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七人为内阁议政大臣；授万绳木式和胡嗣瑗为内阁阁丞；
授梁敦彦兼外务部尚书、张镇芳兼度支部尚书、王士珍兼参谋部尚书、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
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授原来各省的督军为总督、巡抚和都统（全国只设直隶、两江和两广三个总督，张勋自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任两广总督；其余各省均为巡抚）。
从以上政纲和主要官吏任命，可以看出张勋对于旧的封建体制未有丝毫改进之意，而且他在主要官职安排中，竟然真的把段祺瑞完全甩过了一边，徐世昌、康有为也都只给糊弄个空头职衔亦可见其对段祺瑞的讨厌和对文人刀笔吏的瞧不起。这种安排不仅段祺瑞、徐世昌不可能接受，连康有为都气得在毓庆宫当着张勋等议政大臣的面甩下一摞草诏，拂袖而去。张勋为平息其胸中不平，只得请小皇帝补发了一道“上谕”，给他加赏一个头品顶戴，才算勉强平息了一点心中怒火。
至于张勋本人，为了表示谦让，他再次请求辞去朝廷新任命的各项职务，要求“回徐州练兵”。但是众议政大臣一致坚留，原摄政王载沣以为张勋还嫌官职太低，甚至提议赐封其为“忠勇亲王”。吓得张勋以头叩地不计点数，表示坚辞不受，这道封爵“圣旨”才未正式颁布。当然，这也很难表明他不想称王，而更大的可能是，他已经感到了心虚。他现在已经获得了比北洋同僚中其他任何人都大的“利益”，而这种肥私利己的行为，已经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标榜的不计个人得失的慷慨诺言，足以令人眼红，再给弄个王爵，那还不叫人把眼眶都鼓裂了？因此，议论到最后，官爵还是照已颁之“上谕”办理，不再任意变更。然而，不管张勋在安排官职问题上如何小心谨慎，他终于无法抹平一个个野心勃勃的北洋同僚之间的关系。这也就为他的即速失败埋下伏笔。
现在剩下两件大事，一件是要叫黎元洪补呈一张奉还大政的奏折，并且叫他自动搬出总统府，把三海还归皇室。一件是电令徐州张文生火速派兵北上增援。
讨论第一件事时，有人主张把黎元洪和天津的段祺瑞这两个对政局有重要影响力的冤大头分别软禁于北京城内适当的场所，以免他们在外面和各方人互通声气，致生意外。但张勋说：“我和段氏多年同胞，此次复辟又得他多次口头赞同，今若将他强接来京予以监视，未免有伤体面，此举为之不义；至于黎元洪，本是庸碌无能之辈，无关重要的人，如对他相逼过甚，恐怕他自寻短见，此举为之不仁。不仁不义之事，本人不忍下手。”于是，决定派帝师梁鼎芬前往劝说黎元洪交卸政权并授新封的一等公爵位。同时，命胡嗣瑗急往南京请冯国璋实践赞成复辟之前言，赶快派兵汇同张文生的增援部队一道北来助王。
尽管自从复辟行动一开始，张勋就因为李长泰、刘金标两个卫戍师不听指挥而心里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但整个北京城里，皇宫内外，却由于清皇朝复活而显出好一派“欢腾”景象。7月1日天刚亮，警察就挨家挨户叫挂黄龙旗，有的人家没有，就临时用纸糊；前门、顺治门一带，早已倒闭的龙旗店又应时开设起来，并雇请画工临时画就，以供急需，利市三倍，生意兴隆。一时间，沿街檐瓦间，绸做的、布制的，长的、短的、方形的、三角形的，新制的、褪色的各式各样的黄龙旗飘飘曳曳。卖报童子满街跑叫，一张号外卖到六个铜钱，比一份日报还贵。许多人跑到戏装道具店去央求店伙计用马尾巴给做上一条假发辫。翎顶、蟒袍也成了热门货，连用来装殓死尸用的、价值仅20元一套的寿衣，也被作为朝服用120元的高价抢购一空。一些前清遗老遗少纷纷拥进京城，招摇过市。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凡年满六十，在前清曾任二品以上官吏者，无不趋跄恐后，匐匍来京，躬诣宫门，恭请圣安，或辗转托人，通刺于南河沿张大臣之邸第。所有招摇过市之车马皆翎顶辉煌，衣冠楚楚，身穿开气亮纱袍者有之，加补服者有之。即东西车站每次抵京之火车，所满载之客，亦皆须发皓然之老翁。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曰：此某尚书也，此某侍郎也，某巡抚也、某关道也、某翰林编修也。