散了。
段祺瑞偷鸡不成反蚀米。“督军团”“公民团”一闹腾，不但使他更加不得人心，反而授人以柄。黎元洪抓住这个把炳，煽风点火，一再声称：“此次捣乱行为，当由内阁负其全责。”内阁成员也纷纷辞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样，国务院例会不能举行，总理无事可干。黎元洪当然幸灾乐祸，非常开心，说：“阁员没有了，看他如何做光杆总理！”还逢人就问：“光杆总理做得下去否？”5月19日，国会以国务院不能举行例会为由，缓议对德宣战案。这更加使段祺瑞陷入窘境，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可是，他横下一条心，来了个我不辞职，看你奈我何！于是，便照常去国务院办公，支撑着“一人内阁”的局面。然而，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又担心黎元洪免他的职，为了有所准备，他让秘书起草了一个辞呈，不料，徐树铮不同意，把辞呈从秘书手中抢过来撕了。果然，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了他的职。他没有别的办法，就以国务院的名义致电各省，宣称这个命令未经总理副署无效，以示抗拒。然后，便离开北京去了天津。霎时间，他在天津的住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各式各样的人物进进出出，一个个阴谋从这里出笼，一个个行动从这里开始了。
督军团在北京胡闹了一阵子之后，应张勋电邀纷纷去了徐州，召开了徐州会议。段祺瑞派他的代表徐树铮参加了会议，并开始实施他阴谋计划的第一步――借刀杀人，即利用张勋推倒黎元洪，因此，张勋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复辟的条件，徐树铮不表示反对，似乎还表示同意。5月29日，段祺瑞和倪嗣冲在天津策划后，倪嗣冲在蚌埠首先宣布“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尔后，奉天、陕西、河南、浙江、山东、黑龙江、直隶、福建、绥远、山西等省的督军们纷纷响应。与此同时，段祺瑞在天津设立了“各省军务参谋处”，与黎元洪分庭抗礼。这批赳赳武夫们的举动颇似要搞兵变，吓坏了手无寸铁的黎元洪。他饥不择食，接受了李经羲的建议，电召张勋入京调解时局。张勋乘机带兵进京，演出了一出复辟的丑剧。黎元洪追悔莫及，迫不得已，于7月1日写了一道命令，派秘书秘密出京，送给了段祺瑞。命令的内容是免去李经羲的国务总理职务，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请求他举兵讨伐张勋。同时，黎元洪还让这位秘书在天津发出了请冯国璋代行总统的通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