彼辈携手下车，洋洋自得。而一时间西河沿、打磨厂一带之旅馆客寓，大有在坑满坑，在谷满谷之概，可谓热闹极矣”。街面上的情形大抵如此。那么，皇宫里面呢？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特别多，因人数仍嫌人不够，临时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了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却不知道，几个太妃正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根本没有闲工夫来接见他们。
几乎所有的前清余孽们都欣喜若狂，全身心地沉浸在复辟成功的巨大欢乐之中。只有张勋心里清楚他面临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四面楚歌梦成空，仓皇退出天安门
7月2日，事态开始变得复杂化。有消息传闻“孙文乱党”等诸社会名流正在上海声讨复辟；而北京城里的黎大总统亦未接受清帝的封爵、未办理还政于清的文牍手续便逃进了日本使馆避难，并秘密派人赴天津、上海通电请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孙文和西南数省的反对，早在张勋预料之中，不足为奇。但黎元洪本是瓮中之鳖，却给他捅出一个最大的娄子，实为其始料所不及。他这才意识到日前有人提出应将黎、段软禁起来的建议的重大意义。他知道自己犯了当年宋襄公“大兴仁义之师”的错误，现在悔之晚矣。
果然，7月3日，段祺瑞又在天津对他发难，通电宣布“受命讨逆”。冯国璋也便因为谋当总统如愿以偿，而毫不踌躇地把已经为他谋当总统创造了条件的“张大哥”卖了出去。他声明反对复辟，要把“大哥”当成敌人来打。7月4日，冯、段二位又联合通电，兴师“讨逆”。致使情况急转直下，迅即恶化。
自从段祺瑞7月3日在天津组成所谓“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并于马厂誓师之时起，全国各省已相继通电反对复辟。张勋便知难免一战。那么，现在惟一指望的是徐州的援兵赶快到来。然而，发往徐州催援的电报却如泥牛入海，了无消息。直到7月3日傍晚，张文生的信使才赶到北京，“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勋密电的指令，给张勋送来了24盆兰花。张文生是张勋最忠实的部属，然而，到了关键时刻，却也舍不得拼出性命为主帅殉难。他实际上早在7月1日凌晨即已接到张勋电令：“速送兰花二十四盆”，也就是要他发兵24营驰援。他当时曾命令辫子兵连夜准备，只等次日天明即登车北上。但天明后，即连续接到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处来电，劝他谨守徐州，切勿轻动，“以免反害了张大帅”。他迟疑了一下，接着，各地对复辟不利的反应便给纷纷传来。他知道大势已去，事不可为，便故意装作不懂张勋电意，真的派几名参谋干事送了24盆兰花进京交差。张勋见此，乃知人心之不古，实已无可救药矣！
7月5日，段祺瑞在天津宣布就任国务总理。6日，冯国璋在南京任代理大总统，并下令撤销张勋的长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之职，而以倪嗣冲继任。张勋往日的“盟友”“兄弟”已背叛得一个不剩。当日口口声声宣称“唯大哥马首是瞻”的冯国璋自不用说，连当日主张复辟最激烈的倪嗣冲也成了“讨逆”的皖晋豫三省联军司令，而且张开大口直接吞并了他驻扎在徐淮多年的2万多辫子兵；连最亲密可靠的东北“胡帅”张作霖和直隶曹锟，也因为不满张勋仅封给他们一个巡抚职衔而犯颜抗礼。曹锟更踊跃担任了“讨逆军”西路总司令。为了说明师出有名，各昔日之“铁哥们”除了公开宣电反对复辟之外，还另有私电特致张勋，谓“大哥行事专断，事前未予妥商，致有今日之乱，实为吾兄自取”云云。
其实，张勋到达北京之后，曾经致电各省督军商量过是否即行复辟的问题，并未完全独断专行。如今众人反责他所谓“事前未予妥商”之言，无非指的是封官晋爵之事（尤其是张勋本人担任首席议政大臣问题）未予妥商罢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既然如此，那老子就向你们道个歉，总该可以吧？”张勋心里想。于是，7月6日致电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安徽省长倪嗣冲、浙江督军杨善德、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洛阳驻军师长张福来、湖北督军王占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山西督军阎锡山、陕西督军陈树藩说：
保定曹仲帅、济南张志帅、蚌埠倪丹帅、杭州杨树帅、福州李培帅、南昌李秀帅、开封赵倜帅、洛阳张师长、武昌王春帅、奉天张雨帅、太原阎百帅、西安陈伯帅：
前荷诸公莅徐州会议，首由张志帅、倪丹帅、赵倜帅、李培帅及诸代表揭出复辟宗旨，坚明要约，各归独立。前言在耳，皇天后土实鉴监之。故弟带队北上，临行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宗旨为言。弟之托任调人者，以未得京师根本之地。及弟至津、京犹未敢揭出本题，盖以布置未妥，未敢冒昧从事。故请解散国会，听李九组织内阁，并请各省取消独立。所以示天下所不疑。及事已熟，乃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计，奏请皇上复位。然事前未与诸公奉商者，恃有徐州会议之要约也。今事已举办，皇上御极日，万众欢腾，亦可见天心民意之所在。诸公意怀难望，复电均以事前未商为言，闻之不胜惭愧。然徐州会议之要约，诸公岂忍寒盟？且天下苦共和久矣，舍复辟安有补救之方？诸公明哲素有同心，若疑弟专擅，顿食前言，则弟一身不足惜；设国事动摇，将陷于危亡之地，诸公岂不因小嫌而误大局？同属北派，何忍同室操戈？用特沥血披诚，务恳飞速赞成，以践前约，万勿稍存意见，天下万幸。特陈委曲，万乞见谅，立候赐音，是所至盼。
这一通电报，当然不会发生任何效果。到了7月7日，段祺瑞拼凑的“讨逆军”相继逼近京师。张勋决心拼死抵抗，遂派辫子军统领苏锡麟率曾表示愿听调遣的近畿卫戍部队的吴大鼻子旅所属的一个团前往廊坊布防。队伍开到接近廊坊的万庄车站即与冯玉祥的部队遭遇。苏锡麟本想组织队伍与对方拼一拼，但吴大鼻子这一团兄弟下车后，却由团长率领在站旁的空地搭上枪架，坐在地上休息，不再听从苏的指挥。冯玉祥部一枪不发，即受降了这一团卫戍部队。苏锡麟只得单人独马灰溜溜逃回了京城。这就是历史上所谓“讨逆军大败辫子军于廊坊”的神话的原形。历史书上还根据当年段祺瑞、冯玉祥的牛皮“战报”，说什么“讨逆军”如何如何英勇善战，如何如何打得辫子兵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实际上据苏锡麟后来回忆，这一仗，辫子军本部根本未出一兵一卒参加，整个的仗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打”的。
苏锡麟回到张勋家，向张勋报告了廊坊布防的遭遇，并说，他认为杨桂堂和吴大鼻子两旅长实际上都已与“讨逆军”串通了，所以已不能指望他们帮助守卫京城，一切只能靠4000名辫子兵自己。张勋闻报，怒不可遏，跳脚大骂道：“妈那个巴子！他们推我出来进行复辟，这是耍咱，咱不能孬了，豁出去了，拼命也得跟他们干！到时候咱就抖露抖露，是我一个人要出来保皇上复位的吗？”接着，他又操起电话命令驻天坛的李辅廷立即率其统领的另外6营约2500名辫子兵收缩到内城集中保卫皇宫，可是，李辅廷居然也被段祺瑞先期派人以20万两白银收买而去，全体官兵不战而降。张勋气得摔了电话，双手叉腰，怒冲冲地在花厅里来回兜圈，蹬得地板“咚咚”响。
恰在这时，天上传来“嗡嗡”的飞机马达声，随即“轰隆”一声巨响从皇宫方向传出，根据军事知识判断，这一定是南苑机场“讨逆军”的飞机扔炸弹了。果然，不一会儿，皇宫卫队急电报告，“叛军”飞机共扔下炸弹3枚，其中落在御花园水池和交泰殿侧隆福门檐瓦上各一枚均未爆炸，惟落在乾清门前的一颗当场炸死一名轿夫。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一次空袭，也是中国空军进行的第一次实战投弹。但实际上也不过就是一次威吓行动而已，并不能真算是什么“实战”。然而，就这么吓唬一下也就把个清朝皇宫吓乱了套。溥仪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在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口曹杂，乱成几团。
不过，辫帅张勋却毫无怯意。尽管此时，他的军事力量只剩下了苏锡麟所部四个营约1500余名辫子兵，连他自己心里也很明白，靠这么点兵力，在军事上已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败局业已铁定。但他仍决心拼着鸡蛋往石头上一撞，以尝尝那一阵悲壮的粉身碎骨的快感。于是，他一面命令苏锡麟将队伍拉到前门箭楼以内至天安门前，西至中央公园，东至东交民巷北口一带的范围之内，布置了防御工事，准备好临终前的最后一搏。但同时，却又于7月8日向全国发布通电，试图以个人让权的方式弭息战祸，以免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的彻底完蛋。其电文云：
我国自辛亥以来，因政体不良之故，六年四变，迭起战争。海内困穷，人民殄瘁，推原祸始，罔非共和之厉也。勋以悲天悯人之怀，而作拯溺救焚之计，度非君主立宪政体，无以顺民心而回末劫。欲行君主立宪政体，则非复辟，无以定民志而息纷争，此心耿耿，天日为昭，所幸气求声应，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与共谋，东海、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稽。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嗣以事机牵阻，致有停顿，然根本主义，讵能变更？现以天人会合，幸告成功，民不辍耕，商不易市，龙旗飘扬，遍于都城，万众胪欢，咸歌复旦，使各省本其原议，多数赞同，何难再见太平？不意二三政客，因处地不同，遂生门户之见，于是主张歧见，而以专擅见规，遽启兵端，集于畿辅，人心惶恐，辇毂动摇。勋为保持地方治安起见，自不能不发兵抵御。战争既起，胜负难言，设竟以此扰及宫廷，丧失利权，则误国之咎，当有任之者矣。唯念此次举义之由，本以救国济民为志，决无丝毫权利之私搀于其间，既遂初心，亟当奉身引退。况议政大臣之设，原以兴复伊始，国会未成，内阁无从负责，若循常制，仅以委诸总理一人，未免近于专断，不得已而取合议之制，事属权宜。勋以椎鲁武人，滥膺斯选，辞而后任，方切惭惶，故于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行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但使邦基永定，渐跻富强，勋亦何求？若夫功罪，唯有听诸公论而已，敢布腹心，谨谢天下！
可是，现在无论是冯国璋，还是段祺瑞，都绝不会有兴趣再听“张大哥”这番唠唠叨叨的辩白了。稳操胜券的“讨逆”将军们更不可能放纵他再“率队回徐”去当一名无法无天不便约束的辫子军大帅，他们最希望张勋选择的道路，当然是去天堂拜见那位不会倒台也无须闹什么复辟的玉皇大帝。
于是，在段祺瑞指挥下，各路“讨逆军”于7月9日从四面八方把京城包围了起来。其中安定门外为第一师，西直门外为第十二师，朝阳门外为近畿军第一旅，广渠门外为第一师第二十九团，永定门外为第十一师，彰仪门外为第三师、二十师，共计约5700人；拥有大炮七十余门，机枪80余挺，此外，还有飞机若干架。而张勋的辫子军总共不过1500名，按照兵力对比，“讨逆军”完全用不着采取什么围城态势，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黄龙；或者更简单一点，再派一架飞机从张勋头顶上扔几颗炸弹，在当时那种毫无防空工事的情况下，准叫张勋粉身碎骨。但段祺瑞担心打起枪炮来影响各国驻华使馆安全，得罪了外国爸爸不好办。特别是张勋的南河沿宅邸离东交民巷使馆区距离很近，当时从飞机上向地面目标扔炸弹的准头大体也不亚于盲人骑瞎马，弄不好一颗炸弹扔在洋大人头上，少不了又要赔掉半个中国。因而，段祺瑞顶希望的还是不发一枪一弹，便把张勋捉拿到手。
不战而擒张勋的办法，自然是一面造成大兵压境的气势，威胁瓦解辫子军军心，一面继续开大价收买张勋部属，使他们反戈。为此，段祺瑞在围定北京之后，先后派遣驻京辫子军统领苏锡麟的朋友、亲属等共三批人马，以10万银元和一个实缺镇守使的官职，诱逼苏锡麟弃张投降。然而，段祺瑞这回却碰上了一名真正的好汉。苏锡麟竟然不顾一切诱惑，决心为保卫辫帅而血战到底。段祺瑞见买不动苏锡麟，只得转而请王士珍出面，直接说服张勋本人交出军队投降。王士珍还保证联络各国驻华公使签字担保张勋生命财产之安全。
